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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梅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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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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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汉人被迫或自愿地开始定居于岭南的众多山谷之中，于是加速了这些地区与中原的融合。在这里，起伏的地表之下汇聚着众多暗河，而山谷的景致与平坦的华北平原也相去甚远。此外，在这个新世界的几乎每个角落都已有非汉族群在此定居，岭南和东南地区对汉人而言是尚待开发的新领域，而对于早已在此定居的其他族群，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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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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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长江以南的新开发地区几乎就是一个族群和环境的万花筒。四川有滇、僚、彝，云贵高原上有西爨，再加上贵州、湖南境内的獬、蛮等族群以及东南沿海的东瓯、西瓯、闽、越。越过南岭进入遥远的南方，这里的山谷中生活着以农耕为主的操泰语的壮族。海南岛的高地上生活着黎族，疍民则枕河而居，而苗族位于更为偏远的山林中，瑶族在稍晚时期也加入了其中。岭南不仅包含了今天的广东和广西，还有现在属于越南北部的安南地区，因此岭南的族群中还应涵盖生活在安南的各个族群以及区隔安南和岭南的山脉中的乌浒人。对于汉人来说，所有这些族群都统称为“蛮”或“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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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生活在南方的族群也制定出了各种策略来应对不同的生活环境。大多数情况下，岭南地区从事水田稻作、生活在河谷低地的人群，和在山区从事狩猎采集兼及游耕农业的人群之间是截然分开的。那些操泰语、生活在低地山谷中的人们已经在这里种植水稻长达数个世纪，因此很可能就是这里的原住民。生活在山区的人们则采用放火烧山然后耕种一两年再转移至其他地方的游耕方式，早在汉朝，“通无鞋屐”的莫徭人就开始“火种开山脊”；秋收之后，他们即在高地山林中从事狩猎，“林红叶尽变，原黑草初烧”[2]。燃烧荒草可能是为了促进新草生长，吸引鹿群来觅食，以便人们来追捕或猎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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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地上的居民也采用环剥、摘心和砍伐等方法来清除山林，在浓密的树盖中间辟出一块空地，让阳光能够照到地面，以便能够种植芋头等块根作物。有时放火烧山以开辟空地吸引鹿群或者从事农耕的场面是相当壮观的，正如一首8世纪的诗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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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好畬田？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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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麏走且顾，群雉声咿喔。红焰远成霞，轻煤飞入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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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引上高岑，猎猎度青林。青林望靡靡，赤光低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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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夜色不见山，孤明星汉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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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星复如月，俱逐晓风灭。本从敲石光，遂至烘天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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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种暖灰中，乘阳坼牙孽。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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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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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汉人首次征服岭南是在公元前3世纪，当时秦始皇的军队经由“灵渠”穿过南岭来到这里，并留下了数万部队驻守此地。士兵中的大部分都与当地人通婚，当秦的政权摇摇欲坠而汉帝国开始在中原大地巩固势力时，这里的最高指挥官赵佗将军选择了画地自守并自封为“南越武帝”。尽管赵佗最后与汉朝达成了和解（他不再自称“皇帝”而改回了“王”的称号），但他实际上基本是独立的。正是他的军队持续南下攻取了安南即今越南北部，并将此地划归为他的统治范围。