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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中国北方的农田,约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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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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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治理”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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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崩溃之后，“黄”河很可能迎来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因为一位5世纪时的游牧民族首领在河套地区扎营时，曾惊叹于这里的美丽和一望无际的草原、树林，还有清澈的河流。[2]但是到了唐朝，黄河就已经因它所携带的从黄土高原侵蚀下来的大量泥沙而被通称为“黄河”了。[3]汉人和游牧征服者不得不与这条河流做斗争，制定一系列的策略来处理它的泥沙，是通过加高河堤、收窄河道来定期冲刷河床呢，还是让洪水在宽阔的河床中自由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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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哪一种方式，不管将河道放宽还是收窄，随着河床的持续升高，黄河上都陆续建起了堤坝。河堤每年都需要维护和修理，因此政府承担了这项组织工作并要求当地的村民们都必须去河堤服数天的徭役，而政府则提供必要的工具和资金。加高河堤需要的土从附近挖掘而来，这样人为降低了附近土地的地势高度，并增加了它们和河流之间的高度差。渗流将很多这类的低洼地带变成了沼泽，而且由于水中含有的盐分无法排走，造成沿着河流约2英里宽的带状区域都变成了无法耕作的盐碱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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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隋朝的统治者修建了大运河并将黄河和长江两大水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一系列全新的问题出现了：运河接收了黄河来水，同时也就接收了携带的泥沙。[5]因此，运河也需要清淤，有时要阻断与黄河的入水口，将运河抽干继而挖河泥来达到这一目的，但这意味着运河每年都需关闭数月，这与开挖运河的主要目的，即保证长江下游的粮谷源源不断地北运至都城和更为重要的北方抗敌的军队手中，是相左的。水在此时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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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的宋朝将都城建在了开封，新都位于黄河与大运河的交汇处，因此这两者的战略重要性在帝国官员的心目中都有了显著的提升。而宋的敌人就在北方的不远处——宋与辽国的边界就是注入渤海湾之前的那一段黄河。于是，黄河将敌方的骑兵阻挡在了河对岸，甚至到契丹辽国为女真所取代之后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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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河掉头向北奔向渤海湾的这一段上，面对季风性降水以及冰雪融水带来未知水量的压力，宋朝官员从过去的管理者那里沿袭了很多的治理经验：可以通过导流渠减轻干流压力，或者加强维护堤防系统，有时是通过深入河道建一些防波堤以降低水流冲击力，有时是有计划地铺设大量的植被来保护河堤。尽管如此，黄河还是定期地溃决，1019年淹没了30座城池，1048年再次决口并形成了几条新的河道，此后数次堵口回流均以失败告终。1048年的洪水还开启了黄河长达八十年不断向北方溃决的历史，洪水淹没了农业发达的河北省，对经济、人口、环境都造成了巨大破坏，这一部分我们将很快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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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黄河日益频繁地冲破堤防、淹没周围的田地和村庄，宋朝的官员开始争论究竟应该如何来维持这条河流作为对抗女真的天然屏障，并将计划纳入国家预算，导致了众多为控制这些资源而起的政治斗争以及对资源短缺无法完成这一目标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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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纷争终结于1126年女真南下围攻开封和次年的再次来袭。1128年冬，东京留守为解京都之困，决开了开封以北约50英里的黄河大堤，希望洪水能阻止金人的入侵，解救京畿。但这次人为的决河并未能够阻止金兵的南进，而且，到1194年，洪水和淤积的泥沙最终导致了黄河改道向南并先后侵占了清河和淮河河道，在它于山东半岛以南入海之前形成了一个新的巨大的湖泊，人们形象地称之为“洪泽湖”，这片海域也因为黄河的注入而成为“黄海”。此后，黄河一直从这里入海，直到19世纪中期再度改道和20世纪中期又被用来延缓敌人的军事进攻，这一事件我们会在第六章详细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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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改道也让这条河流与它的入海口重新回到了汉人手中——如果这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成功的话。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认为：“水力措施作为对抗敌人优势兵力的最后一招，并非一般的军事选择：将黄河收入帝国版图是必要的，因为宋王朝已将它作为一个对抗外部侵略的战略资源经营了一百多年。不过，大自然的作用确实实现了这种防御规划，因为黄河改道侵占了淮河下游河道，并由此成为南逃杭州的宋与金之间的新边界。”[6]也因此，整个宋朝分为北宋（960—1127年）和南宋（1127—1279年）两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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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入海口的南移还带来了其他生态方面的后果，主要起因于泥沙冲积形成的三角洲以及几个新的入海通道。