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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封这种规模的城市——11世纪时居民可能已达100万——燃烧这么多的煤炭，肯定会对空气质量产生影响，尤其是在冬季，当然我们对此也无从知晓。再加上数百英里之内还有钢铁冶炼场，城市即便不是笼罩在一片灰霾中，至少空气也是周期性污浊的。要了解这段短时期内井喷式的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工业发展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还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我们目前能确切知道的是：“在北宋最后的75年里，中国北方逐渐成为燃料来源发生显著——或许可称为革命性改变的中心，煤炭在此时成为这里工业和民用燃料的最重要来源。”[10]如果将中国这一工业革命的雏形时期与英国19世纪早期相比，我们有理由相信，两者或许经历了类型及规模都类似的工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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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革命”一词来形容宋朝无疑是恰当的，伊懋可创造的术语“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更强化了这一概念，它包括农业（如前所述）、水利、货币和信贷、市场和城市化以及科学和技术等各方面的革新。[11]但这个工业革命的开端并没能得以延续[12]，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在对“为什么没有发生”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了很多常常是非常复杂的观点，其实最简单的原因可能仅仅是因为宋朝遭到了游牧民族一系列的入侵、征服和破坏。契丹、党项和女真，每一个都在10—11世纪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女真更是在1126—1127年攻陷了开封，迫使宋政府南逃至长江下游，在杭州重建了都城。女真在北方建立的金国与宋的边境大约位于长江和淮河的中间，宋位于山东半岛的铁矿和煤矿因此也落入了敌手。一个世纪之后，女真为蒙古所取代，后者继续与宋对战并在1260年代给予了宋朝最后一击。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亡于1279年，随后蒙古统治了中国全境。这些战争、入侵和外族统治所带来破坏性的一个显著指标就是人口数量的下降，大约从1200年顶峰时期的1.1亿～1.2亿回落到一个半世纪后的7 500万——损失了惊人的3 500万～4 500万人口，这足以使任何工业发展陷入停滞。仅开封一地，到1330年居民就减少到了不足9万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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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概念来自Mark Elvin，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Part 2，11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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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enis Twtichett，“Chinese Social History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Tenth Centuries：The Tunhuang Documen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PastandPresent，no.35（1966）：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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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W.Mote，ImperialChina，900-1800（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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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引自Michael Freeman，“Sung，”in FoodinChineseCulture：AnthropologicalandHistoricalPerspectives，ed.K.C.Chang（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151。译者注：吴自牧《梦粱录·鲞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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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bid.，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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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A.Anderson，TheFoodofChina（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67-68.中译本见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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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obert Hartwell，“A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Iron and Coal Industries during the Northern Sung，960-1126 A.D.，”TheJournalofAsianStudies 21，no.2（1962），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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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Robert Hartwell，“A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Iron and Coal Industries during the Northern Sung，960-1126 A.D.，”TheJournalofAsianStudies 21，no.2（1962），15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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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bid.，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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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Ibid.，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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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Mark Elvin，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Part 2，11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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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一书中，伊懋可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假设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更广泛的讨论参见Jack Goldstone，“Effloresce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orld History：Rethinking the‘Rise of the West’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JournalofWorldHistory 13，no.2（2002）：323-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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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Robert Hartwell，“A Cycle of Economic Change in Imperial China：Coal and Iron in Northeast China，750-1350，”JournaloftheEconomicandSocialHistoryof theOrient，no.10（196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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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八节 拓殖四川与对其他族群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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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与之前的汉唐一样，宋朝也对在边境地区拓殖并为维持强大的军事实力而汲取更多资源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汉朝花费了大量精力向西北扩张，唐朝的目标是南方的岭南地区，到了宋朝，关注点则转移到了西部的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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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偏远而颇有异域色彩的岭南不同，四川在战国时期就已为汉人熟知，秦国于公元前4世纪就已征服这里的蜀国和巴国并将其纳入了自己的版图。这个地区后来成为四川省（和重庆市），一个群山环抱的盆地，通过秦汉时期建成的穿越秦岭的道路，以及稍晚时候通过长江穿过“三峡”向东入海的水路而与中国其他地区相联系。这个三峡，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设施的大坝和水库所在地，此部分内容将在第七章中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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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云南交界的四川东部和南部是多山的丘陵地带，覆盖着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在四川旁边的云南地区，很早就有居民定居在河边的坡地以及滇池周围，公元前1200年（也就是差不多商都安阳兴盛的时期）就已出现了水稻栽培；到战国时期，一个汉人称之为滇的族群在此创造了基于水稻种植和饲养动物（尤其是牛）的文化，并拥有了相对成熟的青铜工业。在公元前4世纪征服此地以后，秦人也带着他们的铁犁与斧头迁入了滇人所定居的低洼地区，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里，滇人渐渐为汉人所同化，到公元1000年时已几乎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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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的北部，还有一个被称为佬的“好战的部落联盟”，在4世纪的时候突然出现，很有可能是迫于汉人的压力而从更东面地区迁徙而来的。佬人栖居于沿河的低地，采取游耕农业的生产方式，焚毁部分森林后在草木灰里种植芋头和小米，以此获得数年的收成，直到烧毁森林留下的养分被耗尽后再迁往下一片森林。他们的这种行为是否遵循一定规律，在二三十年后返回当年焚毁如今又重新长出森林的地方，抑或只是持续不停地向新地区迁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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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的是，佬人主要从低洼地带获取食物，并承受着汉人扩张带来的冲击。汉人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凭着手中铁制的犁与斧，他们可以更轻易地清除森林并翻开厚重的土壤。当汉人迫使佬人离开低洼地区时，他们部分撤退到了山区丘陵地带，而这些地方早已有其他人群栖居（下面即将谈到），但绝大部分则选择了适应汉人的生活，接受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这主要是因为汉人拥有组织良好的政权和军事力量作为后援，这一故事我们后续还将简要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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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族群，是属于藏缅语族的诺苏人，通常也称为彝人，他们也在汉人来到之前就已定居在此。不过他们是高地人群，更愿意在山中生活并从这里获取资源和保护。他们创造了一种位于山顶的具有防御工事的村庄，通常只容一条窄道进出，里面有淡水供应，有花园，还有畜养着牛、马和羊的小型牧场。彝人并不那么容易被汉人征服或同化，他们还有自己的文字书写系统。[1]而他们对自己的环境也并不友善温柔，事实上，根据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的说法，是彝人改变了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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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人在山中放火烧林不是为了获取农田，而是为了给牲畜放牧提供草场。这种生活方式是相当成功的，因此，当彝人因人口增长而渐次往山下迁移直到进入低地森林时，他们仍然采取了烧荒的方式，并进而转向了游耕农业。当汉人与他们争夺低地时，彝人撤回到了山顶的堡垒。“即使当汉人定居者推进到了更为偏远幽深的河谷地带，他们周围的山岭和森林中仍然散布着当地土著的‘巢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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