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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中国的人口和耕地面积，公元2—18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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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Kang Chao，ManandLandinChineseHistory：AnEconomicAnalysi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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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有唐一代中国北方的森林已基本砍伐殆尽。这个过程当然是很漫长的，可以简单地总结为：北方的黄土高原是最早的国家——商和周——建国的地方，那里很可能一开始就没有森林覆盖，而当商和周沿着黄河向东扩张时，华北平原上的森林即开始被清除并将土地用作农田；这一转变的进程在汉朝开始加快，铁制的斧和犁让开荒变得更加容易，汉朝的人口也因此上升到了近6 000万；汉朝覆亡之后的灾难造成了人口急剧下降，再加上游牧民族的侵略，这些也许给了自然环境在人口压力方面喘息的机会，然而北方的森林却很可能并未因此而恢复——即使有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因为大片曾经的农田如今变成了马和羊的牧场，这些都使得森林无法重新生长；之后帝国在隋朝重获统一，并在唐代得到了超过一个世纪的和平环境，北方的人口又重新恢复，牧场变回了农田。另外正如我们所见，数千座佛教寺院的建立，且其中很多位于北方的山岭和多树的地方，也为森林的减少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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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元900年之前森林大量减少的事实，我们不禁要担忧一个日益滋长的能源危机的出现。显然，人们需要燃料来取暖和做饭，还有我们即将看到，工业也同样需要燃料，而所有这些几乎都来自木材。事实上，宋代已经明确出现了钢铁行业的木材短缺，而民众能源短缺的证据则相对间接一些。当然，烹饪所需的燃料还是足够的，正如当时流传甚广的话里所说：“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酒、酱、醋、茶。或稍丰厚者，下饭羹汤，尤不可无，虽贫下之人，亦不可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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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今天被看作“中国式”的烹饪方法——在铁锅里翻炒小块的蔬菜和肉类——在当时逐渐成为食物烹调的主要方式。不同于汉代人们将谷物整粒蒸煮和将肉类炖或烤来食用——它们需要几个小时的烹调时间和把大量燃料塞入炉膛，快速翻炒以节省燃料。此外，还有证据表明许多食物是不经烹调直接生吃的，一位从印度来访的僧人不仅发现与他家乡的食物相比，中国的饮食平淡无味，并且震惊于“在中国，人们几乎都是生食蔬菜和鱼类”[5]。在宋代，吃切成薄片的生鱼和生肉成为一种时尚，尤其是在城市居民和富人中间，这就是“刺身”。[6]虽然可看作中国饮食的一个独特元素，但翻炒和“刺身”也反映了燃料短缺因而更为昂贵的事实——尽管不是完全没有供应，但某些时候确已实行了配额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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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的短缺也给钢铁工业带来了难题。一直到宋朝时，钢铁冶炼都是依靠木炭作为燃料；木炭是由木材在缺氧状态下加热形成的，当它再次燃烧时可以达到冶铁所需的“白热”温度（参见第三章）。但是当宋朝对钢铁的需求飙升时，木柴和木炭的短缺促使人们去寻找煤炭作为替代品。宋朝经济上的扩张，例如铸币或者打造农具需要用到铁，钢铁的另一个更主要的需求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为了对抗北方的游牧民族。宋朝的军队膨胀到了125万，需要相应地配套钢制箭镞和刀剑，铁则用途更广，从战车到瞭望塔甚至舰船。为了满足这些需求，郝若贝（Robert Hartwell）估计在850—1050年间，中国铁的产量翻了12倍，达到15万吨，十倍于汉朝时的产量，并与18世纪初工业革命之前的英格兰产量相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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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增长是由煤炭支撑起来的。如果只使用木炭的话，每年将需要22 000棵中等大小的树木——如此规模的森林在北方铁矿区附近早已不复存在，作为替代，所需的27.6万吨燃料里的大部分都来自煤矿。此外，煤炭也开始代替木柴进入了北方家庭，以供取暖和做饭，尤其是在都城开封，还供给烧制砖瓦的工场。到了1100年，京城的市场上就只有煤炭出售了，“一位观察者发现开封已如此依赖煤炭，以至于没有一处宅院还在烧木柴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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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封这种规模的城市——11世纪时居民可能已达100万——燃烧这么多的煤炭，肯定会对空气质量产生影响，尤其是在冬季，当然我们对此也无从知晓。再加上数百英里之内还有钢铁冶炼场，城市即便不是笼罩在一片灰霾中，至少空气也是周期性污浊的。要了解这段短时期内井喷式的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工业发展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还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我们目前能确切知道的是：“在北宋最后的75年里，中国北方逐渐成为燃料来源发生显著——或许可称为革命性改变的中心，煤炭在此时成为这里工业和民用燃料的最重要来源。”[10]如果将中国这一工业革命的雏形时期与英国19世纪早期相比，我们有理由相信，两者或许经历了类型及规模都类似的工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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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革命”一词来形容宋朝无疑是恰当的，伊懋可创造的术语“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更强化了这一概念，它包括农业（如前所述）、水利、货币和信贷、市场和城市化以及科学和技术等各方面的革新。[11]但这个工业革命的开端并没能得以延续[12]，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在对“为什么没有发生”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了很多常常是非常复杂的观点，其实最简单的原因可能仅仅是因为宋朝遭到了游牧民族一系列的入侵、征服和破坏。契丹、党项和女真，每一个都在10—11世纪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女真更是在1126—1127年攻陷了开封，迫使宋政府南逃至长江下游，在杭州重建了都城。女真在北方建立的金国与宋的边境大约位于长江和淮河的中间，宋位于山东半岛的铁矿和煤矿因此也落入了敌手。一个世纪之后，女真为蒙古所取代，后者继续与宋对战并在1260年代给予了宋朝最后一击。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亡于1279年，随后蒙古统治了中国全境。这些战争、入侵和外族统治所带来破坏性的一个显著指标就是人口数量的下降，大约从1200年顶峰时期的1.1亿～1.2亿回落到一个半世纪后的7 500万——损失了惊人的3 500万～4 500万人口，这足以使任何工业发展陷入停滞。仅开封一地，到1330年居民就减少到了不足9万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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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概念来自Mark Elvin，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Part 2，11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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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enis Twtichett，“Chinese Social History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Tenth Centuries：The Tunhuang Documen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PastandPresent，no.35（1966）：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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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W.Mote，ImperialChina，900-1800（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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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引自Michael Freeman，“Sung，”in FoodinChineseCulture：AnthropologicalandHistoricalPerspectives，ed.K.C.Chang（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151。译者注：吴自牧《梦粱录·鲞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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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bid.，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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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A.Anderson，TheFoodofChina（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67-68.中译本见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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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obert Hartwell，“A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Iron and Coal Industries during the Northern Sung，960-1126 A.D.，”TheJournalofAsianStudies 21，no.2（1962），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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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Robert Hartwell，“A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Iron and Coal Industries during the Northern Sung，960-1126 A.D.，”TheJournalofAsianStudies 21，no.2（1962），15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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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bid.，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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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Ibid.，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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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Mark Elvin，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Part 2，11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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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一书中，伊懋可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假设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更广泛的讨论参见Jack Goldstone，“Effloresce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orld History：Rethinking the‘Rise of the West’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JournalofWorldHistory 13，no.2（2002）：323-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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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Robert Hartwell，“A Cycle of Economic Change in Imperial China：Coal and Iron in Northeast China，750-1350，”JournaloftheEconomicandSocialHistoryof theOrient，no.10（196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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