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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Denis Twirchett，“The Monasteris and China’s Economy in Medieval Time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 no.3(1957): 53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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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Ibid.，536-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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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Gernet，BuddhisminChineseSociety，100.中译本见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第127-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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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Ibid.，102.中译本见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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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James Cahill，ThePainter’sPractice：HowArtistsLivedandWorkedinTraditionalChina（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98-100.亦可参见James Cahill，HillsBeyondaRiver：ChinesePaintingoftheYüanDynasty（New York，NY：Weatherhill，1976）。中译本见高居翰：《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第108-111页；《隔江山色：元代绘画（1279—1368）》，宋伟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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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转引自Wen C.Fong and James Y.C.Watt，PossessingthePast：Treasures fromtheNationalPalaceMuseum，Taipei（New York，NY：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1996），127-128。译者注：郭熙《林泉高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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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Edward H.Schafer，“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under the T’ang Dynasty，”JournaloftheEconomicandSocialHistoryoftheOrient 5，no.3（1962）：298.薛爱华从他的资料中推断出的结论“所有这些最文明的艺术形式……对华北大部分森林的减少负有责任”很可能是错误的；就我们目前所见，为开垦农田而清除森林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本章稍后部分，张玲指出，维护黄河的堤防很可能才是太行山失去植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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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Edward H.Schafer，“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under the T’ang Dynasty，”JournaloftheEconomicandSocialHistoryoftheOrient 5，no.3（1962）：3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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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Ibid.，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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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Joanna Handlin Smith，“Societies for Liberating Animals，”in TheArtofDoingGood：CharityinLateMing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9），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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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170758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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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七节 中古时期的工业革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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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世纪到13世纪，也就是晚唐至宋这段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我们若要理解和阐述在此之后的千年中国环境变化过程及原因，就必须重视这一时期。隋和初唐统治者重新统一帝国主要借助了两种方法：一是武力，同时辅之以精心运用佛教来充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以及地区间的黏合剂；二是建造京杭大运河（和其他水利工程），继承和恢复秦汉以来修建的道路和邮政系统，将长江流域与北方的政权中心联系起来，并强化了整个帝国内部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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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军事上非常强大，其他方面也异常灿烂，唐王朝却存在着结构性的弱点，这导致了它最后的灭亡，也催生出一套将整个帝国更加紧密结合到一起的新制度。直到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前，唐朝都曾在“均田制”系统下严格执行过定期的土地再分配政策，并且维持着一个国家监管的市场体系。