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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谢和耐疑惑的是为什么政府会将这个任务托付给佛教寺院——在边疆地区进行垦殖和发展农业，通常这应该是由政府亲自来主持的。他认为“这种权力的转移具有多种因素”，而其中有一条，“建立屯田和垦殖需要巨额资金，而当时的（佛教）寺院由于正处于宗教信仰的高潮而变得非常富有，所以拥有购买耕畜、农具和各种设备所必需的资金”[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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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寺院经济活跃程度的了解很大一部分来自唐朝在840年代的灭佛运动，这一运动摧毁了寺院经济，将它们的土地变卖给了更愿意缴纳赋税的人，但由于大部分的土地是被官员以及其他致力经营自己田庄（并力图逃避缴税）的人所掌握，唐政府增加税收的目的并未能得以实现，而它的衰败和覆灭也就是几十年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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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5世纪到9世纪的佛教寺院之所以会在环境史上抹下浓重的一笔，是因为它们是引起生态变化的直接执行者，但那些保存到20世纪晚期的寺院，却因有助于重现原始森林的样貌而成为重要的资源。由于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时代，人口的增加也迫使那些梯田一直修到了山顶，而佛教寺院，尤其是南方的佛寺，在此期间却保持了它们宁静的氛围和周边的森林样貌，给生态学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去探究过去几个世纪里环境可能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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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对自然的态度(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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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佛教寺院带来的生态变化给中国的野生动物造成了看不见的灭顶之灾，但其秉持的观念，尤其是不杀生的戒条，却使得唐代有文化的城市居民耳目一新，和儒家与道家典籍中的相关内容一样，为培养他们对自然的新情感做出了贡献。唐代的政府为了保护长安城免遭周围山陵水土流失之祸，保持城内的街道和水渠整洁干净，同时为了提高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颁布了法令，对那些随意将秽物丢到街道或下水道的行为予以严惩。许多诗歌和绘画作品也表现出对美丽山川和清澈溪流的欣赏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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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唐代早期的画家而言，“写生是一般的做法”，由此形成了对马、鸟、虫、花等主题的“逼真描绘”。但这种再现绘画技法在唐中期以后就被山水画风格所代替[30]，这是一种更少写实而更多隐喻的画风。在那些不朽的山水画作品中，往往是山川与河流的全貌占据了画作的主体，人物则作为极小的角色点缀其间。一位绘画理论家是这样描述的：“山大于木，木大于人。山不数十百如木之大，则山不大；木不数十百如人之大，则木不大。”中国的山水画并非对自然的真实表现，而是“对一个复杂的、层次有序的人类社会范式的整体呈现”，其中“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冈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当阳，而百辟奔走朝会，无偃蹇背却之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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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薛爱华认为，这股升泛起来的对自然的爱恋，以及对森林退化严重后果的认知（在玄宗年间[712—755年]表现得尤为强烈），“并没有能够成功拯救中国的森林”[32]。他指出，对燃料的需求使长安干道沿线种植的大量树木都被砍倒，为获取松烟制墨以供应政府官员和学者，太行山上的松林都被伐尽。“禁止屠杀动物的尝试”也遭到了对保护物种经济需求的抵制，包括“翠鸟，它的羽毛可用于饰品……麝，提供了极受欢迎的香氛……貂，皮毛可装饰武士的帽子……短吻鳄，坚韧的皮可用作鼓膜。另外还有上千种其他动物也因身体某一部分的用处而有了需求市场……不可避免地，有些动物因此而走向了灭绝，其他种类也变得非常稀少”[33]。薛爱华痛心地总结道，虽然“产生自然保护政策所需的所有心理元素……在唐代都已具备……然而最终结果还是归于无效”[34]。即使这种想法曾被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那样坚持过，但满足日益增长人口的物质需求还是压倒了保护自然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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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信仰至少还有一次燃起过关注动物命运的星火，那是在8个世纪后的晚明时期（下一章将会述及这一时期）。当时社会动荡，人民日益贫困，商业却呈现爆炸式扩张。一位16世纪晚期的僧人不仅重新唤起了戒杀生的信条，还提出了“放生”的思想，戒杀和放生的双重行动不仅是从蜘蛛网上释放苍蝇之类的行为，还包括购买和释放笼中之鸟以及待宰杀的动物等。这类对动物的同情举动至少还促进了某些中国精英人士对穷人和弱者的关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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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oshinobu，“Environment versus Water Control，”141，15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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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ira Ann Mihelich，PoldersandthePoliticsofLandReclamationinSoutheastChineseduringtheNorthernSungDynasty（960-1126）（Cornell University Ph.D.dissertation，1979），192-193.米赫利奇（Mihelich）认为共开垦了3 400万亩的土地，相当于堪萨斯州的面积。这个数字也有可能是用中国的亩来计算的，一亩约为六分之一英亩，因此也仍然达到了560万英亩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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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ing Zhang，“Ponds，Paddies and Frontier Defence：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Northern Hebei in Northern Song China（960-1127），”Journalof MedievalHistory 14 no.1（2011）：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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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位专家认为：“任何特定品种的改变都有着很多的影响因素，植物当中的规则就是著名的杂交。