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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政府这种控制经济的能力在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中意外地遭到了摧毁。[15]在此之前，唐政府不仅设置和管理市场，而且能控制大量的土地并定期对其进行重新分配，但756年以后，唐政府已经无力再重新分配土地了，于是大量土地落入豪强富室的私人之手，市场也由此而摆脱了束缚，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以前都没有再回到政府的控制之下。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并影响着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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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无论是在人口不断增加而日益稠密的地区，特别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长江下游地区，还是主要位于南方的那些需要把山区产品运到平原市场交易食品、服饰和盐等生活必需品的地区，乡村定期集市的交易活动都已经越来越频繁起来。在宋代，特别是明清两朝，这些集市开始彼此相互联结并发展成一个具有等级结构的市场体系，从而通过商业把帝国的绝大部分地区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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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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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所涉及的这五百年时间里，中国（也包括北半球）的气候相较之前的千年处于持续变冷之中（参见图2-2），一些历史学家就将这一时期中很长的一段时间称为“小冰期”。[16]在本章稍后我们将会看到，极度寒冷的天气的确降临到17世纪的中国，导致了气温和作物产量的下降，并造成当时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普遍遭遇到一场大危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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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气候也不是一直在变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苦难，在15世纪中期那场可能是因为火山喷发物阻挡阳光照射而引起的气候变冷之后，该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不仅出现了气候回暖，而且中国的经济也开始复苏，并在16世纪的全球经济中得到了令人瞩目的扩张。[18]大量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作物的产量也不断增加，欧洲人于是乘坐着小型卡拉维尔帆船努力寻找着通往亚洲最富庶国家的航路，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新大陆及其巨量的黄金、白银财富和玉米、甘薯、花生、西红柿等新作物，而这些美洲作物也都随之进入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人们的农业轮作体系。这些全球性的气候、经济和环境变化的组合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位学者就把这种各大洲、人民和经济之间较以往更为紧密的联系看作现代世界史的开端。[19]本章所探讨的中国环境史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更为宽广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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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川所遭受的摧残尤为严重，该省有记录的人口数字在1200年至1300年间下降了超过90%，从近300万户减少到了仅12万户。Paul J.Smith，“Commerce，Agriculture，and Core Formation in the Upper Yangzi，2 A.D.to 1948，”LateImperial China 9，no.1（19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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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erbert Frank and Denis Twitchett，eds.，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vol.6，AlienRegimesandBorderStates，907-1368（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362.中译本见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第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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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bid.，36.中译本见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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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引自Dee Mack Williams，BeyondGreatWalls：Environment，Identity，andDevelopmentontheChineseGrasslandsofInnerMongoli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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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bid.，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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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蒙古人将中国北方大片土地变成牧场的做法后来遭到了忽必烈的禁止，因为这样会减少粮食的供应，并增加蒙古对于从南方输入稻米的依赖。Herbert Franz Schurman，trans.，EconomicStructureoftheYuanDynast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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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onica H.Green，“Editor’s Introduction to‘Pandemic Disease in the Medieval World：Rethinking the Black Death’，”MedievalGlobe 1（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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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William McNeill，PlaguesandPeoples，143-146；Robert Gottfried，The BlackDeath（New York，NY：The Free Press，1983），35.译者注：这里所引述的部分西方学者的观点是非常唐突和缺乏史料支撑的，目前尚无任何资料表明西方黑死病的病菌源自中国，关于学术界对中国历史上鼠疫问题的研究，可参见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第97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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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adkau，NatureandPower，155.中译本见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Carol Benedict，BubonicPlagueinNine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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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蒙古对中国统治影响更为全面的评论，可参见F.W.Mote，Imperial China，900-1800（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chs.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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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安敦认为中国至迟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了市场经济：“和其他古代社会不同，帝制早期的中国是在货币经济中运转的，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使用由国家铸币机构按照标准化大量铸造的钱币来购买……尽管从理论上来讲，中国的政府是倾向于重农抑商的，但其又颁布了一系列的市场法律和条令，极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近年来发掘的法律文本表明，帝制早期的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具有执行力的合同法，以保证市场交易安全可靠，保护财产权利和降低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那种在其他前近代经济中阻碍了市场活动的交易成本。”Barbierri-Lowe，ArtisansinEarly ImperialChin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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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特别参见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arts I，II，and III，JournalofAsianStudies Vol.24，No.1（Nov，1964），3-43；Vol.24，No.2（Feb.，1965），195-228；and Vol.24，No.3（May，1965），363-399。中译本见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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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Shiba，CommerceandSocietyinSongChina，140，141.中译本见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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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对相关有趣史料的一个早期评论，可参见Denis Twitchett，“Chinese Social History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Tenth Centuries：The Tunhuang Documen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PastandPresent，no.35.（1966）：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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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关于这一问题的简单探讨，可参见Valerie Hansen，TheOpenEmpire：A HistoryofChinato 1600（New York，NY：W.W.Norton，2000）；and Patricia Ebrey，TheCambridgeIllustratedHistoryofChina（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中译本见芮乐伟·韩森：《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梁侃、邹劲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译者注：作者下文对唐代土地制度的介绍比较笼统且深受唐宋变革论的影响，而学界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唐宋之际土地制度的性质似乎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参见杨际平：《唐宋土地制度的承继与变化》，《文史哲》2005年第1期；耿元骊：《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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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Jean Grove，TheLittleIceAge（London，Methuen，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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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相关文章详见Trevor Aston，ed.，CrisisinEurope，1560-1660（New York，NY：Doubleday，1967）；Geoffrey Parker and Leslie Smith，eds.，TheGeneral CrisisoftheSeventeenthCentury（London，UK：Henley and Boston，1978）。关于这场“普遍危机”对亚洲的影响，可以参见ModernAsianStudies 24，no.4（1990）：625-697的一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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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特别参见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Los Angeles and 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中译本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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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William S.Atwell，“Time，Money，and Weather：Ming China and the‘Great Depression’of the Mid-Fifteenth Century，”TheJournalofAsianStudies 61，no.1（2002）：8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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