[2]而在安史之乱后的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唐政府失去了定期再分配土地或控制市场的能力。由此，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大部分被有钱有势的人所攫取，剩下大量无地农民，商品、土地和资本的市场开始自由运作。在接下来的千年里，土地的私有权和劳动力、土地、资本的市场，将成为中国制度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并且，如我们在后面几章中即将看到的，这些制度也对自然环境的变迁造成了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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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这些变化似乎就足以让公元1000年之后的中国历史远离之前的发展方向了，然而事实上还有更多影响深远的变化在推波助澜。宋朝（960—1279年）的开创者宋太祖回顾了唐朝灭亡的原因，认为唐朝军队的相对独立性，以及从贵族中选拔将领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为巩固加强中央的实力，宋太祖将面向社会所有阶层的科举制作为遴选官吏的主要途径，消除了贵族对政府部门的垄断，促进了社会向上的流动，还建立了文官领导军队的制度。[3]就像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一样，直到20世纪，科举制都一直是中华帝国的标志之一。然后，为了避免富人财富的世代积聚给中央政府造成威胁，宋太祖还规定家庭财产必须均分给每一个子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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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晚唐至宋还发生了一些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变化。到750年，因汉末之后的灾难而减少的人口恢复到了约7 500万；到1200年，人口已至少增加到了1.2亿，也就是又额外增加了4 500万人口（见表4-1）。食品供应必须大幅度增加才能满足这些人口的需要，如果这些人想享受更高水准的生活，供应量就还要进一步加大。单这一点就足以对中国的自然环境带来显著的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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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中国的人口和耕地面积，公元2—18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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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Kang Chao，ManandLandinChineseHistory：AnEconomicAnalysi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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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有唐一代中国北方的森林已基本砍伐殆尽。这个过程当然是很漫长的，可以简单地总结为：北方的黄土高原是最早的国家——商和周——建国的地方，那里很可能一开始就没有森林覆盖，而当商和周沿着黄河向东扩张时，华北平原上的森林即开始被清除并将土地用作农田；这一转变的进程在汉朝开始加快，铁制的斧和犁让开荒变得更加容易，汉朝的人口也因此上升到了近6 000万；汉朝覆亡之后的灾难造成了人口急剧下降，再加上游牧民族的侵略，这些也许给了自然环境在人口压力方面喘息的机会，然而北方的森林却很可能并未因此而恢复——即使有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因为大片曾经的农田如今变成了马和羊的牧场，这些都使得森林无法重新生长；之后帝国在隋朝重获统一，并在唐代得到了超过一个世纪的和平环境，北方的人口又重新恢复，牧场变回了农田。另外正如我们所见，数千座佛教寺院的建立，且其中很多位于北方的山岭和多树的地方，也为森林的减少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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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元900年之前森林大量减少的事实，我们不禁要担忧一个日益滋长的能源危机的出现。显然，人们需要燃料来取暖和做饭，还有我们即将看到，工业也同样需要燃料，而所有这些几乎都来自木材。事实上，宋代已经明确出现了钢铁行业的木材短缺，而民众能源短缺的证据则相对间接一些。当然，烹饪所需的燃料还是足够的，正如当时流传甚广的话里所说：“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酒、酱、醋、茶。或稍丰厚者，下饭羹汤，尤不可无，虽贫下之人，亦不可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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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今天被看作“中国式”的烹饪方法——在铁锅里翻炒小块的蔬菜和肉类——在当时逐渐成为食物烹调的主要方式。不同于汉代人们将谷物整粒蒸煮和将肉类炖或烤来食用——它们需要几个小时的烹调时间和把大量燃料塞入炉膛，快速翻炒以节省燃料。此外，还有证据表明许多食物是不经烹调直接生吃的，一位从印度来访的僧人不仅发现与他家乡的食物相比，中国的饮食平淡无味，并且震惊于“在中国，人们几乎都是生食蔬菜和鱼类”[5]。在宋代，吃切成薄片的生鱼和生肉成为一种时尚，尤其是在城市居民和富人中间，这就是“刺身”。[6]虽然可看作中国饮食的一个独特元素，但翻炒和“刺身”也反映了燃料短缺因而更为昂贵的事实——尽管不是完全没有供应，但某些时候确已实行了配额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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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的短缺也给钢铁工业带来了难题。一直到宋朝时，钢铁冶炼都是依靠木炭作为燃料；木炭是由木材在缺氧状态下加热形成的，当它再次燃烧时可以达到冶铁所需的“白热”温度（参见第三章）。但是当宋朝对钢铁的需求飙升时，木柴和木炭的短缺促使人们去寻找煤炭作为替代品。宋朝经济上的扩张，例如铸币或者打造农具需要用到铁，钢铁的另一个更主要的需求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为了对抗北方的游牧民族。宋朝的军队膨胀到了125万，需要相应地配套钢制箭镞和刀剑，铁则用途更广，从战车到瞭望塔甚至舰船。为了满足这些需求，郝若贝（Robert Hartwell）估计在850—1050年间，中国铁的产量翻了12倍，达到15万吨，十倍于汉朝时的产量，并与18世纪初工业革命之前的英格兰产量相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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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增长是由煤炭支撑起来的。如果只使用木炭的话，每年将需要22 000棵中等大小的树木——如此规模的森林在北方铁矿区附近早已不复存在，作为替代，所需的27.6万吨燃料里的大部分都来自煤矿。此外，煤炭也开始代替木柴进入了北方家庭，以供取暖和做饭，尤其是在都城开封，还供给烧制砖瓦的工场。到了1100年，京城的市场上就只有煤炭出售了，“一位观察者发现开封已如此依赖煤炭，以至于没有一处宅院还在烧木柴了”[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