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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二节 长江流域的环境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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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洛阳（311年）和长安（317年）陷落之前，数十万汉人——有可能达到100万左右——就已逃向南方相对较为安全的长江流域，甚至继续深入，到达了南海（后来的广州），而秦朝军队的戍边和汉朝的开发政策在更早时候就已将一些汉人移居到这里，因此当新一拨难民抵达时，南方已经不完全是边疆或者未知的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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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迁避乱的大军中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名叫葛洪。葛洪的祖辈在汉朝时就已南迁并定居到长江北岸，还曾在汉朝和晋朝为官。303年，葛洪率兵成功镇压了当地的叛乱，但他没有选择留在北方接受皇帝的封赏，他的一位故友时为广州刺史，邀请他做参军，葛洪于是欣然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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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的这位好友在他动身前往广州时被人杀害，不过葛洪仍然去了南海郡，并最终遁入南海郡以东的山林中做了隐士。葛洪以道教学者、炼丹家为人所熟知，他的一些著作也得到了保存。[1]他从道家思想的角度出发去探究心灵和身体的内在意义，还炼制了很多种丹药来治病和寻求长生不老，他的儒学知识则用在了思考国事上面。不过最近在他的其他方面著作中所发现的一些新信息，又将他置于了中国环境史当中。中国南方的很多地区都有瘴气存在，而在葛洪的著作《肘后备急方》中，除了记录各种丹药、药水和草药之外，还记录了一个配方来治疗一种发热疾病，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疟疾。他在其中建议将青蒿叶子泡水后绞汁饮用，在第七章中我们会看到，20世纪晚期中国的研究人员重新发现了这个文献，并科学地证明了青蒿（Artemisinin annua）确实含有一种有效成分可以治疗疟疾。[2]出于本章论述此事的目的——在科学论证该草药治疗作用之前的一千七百年——我们推断，葛洪可能是从他所遇到的当地人中搜集到了这个治疗方法，有可能是在低洼地带务农的泰语族群，或者是如瑶和壮这类为躲避汉或隋统治而逃入南方山林中的非汉族群。[3]也许是这些人发现了青蒿能够治疗疟疾，但这个知识在南方各族群中有多普及我们无从得知。奇怪的是，虽然葛洪在他的书里记录了这个配方，但一千七百年以来汉人却完全将它忽略了，这个高效的治疗方法——而不仅仅是治标——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而任由疟疾在中国南部、中部和西南地区肆虐。疟疾成了一种地方性的疾病，等待着北方新鲜血液的到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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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4世纪初晋都城的陷落，除王室之外，还有曾经住在都城地区的贵族，也带着随行的家人、护卫、佃农甚至请求庇护的邻人——浩浩荡荡数十万之众——来到了长江流域。在长江南岸，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建康（即后来的南京）作为流亡晋朝的首都。这些人带来了他们的思想、制度和文化规范，并希望能在南方将这些重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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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几近奢望，因为南方的自然环境与北方截然不同：“这里的景色完全不同：原始的长江峡谷，广阔的湖面，沿着海岸线则有陡峭的高山从狭窄的沿岸平原拔地而起。人文景观也是陌生的，长江流域的方言北来的人往往根本听不懂，这里的传统和习俗北方人也从未接触过。此外，在这些南方汉人聚居地以外——通常也就是周围——就是原住民的居所，而这些人的生活在当时尚未受到汉人的影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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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外，最近的汉人聚居地在建康东南方向几十英里处的太湖周边和杭州湾，还有一些汉人聚居地则要上溯到长江中游与汉江交汇处，或者更远的四川盆地。除了这些，在中国近海，南海郡和交州（今天的越南）也散布着一些边远的汉人居民点。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汉人农民在政府的保护下，彻底改变了整个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这里也由此成为世界上最丰产、最富饶的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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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平原的交通运输主要依赖道路和马车，而到了南方，河流和船只接替了这一功能。“所有这些（新的）定居点都位于地势很低的平原和河谷之上，那里的地形非常适合水稻种植。在这些农田之间则是茂密的山林，居住着蛮、僚、俚和溪这类原住民，他们中绝大部分还没有受到汉族生活方式的同化。这个温暖、潮湿、多山而森林茂密的环境，与北方尘土飞扬的平原是那么的不同。长江和它的主要支流如汉江、湘江和赣江把南方这些汉人聚集的中心都串联了起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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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在南方的军事实力虽然一开始很弱，但随后得以发展并被用于“开化”南方的前沿地区。