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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品种的另一个贡献是将水稻种植区域扩大到了水分充足的圩田以外。根据何炳棣的观点，“由于适合本土中晚熟稻种植的低地面积相当有限，而耐旱早熟品种的发展又带来了土地利用的重大革命，使中国的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通过直接加倍扩大中国的稻作区面积和间接地改进栽培方式，早熟稻种对中国的粮食供应和人口增长所产生的长期作用是巨大的”[6]。中国在汉唐顶峰时期人口均超过了1 000万户，而在宋代则达到了2 000万户，或者说1亿～1.2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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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稻带来的革新在整个中国南方缓慢扩散，“在占城稻传入后的两个世纪内，中国稻作区东半部的地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到了13世纪，长江下游和福建很多水源、气候或土壤条件并不适宜种植（中晚熟稻种）的丘陵地区都被改造成了梯田”。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早熟品种和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模式传遍了整个南方地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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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农业的技术进步，还包括为规范进入农田的灌溉用水而设计完备的水闸，以及往灌溉渠中注水（或排水）的脚踏水泵和水车。所有这些被伊懋可称为“农业革命”的改进，使得长江下游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率最高的地区。宋元时期，单是长江下游一个地区就贡献了全国税收的40%，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里粮食的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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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草和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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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地球的哪个地方，只要当地环境受到了干扰，不管是自然的火灾、山体滑坡甚至小行星碰撞，还是人为除去天然植被并转变为园林或农场，某些特别善于在空旷裸露地表取得优势地位的植物就会迅速占据这些地方。对于人类来说，这些并不需要的植物就是“杂草”。“通常，它们是进化来填补裸露地面的小角色……而在新石器时代农民用镰刀或犁清除的广阔土地上，它们也有着很好的适应性。”[8]由于农业的目的就是要为耕种的作物供给最多的光照、水分和养分以得到转移的能量供人类消费，因此不需要的植物——杂草——必须要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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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哪里，杂草都是农民的烦心事。和世界各地的农民一样，杂草也是人类与环境、与他们从众多本地植物中筛选出来并在田地里大量种植的农作物之间互动的结果。在中国北方，主要是哪些植物在充当着杂草的角色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确实知道北方的农民是出色的锄草者，他们开发了很多技术和工具（各种各样的锄头）来确保将不需要的植物清除出他们的农田。锄头的使用很可能从农业在北方地区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开始，到了汉朝时，农民已经为各种作物专门配备了各种锄头、铁锹和铲刀。此外，由于“气候干燥，几个世纪的施肥已经在土壤表面形成了一个薄薄的、不透水的盐壳，只有在每次下雨过后立即用锄头松土才能使植物获得这些水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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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水稻生长的南方，淹没土壤的灌溉方式可能是抑制杂草的方法之一，一位汉朝的史学家就称当时南方的农民是“火耕而水耨”[10]。尽管如此，在南方的稻田里还是有各种杂草和沼泽植物与水稻植株竞争，白馥兰认为亚洲稻田里最具侵略性的杂草是“稗”。农民们学会戴上保护趾（指）头的除草爪用脚趾或手来将杂草和其他一些植物推倒在稻田的淤泥里作为绿肥，此外，田块还需要两到三次的抽水排干，不仅是为了除草，还有给土壤通气和促进根系发育的目的。[11]除草可以让稻田的产量增加45%，这也从反面证实了：杂草是特别善于从农作物那里最大限度地抢夺光照、水分和养分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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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是一项令人厌烦的工作，因此在北方，整个村庄的人们会通力合作；而在南方，农民们则引入鱼类来做他们的帮手。虽然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了几个诱人的引述，但并没有明确的记录表明这些做法到底是何时开始的。到了唐宋时期，稻田规模极大扩展，人们也已经了解了稻田养鱼并把这种做法推广了开来，唐朝的一位作家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南方：“新、泷等州山田，拣荒平处，锄为町畦。伺春雨，丘中聚水，即先买鲩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既为熟田，又收鱼利。