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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八节 拓殖四川与对其他族群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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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与之前的汉唐一样，宋朝也对在边境地区拓殖并为维持强大的军事实力而汲取更多资源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汉朝花费了大量精力向西北扩张，唐朝的目标是南方的岭南地区，到了宋朝，关注点则转移到了西部的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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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偏远而颇有异域色彩的岭南不同，四川在战国时期就已为汉人熟知，秦国于公元前4世纪就已征服这里的蜀国和巴国并将其纳入了自己的版图。这个地区后来成为四川省（和重庆市），一个群山环抱的盆地，通过秦汉时期建成的穿越秦岭的道路，以及稍晚时候通过长江穿过“三峡”向东入海的水路而与中国其他地区相联系。这个三峡，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设施的大坝和水库所在地，此部分内容将在第七章中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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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云南交界的四川东部和南部是多山的丘陵地带，覆盖着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在四川旁边的云南地区，很早就有居民定居在河边的坡地以及滇池周围，公元前1200年（也就是差不多商都安阳兴盛的时期）就已出现了水稻栽培；到战国时期，一个汉人称之为滇的族群在此创造了基于水稻种植和饲养动物（尤其是牛）的文化，并拥有了相对成熟的青铜工业。在公元前4世纪征服此地以后，秦人也带着他们的铁犁与斧头迁入了滇人所定居的低洼地区，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里，滇人渐渐为汉人所同化，到公元1000年时已几乎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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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的北部，还有一个被称为佬的“好战的部落联盟”，在4世纪的时候突然出现，很有可能是迫于汉人的压力而从更东面地区迁徙而来的。佬人栖居于沿河的低地，采取游耕农业的生产方式，焚毁部分森林后在草木灰里种植芋头和小米，以此获得数年的收成，直到烧毁森林留下的养分被耗尽后再迁往下一片森林。他们的这种行为是否遵循一定规律，在二三十年后返回当年焚毁如今又重新长出森林的地方，抑或只是持续不停地向新地区迁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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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的是，佬人主要从低洼地带获取食物，并承受着汉人扩张带来的冲击。汉人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凭着手中铁制的犁与斧，他们可以更轻易地清除森林并翻开厚重的土壤。当汉人迫使佬人离开低洼地区时，他们部分撤退到了山区丘陵地带，而这些地方早已有其他人群栖居（下面即将谈到），但绝大部分则选择了适应汉人的生活，接受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这主要是因为汉人拥有组织良好的政权和军事力量作为后援，这一故事我们后续还将简要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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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族群，是属于藏缅语族的诺苏人，通常也称为彝人，他们也在汉人来到之前就已定居在此。不过他们是高地人群，更愿意在山中生活并从这里获取资源和保护。他们创造了一种位于山顶的具有防御工事的村庄，通常只容一条窄道进出，里面有淡水供应，有花园，还有畜养着牛、马和羊的小型牧场。彝人并不那么容易被汉人征服或同化，他们还有自己的文字书写系统。[1]而他们对自己的环境也并不友善温柔，事实上，根据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的说法，是彝人改变了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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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人在山中放火烧林不是为了获取农田，而是为了给牲畜放牧提供草场。这种生活方式是相当成功的，因此，当彝人因人口增长而渐次往山下迁移直到进入低地森林时，他们仍然采取了烧荒的方式，并进而转向了游耕农业。当汉人与他们争夺低地时，彝人撤回到了山顶的堡垒。“即使当汉人定居者推进到了更为偏远幽深的河谷地带，他们周围的山岭和森林中仍然散布着当地土著的‘巢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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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同一块区域里杂居的各个人群之间，以及人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要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才逐渐展开。即使在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和唐朝建立之后，这里的情形依旧复杂，究竟是谁或者哪种生存策略在此更占优势并不明朗。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在汉人迁入之前、之时和之后，滇、佬和彝都在为满足自身需求而改变着这里的环境。在四川，汉人面对的并非一片未经人涉足的荒野，而是一个早已处在人类行为改变之中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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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宋代（960—1279年）之后，汉人建立起了他们的文化霸权，并在随后根据他们自身的需要改变着四川的环境。早在唐朝，有钱有势的汉人——用万志英的话说是“当地的权贵”——已经在利用他们的戍卫武装不断侵占周围的土地。汉人农户白天在这些地里劳作，到了晚上为安全起见则退到城墙里面，由于佬人和彝人并未放弃用武力夺回他们土地的企图，这些劳作的农民同时还成为本地权贵的武装力量。汉人可能是在慢慢地一点点夺走土地并最终成为主宰，不过在11世纪，宋朝已经将四川视为支撑其军事需要的一个来源——当然就必须制服或摧毁本地的佬人和彝人族群。继11世纪中期的流血冲突之后，宋朝推行了普遍的边疆扩张政策，将征服其他族群居民的战争从四川扩大到了整个南方的新开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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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政府对四川的铁矿及盐矿资源很感兴趣——尤其是可以从国家垄断开采和销售当中获利，不过对原住民的战争主要是为了保护汉人农户的安全。国家给移民提供土地、种子和农具，并蠲免数年的赋税。汉人人口的增长将非汉族群排挤出了低洼地带，而当他们将低地填满之后，眼光又转向了丘陵山地。对于农民来说，山坡种稻的主要技术难题在于灌溉，在低地和河谷，这些要求都能满足，但山区不同，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将山坡挖成梯田，积蓄当地充沛的雨水，然后种植早熟稻种。就这样，四川的很多地区都因此而被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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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破坏森林的不仅是各个族群的农业活动，伐木业也雪上加霜。