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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二节 边疆地区与边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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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考察的帝制晚期阶段，大致相当于1800年之前的元朝（1271—1368年）、明朝（1368—1644年）和清朝（1644—1911年）的大部分时间。这一时期基本确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首先被纳入中国政府管辖的是后来成为云、贵两省的西南地区，这里最初是由于蒙古军队迂回包抄南宋而被征服，明朝政府延续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在清代，满族军队不断向西进军，将西藏、新疆和内蒙古都纳入了帝国版图之中，而满人自己在东北的故土当然也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同样在清代回归中国统治之下的还有台湾岛。这些边疆地区也就构成了我们研究帝制晚期中国环境的“热点地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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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热点地区则是南方长江流域的丘陵和山区。随着长江流域地势低平地区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北方人口继续向南方的扩展，累积性的压力促使一些人选择向外迁出。[2]他们有的迁往西部和南部耕地条件相近的地区，有的迁往边疆，而另一些人则找到了在山区和丘陵地带继续谋生的办法，后者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山区开垦专家”，而他们能够在山地和丘陵定居并对其进行改造，也得益于市场体系和16世纪早期以来美洲粮食作物的引进。这一部分中国环境史的主题或许可以因此而总结为“外迁与上山”（outward and upward）。让我们首先从中国的西南边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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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身份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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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中国环境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涉及生活在不同生态系统中的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从环境中获得生计，并构建起彼此各异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规范。当这些不同族群之间发生接触——通常是汉人家庭农场获得强大的军队和组织良好的国家支持时，会形成一种膨胀力，而中华帝国的拓殖历程也由此从史前开始，经过帝国早期、中期和本章讨论的晚期，并将一直延续到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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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中国西北森林地区的猎人，蒙古的牧民，或西南地区的渔民和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人们，会形成与农耕汉人不同的文化、语言和政治。汉人也注意到了这些差异，并对此提出了各种解释，主要就是基于我们所说的环境条件。在第四章中，我们曾提到过宋朝人将“蛮夷”划分为“熟”蛮和“生”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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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世纪，一位生活在明末清初动荡时期的儒家学者王夫之（1619—1692年），提出了另一种“夷夏之说”。他认为中国——指的是汉人居住、耕种和统治的地区——被一种特定的他称之为“气”的物质和能量所激发，从而赋予了中国以独特的品质。历史学者贝杜维将其概括为“以扩大耕地区域为基础的汉人空间”（Hanspace arablism），也就是汉人根据自己的组织方式和谷物种植方式来界定的那一部分世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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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在王夫之的理念中，“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贵贱焉，特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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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汉人与其他族群根本不同的观念在中华帝国过去几千年的扩张中得到了体现。为了将其他族群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汉人设计出各种方式方法来管理一个拥有大量不同生态系统和族群的帝国。这种挑战一直延续到清朝，并呈现出新的复杂方式——作为征服者的满人适应了“汉人空间”的生活并由此出发建立起他们的统治，同时又一直在边境线上接触和统治着其他族群。在不同族群与各自环境中动植物的复杂交互作用之外，又增加了与汉人的接触，因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族群的身份认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变动性。环境、植物、动物和气候——特别是动物——与汉人和其他族群的相互作用在帝国晚期的身份构建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东北地区的满人竞相追逐着猎物，草原上的蒙古人骑马和放牧着羊群，西南地区的蚊子和携带疾病的寄生虫也限制着汉人和满人直接统治当地土著族群的能力。