不过奇怪的是，洋流还能将这里大量的泥沙携带到200英里外的杭州湾沉积下来，也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为增加水稻产量而发展圩田技术的地区。简而言之，黄河带来的泥沙给江苏沿海的农民增加了土地面积，由此在这本就以农业而富庶的地区又增加了稻米的产量。而且，由于宋朝南逃后定都在杭州，因而也获得了长江下游地区现成的农业和财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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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北平原的环境衰退，1048—1128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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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一千年来，黄河一直取道山东以北注入渤海湾，1194年的向南改道夺淮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后果，在第六章中我们将特别考察19世纪的严重情况。但并不为人熟知的是，在人为造成黄河改道向南之前，1048年开始的洪水泛滥还在之前并未遭受洪灾的河北部分地区形成了一条“北流”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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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8年，由于不确定的原因，黄河冲破了位于开封以北50英里的堤防。汹涌的洪水向北漫过平原，在今天津市附近注入渤海。历史学者张玲估计有多达百万的人口因此死亡或者逃亡。官员也猝不及防，不知如何应对，事实上他们随后花了八年的时间才确定好行动方案。毫无疑问，长期的原因肯定是大量泥沙淤积致使下游的河床不断抬升，水位也随之不断升高。1048年的溃决之后，约有70%的河水进入了“北流”河道，每隔一两年就要泛滥一次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其余30%的水仍留在原来的河道中。官员曾经想过让两条河道里的水量更平均来降低洪灾的可能性，但是少量而流动缓慢的河水只会造成泥沙更多的淤积。1068年，泥沙淤积导致了另一次可怕的洪灾，并造就了另一条更为向西的河道。此后，1086年、1087年、1093—1094年、1099年和1108年，洪灾频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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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泛滥和改道的过程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华北平原上无数的小河流被沉积的泥沙所壅塞，致使它们集体改道或干涸。为了修复河堤，当地居民伐光了附近山陵中的乔木和灌木用于支撑堤坝，用张玲的话来说，“他们为该省的毁林过程添上了最后一笔”[9]。到1070年代中期，太行山已“失去了它的松树林，变得光秃秃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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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华北平原非常平坦，洪水无法随地势排走，导致了土地受涝并盐渍化。一位官员描述道：“河水所淤之地，不生寸草而白碱是生。”[11]再加上贫瘠无养分的泥沙覆盖，大片土地失去了原来的植被。风裹挟着沙尘吹过整个平原，形成了一个个的沙丘：“水土流失随之而来，不仅使得土地沙化成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也使得这一问题成为河北自11世纪直至现代的一个特征。”[12]湖泊与池塘被淤塞，甚至一个城市都“埋在了黄河的泥沙之下”[13]。并且淤泥很快就变得非常贫瘠，宋代的历史记录如此描述：“水退淤淀，夏则胶土肥腴，初秋则黄灭土，颇为疏壤，深秋则白灭土，霜降后皆沙也。”[14]华北平原上很多曾经肥沃的土地都变成了沙地。在宋代官员试图通过决开河堤阻击金人对开封的攻击之后，1194年黄河最终因此而改道向南，留在北方的那条被遗弃的河道则成了沙源，风起时沙尘暴会肆虐整个华北地区。几个世纪后，一位朝鲜来访者的记录还提及这里“白沙平铺，一望无际。旷野无草，五谷不生，人烟鲜少”[15]。沙尘暴困扰这里已经长达9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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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玲认为，1048年造成黄河改道向北的这场洪水“开启了此后长达八十年的环境退化过程”[16]。而随着环境的恶化，农业、经济活动、人口密度都随之下降了。我们在第六章会看到一个类似的故事在19世纪中期时展开，泥沙的淤积与政府执政能力的下降造成了那时黄河的再一次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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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塑造珠江三角洲[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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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令人不可思议的战争与自然之间的互动过程也同样影响了南方，促成了中国另一个重要的农业区——珠江三角洲的形成。这是因为，在汉人进入岭南后的第一个千年里，我们今天称为珠江三角洲的这个地方，也即仅次于长江三角洲的中国第二大丰饶高产之地，还是一片较浅的开阔海湾，而不是一个三角洲。对居住在当时称为“南海”的广州居民而言，眼前只是一片点缀着岛屿的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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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图4-7所示1975年的卫星照片上，广州处在中间的位置，恰好位于两条河流汇合点的西面，以西和以南如今是三角洲的地方在两千年前是一个开阔的河流入海口。照片还显示，汇入珠江入海口的河水携带着大量的淤泥，看起来，珠江三角洲似乎是由河流携带泥沙沉积在此而自然形成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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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珠江三角洲的卫星照片，197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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