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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隋的开国皇帝，杨坚将主要的精力投在了建立统一后所需的体制和文化元素上，其中包括在历朝历代选址建都的渭河沿岸，靠近长安的地方建造一座新的都城。杨坚604年逝世（死于一些学者认为可疑的原因），他的次子炀帝在粉碎了其兄夺取王位的图谋之后，即追随他的脚步“将汉朝的模式填充到帝国每个角落”[4]。隋炀帝精力充沛，大刀阔斧地在黄河下游建起了一座新都城洛阳。这是一座在历史上几起几落的城市，曾经是晋的都城，随后被毁，之后再修，再毁。他还承继了父亲已着手开始的大运河工程，鉴于运河在中国环境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应该在进入唐朝之前先将其仔细审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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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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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的创始人很可能并没有那么宏大的视野去将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通过一条内陆运河连接起来。他一开始只是重新挖掘了一条约一百英里的汉朝时的旧运河，将位于渭河边的都城与黄河联系起来，以获得条件优渥的华北平原的粮食供应。他的儿子在605年开始了一个野心更大的计划，往南继续延长运河，将从黄河直到长江三角洲以南的杭州之间所有的水系都连接起来。他还修建了一条东北方向的渠道，西起黄河与洛河的交汇处，终于今天的北京。修建这些工程所需的确切人数我们还不清楚，但每一次的工程报告都记录有动员了100万～500万男女劳力。[5]无论调动了多少劳力，这项浩大的公共工程在很短的期限内就完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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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世纪蒙古征服中国并将首都选址大都之后，又改变了大运河的方向。蒙古人舍弃了运河通往长安和洛阳的部分，改为一条向北穿过山东省的更直的路线，其间他们解决了一条绵延千余里的运河上出现的众多工程问题，包括两次超过100英尺的水位抬升。正如李约瑟所述：“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工程，而当人们意识到它连接的是世界两条最大的河流（长江和黄河），而其中一条还是最为多变的河流（黄河）时，更能体会到它的惊人之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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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对随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以及中国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大运河再加上天然水路的连接下，中国成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和经济体，身处北方的统治者可以开发取用全国的自然和农业资源。此外，四川盆地与长安之间早在汉朝时就已通过陆路联系在一起，“灵渠”也穿过遥远的南岭山脉，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通过湘江与漓江联系了起来；另一个连接长江流域和南方的陆路通道建于8世纪中期，当时的宰相（张九龄）在南岭中“开凿”了一条通道，将赣江的源头和直通广州的北江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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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还有政治上的功能，”按照芮沃寿的观点，“当时的中国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分裂后刚刚通过武力统一，新任君主有能力将财富和威严运达全国是一个重要的优势，尤其是通过船只将兵丁和辎重运往可能反叛地区的能力更为重要。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定居，而将运河系统扩展至杭州，也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地区从开发前沿基地发展成一个繁荣商业城市的进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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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的运河系统有着这样的重要性，但隋及隋以后的朝代也都没有放弃早期帝国时期就已建立起来的陆路系统。事实上，有迹象表明，运河的建造者沿河还另外修建了很多道路。这两个系统的用途各不相同，陆路主要用于帝国的邮政和其他通讯往来，水路则主要用于商贸和大宗物资的运输。其中尤其是稻米，从长江三角洲的产地向北运往隋、唐和宋的首都。粮食等大宗货物如果用陆路运输，即使是车拉而非人扛，也会变得非常昂贵。水路虽然不至于“极度便宜”，但在19世纪铁路出现之前，这是唯一可以将大量谷物从产地长距离运往另一个地区的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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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大部分的河流都能直通下游的城市和港口，上游的农民们可以种粮，再运往下游发展中的城市地带，然后再从这里的市场中购买盐等制成品或生活必需品。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整个南方水网体系的发展历经了数个世纪，而一个需要多项（并非预先设计好的）重大变革配合的综合市场体系的形成也直到唐代中期才得以完成（后文将会论及）。但是，如果没有7世纪早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修建大运河建立起的水网运输体系，这些都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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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维护大运河极大地改变了华北平原的环境，这种改变让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从这时起时而受益，时而遭厄。为了保持运河的水量，不让河水排入北部的黄河或南部的淮河和长江，水闸和堰坝的阻隔（然后再通过机械装置让运粮船只越过或穿过这些阻碍）是不够的，人们还要将向西流入山东半岛的小溪和河流重新定向和阻流，保证这些水都进入运河。黄河及其支流带来的泥沙也会沉积在运河里，因此还需要定期清淤。运河与几条主干河流的交叉口都需要密集的维护，这要求人们对水文知识有深入的了解。由于大运河对于向北方的军队和朝廷运粮至关重要，因此直到19世纪晚期之前，它都是历朝历代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需要投入大量能源物资来维持它的正常运行。一旦这些投入有所迟滞，这个设计先进的水利系统就有可能会崩溃，并给华北平原带来灾难性的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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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eds.，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vol.6，AlienRegimesandBorderStates（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中译本见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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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rthur F.Wright，TheSuiDynasty，ch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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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例如，Denis Twitchett，ed.，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vol.3，Sui andT’angChina，589-906（Cambridge and 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中译本见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一部分；Wright，TheSuiDynasty；Graff，MedievalChineseWar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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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right，TheSuiDynasty，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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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Joseph 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vol.4，part 3，EngineeringandNautics（Cambridge，UK and 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306-320（中译本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3分册，《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第345-362页）以及Wright，The SuiDynasty，17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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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eedham，EngineeringandNautics，319.中译本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3分册，《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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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Wright，TheSuiDynasty，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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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170758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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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四节 汉人在南部与东南部的拓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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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身处北方的中国人来说，“南方”的含义是变化的。最初它意指长江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在4世纪初洛阳和长安相继陷落之后汉人逃到了这里，对他们而言，南方是一片温暖而且有稻米种植的泽国。而到了隋唐重新统一中国时，汉人已经在长江中下游有了二百多年的生活和农耕的历史，“南方”开始指代更为遥远的南部，即南岭以南的地区，或称“岭南”，也就是包括现在广东和广西在内的“华南”。东南沿海则被称为闽，在那里的定居要更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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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主要是通过两条路线跨过长江流域的南界——南岭进入华南地区的。其中一条通过第三章所说的灵渠进入桂林附近喀斯特地区的北部（见图4-2）；另一条则在东边，沿着江西南部的赣江溯流而上，随后步行穿过梅岭关，再经由北江的一条支流顺流而下，即可直达广州。为了改善后一条通道，生于岭南的唐朝宰相（张九龄）主持“开凿”了梅岭关，并修建了一条更为通畅易行的道路（见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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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桂林附近漓江沿岸的喀斯特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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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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