由于风媒、虫媒或其他不能充分控制的方法，杂交一直都在进行着，水稻也不例外。由此产生的混合物种，稳定的或不稳定的，都使得品种更加复杂。突变无疑也会如此，在偶然的或受控的新环境下，自然的或人为的选择都揭示了某些潜在的差异，给了它们各自表现的机会。这些幼芽中秉承的基因上的差异在特定的环境下有可能会表现出其他一些新的不同，这些新的差异并非来自它们在遗传物质上的差别，而是对一个新环境的响应，并与之长时间保持一致。低地种植、高地种植以及生长季节只是导致形态和生理表现发生改变诸因素中的三种。”转引自Ping-ti Ho，“Early-Ripening Rice in Chinese History”，TheEconomicHistoryReview，New Series 9，no.2（1956）：210 n.1。中译文见何炳棣：《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谢天祯译，《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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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i Bozhong，“Was There a‘Fourteenth-Century Turning Point’? Population，Land，Technology，and Farm Management，”in TheSong-Yuan-MingTransitionin ChineseHistory，eds.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3），150-153，15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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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o，“Early-Ripening Rice in Chinese History，”201.中译文见何炳棣：《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谢天桢译，《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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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Ho，“Early-Ripening Rice in Chinese History，”211-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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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lfred W.Crosby，EcologicalImperialism：TheBiologicalExpansionof Europe，900-1900（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28.一个基于英国历史的有趣探索，参见Richard Mabey，Weeds：InDefenseofNature’sMost UnlovedPlants（New York，NY：HarperCollin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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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ray，Agriculture，300.有关农具的例子，参见该书第302-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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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转引自Bray，Agriculture，99。译者注：《史记·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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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Ibid.，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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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Ibid.，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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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转引自Cai Renkui，Ni Dashu，and Wang Jianguo，“Rice-Fish Culture in China：The Past，Present，and Future，”in Kenneth T.MacKay ed.，Rice-fishCulture inChina（Ottawa：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1995），4。译者注：刘恂《岭表录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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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Wu Neng，Liao Guohou，Lou Yulin，and Zhong Gemei，“The Role of Fish in Controlling Mosquitoes in Ricefields，”in Mac Kay ed.，Rice-FishCulture，213；Wang Jianguo and Ni Dashu，“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bility of Fish to Catch Mosquito Larva，”in MacKay ed.，Rice-FishCulture，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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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William H.McNeill，PlaguesandPeoples（Garden City，NJ：Anchor Press，1976），5-13。中译本见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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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Mark Elvin，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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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Sheng-han Shih，APreliminarySurveyoftheBookCh’iMinYaoShu，an AgriculturalTreatiseoftheSixthCentury（Beijing，CN：Science Press，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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