到了7世纪，隋和唐重新统一帝国，也派遣军队再次南下岭南并在此拓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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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岭南，唐（618—907年）与当地人的战争起始于7世纪初的一些小规模冲突，这样的冲突到了8世纪末变得尤为激烈。我们在本章后续部分将会看到，当宋朝政府与四川原住民发生战争时，岭南的土著族群还试图响应并将汉人赶出这片土地。正如薛爱华（Edward Schafer）所观察到的：“唐朝军队再次征服（岭南）原住民并在那里建立州县……给了我们一个终局的假象。其实（汉人）从未取得对（原住民）的彻底胜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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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唐一代，薛爱华列举了共84次需要唐朝军队做出反应的岭南原住民“叛乱”，这些“叛乱”大部分来自安南地区和岭南西部即今广西地区，安南最终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直接辖制而独立。出于尚不明确的原因，岭南中部和东部的原住民似乎接受了汉人的统治和习俗，他们在唐朝的教化之下已相当地“熟”；相对而言，广西，包括那些所谓的羁縻地区，土著族群则仍然十分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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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有的资料都来源于汉人的文献记录，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这些反抗的真正原因，但这些汉人所谓的“土著叛乱”的后果往往非常严重。728年的暴动规模浩大，来势汹汹，攻陷了40余座城池，而随后唐朝政府进行了无情镇压，斩首了6万土著。756年的“叛乱”则聚集了20万土著，烧毁了汉人位于西部行政区的定居点，并将汉人掳去作为奴隶。薛爱华简短地总结说，由于唐朝军队的大规模驻扎和镇压，这里“到866年之后才终于迎来了相对的和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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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巩固对被镇压族群的统治，唐朝仿照汉朝在西北地区的做法，利用参与过战争的士兵，在这里建立了屯田制度。正如我们在前述章节所见，秦与汉的策略是相似的，因此唐朝的统治者没有理由不遵循先例。9世纪早期，岭南的5个都督和都护府中共设置屯田24所[6]，这也显示了来自北方的汉人移居到遥远南方的困难程度。另一个旨在控制领土的机制是在这些地区广布行政网络，在可靠的地区任命汉人官员，而在瘴气流行、敌视汉人的那些羁縻地区则委任当地的首领来监管。在岭南，这些地区大部分位于西半区，也就是后来的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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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后面我们将看到，岭南的定居点与四川的有所差别。在四川，当土著居民被同化或驱赶至山林之后，汉人农民很快就在那些河谷中定居下来并着手清理土地，因此到11世纪时很多地方森林都已砍伐殆尽。而在岭南，瘴气将汉人阻挡在低洼的河谷之外，使他们更倾向于定居在北部的山区，对瘴气免疫的泰语族群在低地耕种，而俚、苗、瑶等则通过烧山在地势较高的地区从事游耕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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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土著族群和汉人移民都为了生存需要而在改变着环境，不过证据显示，在唐代，岭南的大部分地区仍然为森林所覆盖。[7]当然，高地上的原生落叶阔叶林或许已被烧光而继之以次生的针叶和杉树林，而那些由具有经济价值的树种构成的山林也消失了，尤其是桂林北部山区中密集生长的、出产桂皮香料的肉桂树林。根据薛爱华的论断，到约1000年，“看起来追寻肉桂的人们和刀耕火种的土著居民一起……将（桂林）的原始森林砍伐了相当大的部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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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繁多的棕榈植物也提供了很多资源——食物、燃料、纺织纤维和房屋建材。其中最著名的是香蕉和椰子，还有可以用来编织耐水绳索的椰棕。槟榔结出的果实经过加工和不停的咀嚼（即槟榔果）会产生类似咖啡因的醉酒效果，而“棕榈酒”则是由糖松的汁液发酵而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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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是岭南另一种珍贵的天然资源，产自雷州半岛附近的牡蛎养殖场。珍珠自汉朝早期就已输往北方，而到了唐朝，定期的过度捕捞使其几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742年的一次滥捕直接导致了一个监管部门的设立，以限制珍珠的捕捞数量和维护牡蛎海床，这样经过二十年之后，珍珠产量才得以恢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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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南方更为彻底的环境变化还要等到汉族人口更为庞大和密集时才会发生。汉人的军事实力和统治手段在瘴气面前束手无策，所以岭南西部的大片地区（后来成为广西的地方）及以西更为遥远的云南一直掌握在当地土著的手中。在下一个世纪，这里才会引来汉人军队与土著（还有他们潜在的盟友，携带疟疾的蚊虫）之间再一次的系列战争，这将是下一章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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