例如，一位将军包围了长江口以北的一大片沼泽地，继而纵火，将逃出来的上万户平民悉数抓获充为军户。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些平民在当地原本都以种稻为生。另外一些将领则袭击和抓捕山区的居民来扩充军力，居住在四川盆地周围山区的僚人，还有位于长江流域与最南面的广东之间南岭地区的俚人以及广泛分布的蛮人都受到了这样的冲击，其中蛮人对汉人的抵抗最为强烈，特别是在5世纪时期。在一次行动中，一位将领抓获了2.8万名蛮人，而另一次则超过了20万，这些人都被编为军户以作为汉人的兵源。虽然经过了这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他们并没有那么轻易或全部被征服。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冲突在此后又延续了长达一千年之久。汉人针对这些原住民的战争，也就是针对当地环境的战争，因为赶走这些人之后，汉人在此定居就是为了将这里改造成一派田园风光——不是北方的旱地农田，而是水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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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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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土地河湖密布，还有茂密的森林覆盖着山地和丘陵，并不适宜开展农业种植。因此要将这里变成农业景观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这些通常都是由与王室关系密切的门阀世族提供的，后者获取了新开发地区的大片土地，其中特别是太湖周边地区逐渐成为开发的中心并最终发展成世界上最富有的农业区之一。这些门阀世族不仅有朝廷的支持，自己也有武装力量用以防卫，必要时位于建康的东晋朝廷还会派兵帮助。这些门阀世族首先围起栅栏，随后筑起围墙，从长江下游开始，逐渐将南方的土地改造成了精心管理的水稻田。某种程度上，这些新开发的地区与周朝的拓殖地很相似，并且也有着相同的目的：用农田替代森林和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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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在第二章中了解到，无论是长江下游、中游甚或是在后来成为南海郡的边远地区，南方水稻种植都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这里的非汉族群早已发展起一套复杂的水田稻作技术，到了战国时期，楚国依靠这里稻米种植积累的财富，组建起了一个富有而强盛的国家并与北方诸国争霸。所以，在4世纪北方游牧民族将汉人赶到南方长江流域的时候，这里既不是无人区，也并非一潭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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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很快就学会了水稻种植，并以此为基础支撑起他们的国家。这其中最好的范例来自长江入海口以南的下游地区，也就是今天杭州和苏州等城市的所在地，这里逐渐成为长江三角洲农业财富的中心区，产出大量的稻米，不过这也是历经几个世纪的努力后才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汉人发明了将南方多水的土地改造成高产稻田的技术和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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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人第一次迁徙到这里时，当时的长江三角洲和杭州湾地区还不适合人类居住。公元前3世纪时盘踞在这里的越国也只是定居在地势较高的丘陵、斜坡高地或者冲积扇上，而不是沼泽和河谷低洼地带。事实上，这类低地“虽然面积很大，但其中充斥的都是苦咸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杜绝了人们的造访。这些水域无论是面积还是水位高度波动都很大，因为从高地流下的溪水量存在着季节变化，同时还配合有潮汐的周期性波动……处于地势较高平原上的人们可以照常维持他们的农业生产活动，而身处杭州湾附近低洼平原以及东部沿海沙地的人们则从事盐业和渔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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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汉人来说，要在这些潮湿低洼的河谷中定居和耕种，需要的不仅仅是稻种，还得有一整套将沼泽湿地改造成农田的方法。人们后来为此建造了绵延数英里的土石工程，称为“圩田”，每一个圩田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这些条件都要等到宋朝时才能实现，我们在本章稍后部分会提及。而在此期间，一些小型工程也在这些新开发的地区逐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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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早期帝国时期长江下游人口稀少，直到公元140年之后，人们通过围堤筑坝，将众多从山区高地流下来的河溪截流，部分汉人才涌入了这一地区。筑坝造就了一个名为镜湖的大型人工水库，周长达到148公里，面积20 600公顷。在镜湖上有43个调节水位的闸，这些闸门定时开启，为农民开辟大片的农田创造了条件。数年之后，公元173年，另一个人工水库南湖也诞生了，它为正在成长中的杭州城提供了水源，同时也灌溉了大片的农田。到了公元300年左右，人们还开通了连接西兴镇和曹娥江、专用于商业运输的运河。所有这些水利工程都是由政府设计、指导和组织施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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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来理解所有这一切的重要意义呢？