及种稻，且无稗草，乃齐民之上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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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稻田养鱼的鱼类主要有鲤、鲫、草鱼或鲢鱼，这些鱼类不仅能吃掉杂草，它们的粪便中还含有作物生长必需的氮和钾。此外，鱼还会吃掉昆虫和它们的幼虫，这其中就包括了传播疟疾的按蚊。[14]稻田养鱼应用的广泛程度我们不得而知，同样，对农民是否了解这些鱼减缓了疟疾的肆虐我们也无从知晓。最有可能的是，他们知道鱼能吃掉杂草，能丰富他们的餐桌，还能卖掉获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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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经发现，在大部分的人类历史上，那些食物的直接生产者（村民、农夫、农民）的能量是同时被微寄生（细菌、病毒、侵害人体的原虫）和巨寄生（收租的地主、收税的国家）所削弱的。微寄生引发疾病，提高了死亡率，而巨寄生同样也会缩短他们的寿命。[15]而在这些农业寄生虫中，我们还可以再加上那些夺取农作物营养，影响它们生长、直立或收成的杂草和害虫。就像人体击退致病源一样，农民（尽己所能）抵制社会和政治精英们施加于他们的苛捐杂税，同时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与农业寄生虫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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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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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水稻种植技术也从长江下游扩散到了南方其他地区。由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官员在被派往各地时也给那些不发达的地区带去了新的技术知识。中国于9世纪发明的雕版印刷技术，为传播这些最好的农业实践技术做出了贡献。有两本农书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官修的《农桑辑要》，二是私人编纂的《王祯农书》[16]，此外还有更早的《齐民要术》，记述了在黄土高原上农耕的最佳方法，也在这一时期刻印出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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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业技术的发明及其通过新印刷技术的传播，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技术就会立即在整个中国南部得以应用。因为即使晚至宋代，有效使用这些技术所需要的大量资本投入和大量劳动力在南方的很多地区仍不具备。南方的很多地区仍然是亚热带的边远地带，以至于宋朝的帝王们都将批评者流放此地，希望他们死于这里的热带疾病——或者至少不再听到他们的声音。不过在南方人口缓慢的自然增长之外，还叠加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征服，首先是1127年北方被女真人占领，最后是1279年整个中国全境被蒙古人征服，这两次征服使得更多的汉人逃向了南方。宋于1127年丢失了都城开封，先是转移到南京，后来更进一步南下并定都杭州。不过在转换到中国历史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过程这个部分之前，我们必须先来探讨一下中国社会与经济所发生的巨大改变，因为这些改变也在影响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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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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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晚唐至宋，农业方面的一个主要变化就是大型私有田庄这种土地所有权模式的出现，这种新模式改变了中国南方的经济和土地景观。隋以及唐前半期的均田制在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后被打破，官员和一些富有的家族开始抢夺土地，组建自己的私有田庄，利用获得的财富和收入巩固其政治地位。同时不断吞并邻近的田地，使用各种形式的非自由劳动力在田庄上劳作。在宋朝最不发达的地区，这些田庄很可能是由绝大部分均为非自由劳动力耕种的整块土地，而在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田庄则很可能是由大量农户耕种并向地主支付租金的小型田块组成的。除此之外，历史学者大多估计，当时有大量的土地仍然是归小型农户所有并由其耕作。[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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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小农经济区以及非汉人口大量持有南方土地的情况都仍然存在，但只有大型田庄才拥有资源可以投资大规模的圩田和水利灌溉项目。葛平德（Peter Golas）认为：“与大多数的小农业主不同，大地主们拥有足够的资本可用来投资于新工具、耕畜、水利及其他设备以提高收益。”[19]虽然宋朝政府也对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些技术革新很感兴趣，但真正去实施的主要还是那些富人。在宋朝接近1亿英亩的耕地上[20]，生产率的提高支持了它的人口从唐朝的5 000万～6 000万跃升到了宋中期的1亿～1.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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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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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帝国的中期，佛教寺院令人意想不到地成为改变环境的一股力量。