[5]不仅是边境地区的自然环境——茂密的森林、高山、沙漠或草地，也包括那里的人民，都成了中华帝国和汉人农业种植模式扩张的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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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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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长江以南逐渐融入中华帝国的其他地区一样，西南地区——后来的云南、贵州和广西西部——的定居社会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但这里的大部分居民在语言和文化上更接近于侗泰语族和藏缅语族，而与汉语族有所不同，或者说，他们不是汉人。但他们也不是那种原始的从树林和河流中谋求生计、“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部落居民，他们的社会已经有了精英和平民（有时候是奴隶）的阶层区分以及复杂的政治管理，具备了足够的能力来与汉民族和其他敌人进行斗争，甚至还能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记录他们所取得的这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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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直都被中央政权看作依附性的周边地带，但以云南为中心，包括中国西藏、缅甸、越南和孟加拉的一部分在内的这些地区，也逐渐形成了一个高度融合的经济系统，在有些地方还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在其中流动的主要商品包括从云南运往西藏的茶叶和马匹（所以也被称为茶马古道），运往孟加拉的银锭、铜锭，以及丝绸、金属、翡翠、象牙、木材、草药、香料、锡和棉花等。云南出产的马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在气候较凉爽的地区，另一类在亚热带地区，藏民对前一类非常感兴趣，而历代中原王朝也都与云南有着繁荣的马匹贸易，特别是宋代由于失去了北方的草原地带，只能在四川和广西设立了十多个马市以寻求马匹来装备自己的骑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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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正准备征服中国的蒙古人而言，云南就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1253年，他们攻克大理国，不仅切断了南宋的马匹供应，而且打开了宋朝最西面的大门。元朝政府非常重视云南的银矿，设定了开采的限额，并对其征收矿税。明朝建立后，云南的白银（乃至云南）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战略性地位，明政府继续把白银作为自己的主要货币，云南也占据了帝国经济体系中更为中心的地位，其银产量大约占到了明帝国全部产量的一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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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这几个世纪里，云南首先从西南丝绸之路贸易区的中心地区转变成了中华帝国的边疆地区。约翰·荷曼（John Herman）认为：“在1400年至1800年间，中国的西南边疆……还从一个少为人知和罕有人至的半边缘地带转变成了中华帝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四百年里，中国的西南边疆发生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经济上未开发、定居农业人口稀疏且主要为非汉人土著的边疆地带，发展成为由汉人移民主导的日益商业化的地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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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云南省一带，8世纪时曾出现过一个由六个当地部族组成的南诏国。唐朝显然是希望通过扶持南诏来抵御吐蕃，因此向南诏王室赐以爵位和封赏；南诏的统治者也深知自己在唐王朝和吐蕃之间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其立场也不断根据双方给自己的好处而摇摆。由于某些不明确的原因，南诏和吐蕃均与唐王朝大约同时衰亡，在云南地区取而代之的是大理国，其统治一直延续到1253年蒙古人的征服为止。从已知的资料来看，大理国的主要人口属白族，他们在地势较低的地区从事农耕，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并建立了独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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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的生态丰富多样，在各异的生态环境中生活着很多不同的族群。[9]从汉人的角度来看，最边远的是勇猛的佤族，该族属于孟-高棉语族，生活在缅族和掸邦之间的高地地区并建有自己的政权组织。佤族的中心区人口稠密，建有牢固的定居场所，而其他的佤族聚居区则距离较远且与缅族人或汉族人相联系。根据马思中的研究，佤族人能够联合起来一致对抗缅族人或汉族人，但其内部也常常发生争斗，“他们彼此之间的争斗……往往会割取对方的头颅作为战利品，尤其是随着可以用于游耕的未开垦土地日趋减少，他们的战斗也更加激烈……大部分的牺牲者都是佤族人，不过也有一些冒险进入佤族中心区的外族人被砍掉了脑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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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最南边的西双版纳，群山起伏，河流密布，在这里生活着的众多族群也都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特殊联系。克木人生活在“山脚下的丛林里”和竹林深处，而在他们之后到达这里的其他族人，往往会来争夺克木人的土地，他们的生活空间也就随着这些斗争而不断地沿着山坡向上或向下移动。在这里，游耕的生产方式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人们也根据这种周期性的耕作方式来了解自己的年龄（在某块土地开垦的那一年出生）。