首先，水稻种植有其特殊性，需要精确控制水量和灌水的时间。为了确保水稻良好的生长，整个稻田里的水位必须保证是一致的，这意味着不仅在耕种前需要把土地充分整平，还要在每块田地周围筑起围堤，并配有水闸来排水和灌水。鉴于这些要求，为了保证土壤能够平整以用作种植，稻田往往面积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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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水稻与其他粮食作物有所不同，它生长所需的大部分营养来自水，因此土质反而不如水质重要。事实上，要经过不断地浸泡和排干之后，土质才变得最适合水稻生长，与旱地种植的土壤不同，稻田是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肥沃和高产的。“稻田的独特性在于，无论土壤的原始肥力如何，经过数年的连续耕种之后，它的肥沃程度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并几乎可以无限期地保持……这种改变需要长年定点的辛勤劳作，没有数个世纪也得有数十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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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稻米营养丰富且十分高产，尤其是与旱地作物例如稷或麦相比。对于旱地种植来说，农民需要留出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收成来作为种子以备明年耕种之用；而稻米由于产量相当高，只需留出5%即可。此外，水稻生长在更为温暖的环境中，因此农民可以在同一块田地里通过水稻和其他作物的轮作实现一年两收甚至三收，由此支撑起一个越来越庞大而密集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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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鉴于水稻种植所需的劳动量以及稻田的小块面积，白馥兰令人信服地指出，水稻种植更青睐家庭式农作，而非由地主或其代理人监督管理的农民耕作。要监督农民确保土地平整、作物都以相当的速度生长以及锄草除虫，需要投入的劳动量几乎要和实际的农作一样多。白馥兰认为这一事实将天平向实际劳作的人们倾斜，并阻断了庄园式经济——那种不仅大量土地归地主所有，而且农民们也归土地所有者管理并为他们工作的方式——的发展。所以，虽然富人们，譬如4世纪初刚刚逃到南方的那些贵族，能够拥有大量的土地，但最终对他们来说更合适的方式还是将土地租赁给各农业家庭，让他们自己去决定种什么、怎么种以及什么时候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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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家庭式的水田稻作技术首先是在长江下游地区发展起来，随后再由政府将其推广到整个中国南方。正如斯波义信（Shiba Yoshinobu）所述：“从一开始，汉人就因他们普遍趋向于居住在河谷低洼地区而与众不同，他们向世人证明了他们有这个才能，能够为排干和驯服低洼土地发展出一套先进的技术以及相应的组织方法。”[10]整个长江流域的河谷地区都经过了这样的改造，不过水田稻作技术还不仅限于排干和驯服河谷低洼地带，在专业农民的指导和监督下，人们还将眼光投向了山区的坡地，他们修建的坡改梯田一直通向了山顶（参见图4-4左下角图）。虽然这种结果并非是必然的，但我们将看到，到20世纪早期，中国南方大量的低洼地带都已被改造成了灌溉的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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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们在北方将橡树林改造成农田，将生态系统转变成单一的、由农民操控的农业生态系统，并尽最大可能从农作物中获取能量一样，开发南方的水稻田也是要建立一套新的农业生态系统，其目的显然与旱地农业是相同的。不过积水会吸引各种鸟类的到来，特别是当农民将鲤鱼等鱼类引入稻田之后，这些鱼类还可以吃掉杂草和蚊蚋幼虫并最终被捕捞上来。青蛙也很适合在这个泥泞多水的环境里生活，并吸引了掠食性动物如虎等来此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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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田农业在宋代（960—1279年）持续扩张到中国南方各地的故事将在本章后续部分详细介绍。这里的要点是，由于南方的环境与北方迥然不同，汉人需要开发出新的技术，稻田就是这项技术的基础，再结合能控制洪水的堤坝，从而大规模地改造了南方潮湿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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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中一部文献的英译本可参见James R.Ware，Alchemy，Medicine，Religion intheChinaofA.D.320：TheNeiP’ienofKoHung（Pao-p’utzu）（Cambridge，MA：The M.I.T.Press，1966）。魏鲁男（James Ware）还翻译了葛洪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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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lisabeth Hsu，“Reflections on the‘discovery’of the antimalarial qinghao，”BritishJournalofClinicalPharmacology 61，no.6（2006）：66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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