早在汉朝，佛教思想就已通过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渗透进来，不过在长安太学里养尊处优的学者眼中，佛教不过是存在另一个先进文化的某种有趣的证据罢了。而到了汉朝末年，日益贫困的农民阶层已经受尽了苦难，不过直到经历了汉朝覆亡、游牧民族入侵和洛阳、长安在4世纪初相继毁于兵燹所带来的死亡与破灭之后，佛教四圣谛说的第一条才得到了广泛的信仰：生命即是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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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思想不仅在北方被征服的贫苦汉人中得以迅速传播，而且在逃往长江下游建立流亡政府并希望能重塑汉朝辉煌的贵族当中也流传甚广，甚至胡人统治者也开始接受佛教，由此在所有这些人群中创造了一套普适的信仰，同时也为南北方建立起了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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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得以传播还不仅仅在于其主要学说契合当时很多人的处境，或者它的思想丰富而复杂，足以引起那些有闲情雅致的贵族们的兴趣，它的传播主要是因为各个政权的统治者都乐于支持建立佛教场所尤其是寺院。佛教在6世纪时迅速壮大，当时统治者捐资大规模建造佛像，给予寺院收取附近田地赋税的特权，并允许那里的土地建在山丘和高地上，它们是属于“国有”而不参与“均田”重新分配计划的。为了确保自己的名字能够被永世铭记，富有的地主们也会将自己乡间的田产或城里的宅院赠予寺院。这种情形从分裂的4世纪一直持续到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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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7世纪时的隋朝，共有4 000多座大型寺院分布在中国南北各地[21]，每一座都有20～40名僧人来监督大量农民和奴仆为其耕种数百英亩的土地。谢和耐（Jacques Gernet）估计，有多达300万的农奴、奴隶以及其他没有人身自由的人在这些大型寺院的田庄上劳作，所以，这些寺院实际上是一些大型的产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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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因为除了寺院就没有别人拥有大田庄了。自7世纪以来，唐朝的贵族们也拥有类似的产业，但佛教寺院有一个很有趣的差别：寺院一般都建在从未开垦的山区丘陵地带或其他未使用过的土地上。谢和耐认为，“唐朝初期的法律很显然致力于保护农民的土地和维护（均田制）的终生有效性，但在涉及荒地时，它相反倒表现得比较宽松：它们很容易被占用”并被改造成寺院。并不是说这些从未被利用过的土地就是荒弃的，它们只是没有被用来种植谷物：“它们植有树木，包括花园和牧场，位于山岭、小丘或山谷中……寺院常常是建筑在那些水浇地中间荒芜的孤岛上，或一些不平坦的地带、山坡、山谷或山麓。”[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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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佛教僧人也并非只是在山中打坐冥思，寺院是一个个规模很大而且实力雄厚的经济单位，承载了把山区土地“开垦”为农田、牧场、果园和木材林的功能。在当时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这些工作还需要投入大量可供驱使的劳动力和信徒捐赠的资金，707年，一位官员（辛替否）就曾抱怨道：“方大起寺舍，广造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梁栋；运土塞路，不足充墙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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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和耐认为寺院的建造导致了某些地区森林的减少，但这些森林的损失“只是在长时间之后才会被发觉，而且也丝毫没有为此而使人感到焦虑不安”[25]。对此缺乏关心的原因看来是双重的。首先，寺院将原始的森林变成了各种多产的乔木林或灌木林，如茶园、果园（尤其是橙最为常见），或者马和羊的牧场。崔瑞德也指出：“山区高地上最重要的产业很可能是伐木业，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木材和竹子，即主要的建筑材料，成为一项重要的贸易品……木材……经常被长途运输……在这个行业中，寺院对人力的控制权必然成为它们的重要优势。”[26]除了作为森林砍伐的执行者，当资产减少时，那些山中的寺院还会间接地对破坏森林做出一点贡献。一座位于山西山区的大型寺院，曾经因持有大片土地而非常富有，但经过一段困难的时期之后在836年衰败了下来，于是“我们……得知它的森林被砍柴者毁坏——这也证实木材在当时已成为一项重要的资源”[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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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从山区高地汲取资源的佛教寺院，从历代政府致力开荒的政策中也受益颇多，尤其是在西部（四川）、岭南和西北地区。本章前述已提及，唐王朝使用了大量武力来镇压西部和南部的土著族群，随后架构起行政管理的网络来加强汉人的统治。为了在这些地区建立起经济基础，位于北方的中央政府创造了营田和屯田的方式，其中前者是将北方的农民强行迁移到重新纳入版图的西北干旱地区定居，但这还不是全部：这些农民被安置之后“即为僧祇户……为佛寺提供农业劳动力”[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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