大象构成了克木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驯养大象[11]，直到现在，这些茂密的丛林地带仍然是中国大象最后的庇护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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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的阿卡人属于藏缅语族。“在过去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卡人都生活在中国和东南亚大陆交界处的山区，在多树的丘陵地带以游耕方式种植旱稻和多种蔬菜……阿卡人的种植方式与山地的复杂环境紧密相关，在不同的地带，海拔和小气候都很不一样，阿卡人充分利用这些差异，种植了种类惊人的野生或培育的树木和其他植物。”在深入了解山区生态状况的基础上，阿卡人“根据他们日常生活和各种紧急情况的需要改造了自己的生态环境，避开了政府的税收，同时还向市场提供了自己的产品”[12]。阿卡人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启示，人类是有可能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改造自然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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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山脉绵延纵横，湍急的河流穿越其间，原住于此的彝族人早先主要生活在山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迁至河谷低地从事农业种植，并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占据了贵州的大部分地区。由于耕地有限而人口压力不断增加，彝族内部分裂成了几个支系，彼此间存在着异常血腥的冲突，失败者往往被迫迁往另一条河流附近生活。彝族人“为了能控制肥沃的耕地、稀有的水源和未被破坏的牧场，不仅和外族人发生冲突，而且内部也争斗不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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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诏对抗唐朝的时期，彝族人已经建立了慕俄格王国，其统治区域接近现今贵州省的全境。为了获取他们在对南诏斗争中的支持，唐王朝对慕俄格王国进行了册封，彝族也由此进入了中原王朝的视野，成为可能归化中原文明的众多“蛮夷”之一。显然，贵族武士社会的彝族人非常能征善战，而慕俄格王国的统治者，也希望能从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获得封号、印玺和冠带。这种朝贡关系一直持续到宋朝，彝族的领袖们总会定期将上千匹马送到南宋都城临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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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对南宋的征服决策同时也导致了云南大理国和贵州慕俄格王国的灭亡，为了从西面和南面包抄南宋，当时总领军国庶事的忽必烈在1253年至1255年间发起了灭大理和慕俄格之役。战争结束后，蒙古人更希望通过已有的政治结构来实现统治，因而建立了授予当地首领世袭官职的土司制度。一个世纪以后，蒙古人被逐出中原，明朝建立，朱元璋沿用了土司制度来管理西南地区。在后文介绍清代的云南时我们还会注意到，土司制度和任用当地官员还与中原人对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的恐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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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约翰·荷曼所指出的，蒙古军队对西南的征服是该地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使得中国人日益认识到，这一地区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而有计划地把中原的汉族人口迅速迁移到西南。不过，对于汉人而言，西南地区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进入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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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云南、贵州和广西西部构成了一个从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多山高原区，其东南面的西江平原适合大面积的农业种植。詹姆斯·斯科特将这一地区看作他和其他学者称为Zomia的一部分，指包括中国西南地区在内的东南亚高地地区。[16]中国境内的Zomia山区大部分为石灰岩喀斯特——一种在大规模地质作用引起的升温和局地小气候作用下形成的神奇地貌（参见图4-2）。这一地区广泛分布着石灰岩，有很多河流也会在某一段消失不见而成为地下暗河，还有水潭、溶洞、落水洞和峡谷等很多特色景观。在云南西部，长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竞流而下，穿越于高达8 000英尺的崇山峻岭之间（我们在第七章还会回来讨论被称为“云南三江并流地区”环境的命运），无法通航，要游历这一地区的人们就只好翻越这些层叠的山峰。这里只有6%的陆地地势较平坦且土壤含有足够养分，能够用于农业耕种。森林则主要是常绿阔叶林，只在一些低海拔的地方有热带季雨林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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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位于云贵高原的东部，有着和云南一样显著的喀斯特地形，70%的面积都覆盖着石灰岩，除了1%多一点的河谷地带外，均不利于农业种植。贵州也像云南一样多山和水流湍急，交通运输和水利灌溉都很不便利。有人形容贵州“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云南的气候温和主要是因为该省大部分地区海拔都在5 000英尺或以上，而贵州则更加多雨，雨日多达160天。贵州南部的山坡和山谷一般生长季雨林，其他热带地区则以常绿阔叶林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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