“1136年的一位请愿者抗议说，沿着四川南部整个边境地区的汉人居民都在从事木材砍伐、造船和兵器制造业，其结果是原本区隔汉人与土著族群领地的‘禁山’已几乎完全没有树木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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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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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节中，我们还需要考虑造成四川环境变化的组织背景。清除森林、开垦土地，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更遑论采矿和伐木了，这些工作同时还需要有将劳动力协调组合成一个整体的能力。我们确实不知道滇、佬或彝是如何自我组织的，不过后两个曾被形容为“部落”，这是一个并不精确的词语，通常指的是由一个（或一组）受人尊敬并具有洞察力（如果不是魔法的话）的长者领导的一个家族群体，这些长者能够指挥这个群体中的所有其他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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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的组织方式则与此不同。前面已经提到，汉人是通过“当地权贵”来领导农户们侵占周围土地的。这个组织的基本元素是农户家庭：丈夫、妻子、孩子，可能还有一两位祖父母。正是这样的家庭单位在从事农业活动，最终决定种什么、卖什么以及种多少和卖多少。在四川，宋朝为边疆扩张政策而建立军事支撑的举措，削弱了当地权贵的权力和地位，也鼓励了由政府直接组织和管辖的村庄这种形式的形成，由村长（通常是村里比较富有的人）来负责组织本村上缴赋税及服徭役等事宜。在其他一些省份，如邻近的湖南，还出现了另外一种组织方式——宗族——将各个家庭都捆绑在一起，通过集体的努力来提供资源，不过这与村庄的形式是同时存在或者是在村庄领导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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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管究竟是谁真正“拥有”农户耕种的土地（国家、大地主、农户、“权贵”，正如我们即将所见，这可能非常复杂），做决定的经济单位还是农户，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生活在各种村庄之中，有些村庄仅有几户而有些则多达数百。当然，凭农户自己在武力上也是无法与组织更好且通常更“残忍”的土著对抗的。因此当隋唐重建中华帝国并在宋代得到延续的情况下，汉人政权拿出军事力量来“安抚”这些土著，无论是通过胁迫、武力、合作抑或招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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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对“蛮夷”和其他物种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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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边疆地区如此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从唐代开始的历代政府都在此设置了一个行政网络来实施占领、主张主权以及进行管理。那些已经属于汉人的地方——主要是有汉人农业村落定居的低洼地带——被设立为“县”，由那些皇帝直接委派并向其效忠的官员来负责管理。而对于仍属“土著”控制的地区，汉人则设法扶持那些顺从帝国统治的世袭酋长，这些人通过定期向中央纳“贡”以示忠心，这些地区也称为“羁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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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与“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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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政策当然是从汉人，尤其是帝国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制定的，也被边疆或境内的非汉族群所接受（有的或许没有接受）。从周朝或者可能更早的商朝开始，汉人就将他们领土以外的人群称为“蛮夷”。周将这些蛮夷分成四类（东夷、西戎、北狄和南蛮），而当汉人遭遇到更多的外族时，他们开始赋予他们其他名称（例如佬、苗、倮倮以及其他在本书中提及的名字）。中国人视他们从汉至宋（以及我们在后续章节中会看到的，贯穿明清直至现代）的拓殖扩张政策为“教化”那些“蛮夷”：通过让“蛮夷”接受汉人的主权、汉人的教育以及将当地环境重塑成汉人式的田园来改变（“化”）“蛮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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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将那些接受如此安排的族群称为“熟”蛮，而将那些抵抗汉人统治的称为“生”蛮。假以时日，熟蛮甚至可能变成汉人（也就是彻底的同化）。而“生”则表现在很多方面，不仅指生活在那些不受汉人控制地区——例如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研究中的Zomia[5]——的族群，也包括那些汉人无法改造的生态和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生”蛮也就是兽性未除的意思，在汉人的书写系统中，它与“虫”、“狗”或“兽”属于同类，而“生”蛮栖居的环境也抵制了汉人改造的企图[6]，我们在下一章还会继续这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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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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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动物的境况又如何呢？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物种的情况，我在引言里也介绍了一种评估生态变迁的方法，即追踪两个“明星物种”——象和虎。它们的存在即意味着整个生态系统直到最底层在地表分解落叶的昆虫和细菌都是健康而有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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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直到汉覆亡之后的分裂时期，北方地区仍然有虎存在。虎的生存需要有森林，因此5世纪时能在北方一些地区发现虎的踪迹即表示当时附近应该还有森林存在。不过即使有，森林可能也已不太多了，因为当虎开始攻击人类并“食人”时，说明它们的栖息地和食物来源都遭到了破坏。因此即使是在5世纪之前的中国北方，虎的活动空间也已经在收缩了。我们可以十分确定，当隋唐时期农业发展进一步清除森林时，同时也清除了虎的栖息地。到宋代时，虎在北方很可能只存在于一些残余的森林以及淮河与长江之间的大片沼泽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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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的遭遇也与之类似。公元600年之前，象的踪迹遍及整个华北，而随着隋唐统一中国和华北平原不断推进森林砍伐的活动[7]，象也就从这个地区消失了。到了宋代，有关象和虎的记录绝大部分都来自南方地区。根据薛爱华的记述，“9世纪（岭南）山中仍有大量的象，如果我们读到10世纪岭南沿海有象群出没也毫不奇怪”[8]。伊懋可认为到11世纪中期，象群不仅被排挤出了华北，长江流域也已不是它们的活动范围。如果是这样，那么覆盖这些地区的森林应该也已不存在了，虽然看起来长江以南的丘陵山区似乎还有一些留存。这些地方能继续为虎提供栖身之处，但习惯在低洼地带生活的大象已无法留在此地[9]，到1400年，中国统治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没有了象的踪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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