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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正准备征服中国的蒙古人而言，云南就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1253年，他们攻克大理国，不仅切断了南宋的马匹供应，而且打开了宋朝最西面的大门。元朝政府非常重视云南的银矿，设定了开采的限额，并对其征收矿税。明朝建立后，云南的白银（乃至云南）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战略性地位，明政府继续把白银作为自己的主要货币，云南也占据了帝国经济体系中更为中心的地位，其银产量大约占到了明帝国全部产量的一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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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这几个世纪里，云南首先从西南丝绸之路贸易区的中心地区转变成了中华帝国的边疆地区。约翰·荷曼（John Herman）认为：“在1400年至1800年间，中国的西南边疆……还从一个少为人知和罕有人至的半边缘地带转变成了中华帝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四百年里，中国的西南边疆发生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经济上未开发、定居农业人口稀疏且主要为非汉人土著的边疆地带，发展成为由汉人移民主导的日益商业化的地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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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云南省一带，8世纪时曾出现过一个由六个当地部族组成的南诏国。唐朝显然是希望通过扶持南诏来抵御吐蕃，因此向南诏王室赐以爵位和封赏；南诏的统治者也深知自己在唐王朝和吐蕃之间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其立场也不断根据双方给自己的好处而摇摆。由于某些不明确的原因，南诏和吐蕃均与唐王朝大约同时衰亡，在云南地区取而代之的是大理国，其统治一直延续到1253年蒙古人的征服为止。从已知的资料来看，大理国的主要人口属白族，他们在地势较低的地区从事农耕，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并建立了独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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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的生态丰富多样，在各异的生态环境中生活着很多不同的族群。[9]从汉人的角度来看，最边远的是勇猛的佤族，该族属于孟-高棉语族，生活在缅族和掸邦之间的高地地区并建有自己的政权组织。佤族的中心区人口稠密，建有牢固的定居场所，而其他的佤族聚居区则距离较远且与缅族人或汉族人相联系。根据马思中的研究，佤族人能够联合起来一致对抗缅族人或汉族人，但其内部也常常发生争斗，“他们彼此之间的争斗……往往会割取对方的头颅作为战利品，尤其是随着可以用于游耕的未开垦土地日趋减少，他们的战斗也更加激烈……大部分的牺牲者都是佤族人，不过也有一些冒险进入佤族中心区的外族人被砍掉了脑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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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最南边的西双版纳，群山起伏，河流密布，在这里生活着的众多族群也都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特殊联系。克木人生活在“山脚下的丛林里”和竹林深处，而在他们之后到达这里的其他族人，往往会来争夺克木人的土地，他们的生活空间也就随着这些斗争而不断地沿着山坡向上或向下移动。在这里，游耕的生产方式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人们也根据这种周期性的耕作方式来了解自己的年龄（在某块土地开垦的那一年出生）。大象构成了克木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驯养大象[11]，直到现在，这些茂密的丛林地带仍然是中国大象最后的庇护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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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的阿卡人属于藏缅语族。“在过去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卡人都生活在中国和东南亚大陆交界处的山区，在多树的丘陵地带以游耕方式种植旱稻和多种蔬菜……阿卡人的种植方式与山地的复杂环境紧密相关，在不同的地带，海拔和小气候都很不一样，阿卡人充分利用这些差异，种植了种类惊人的野生或培育的树木和其他植物。”在深入了解山区生态状况的基础上，阿卡人“根据他们日常生活和各种紧急情况的需要改造了自己的生态环境，避开了政府的税收，同时还向市场提供了自己的产品”[12]。阿卡人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启示，人类是有可能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改造自然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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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山脉绵延纵横，湍急的河流穿越其间，原住于此的彝族人早先主要生活在山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迁至河谷低地从事农业种植，并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占据了贵州的大部分地区。由于耕地有限而人口压力不断增加，彝族内部分裂成了几个支系，彼此间存在着异常血腥的冲突，失败者往往被迫迁往另一条河流附近生活。彝族人“为了能控制肥沃的耕地、稀有的水源和未被破坏的牧场，不仅和外族人发生冲突，而且内部也争斗不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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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诏对抗唐朝的时期，彝族人已经建立了慕俄格王国，其统治区域接近现今贵州省的全境。为了获取他们在对南诏斗争中的支持，唐王朝对慕俄格王国进行了册封，彝族也由此进入了中原王朝的视野，成为可能归化中原文明的众多“蛮夷”之一。显然，贵族武士社会的彝族人非常能征善战，而慕俄格王国的统治者，也希望能从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获得封号、印玺和冠带。这种朝贡关系一直持续到宋朝，彝族的领袖们总会定期将上千匹马送到南宋都城临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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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对南宋的征服决策同时也导致了云南大理国和贵州慕俄格王国的灭亡，为了从西面和南面包抄南宋，当时总领军国庶事的忽必烈在1253年至1255年间发起了灭大理和慕俄格之役。战争结束后，蒙古人更希望通过已有的政治结构来实现统治，因而建立了授予当地首领世袭官职的土司制度。一个世纪以后，蒙古人被逐出中原，明朝建立，朱元璋沿用了土司制度来管理西南地区。在后文介绍清代的云南时我们还会注意到，土司制度和任用当地官员还与中原人对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的恐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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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约翰·荷曼所指出的，蒙古军队对西南的征服是该地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使得中国人日益认识到，这一地区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而有计划地把中原的汉族人口迅速迁移到西南。不过，对于汉人而言，西南地区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进入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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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云南、贵州和广西西部构成了一个从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多山高原区，其东南面的西江平原适合大面积的农业种植。詹姆斯·斯科特将这一地区看作他和其他学者称为Zomia的一部分，指包括中国西南地区在内的东南亚高地地区。[16]中国境内的Zomia山区大部分为石灰岩喀斯特——一种在大规模地质作用引起的升温和局地小气候作用下形成的神奇地貌（参见图4-2）。这一地区广泛分布着石灰岩，有很多河流也会在某一段消失不见而成为地下暗河，还有水潭、溶洞、落水洞和峡谷等很多特色景观。在云南西部，长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竞流而下，穿越于高达8 000英尺的崇山峻岭之间（我们在第七章还会回来讨论被称为“云南三江并流地区”环境的命运），无法通航，要游历这一地区的人们就只好翻越这些层叠的山峰。这里只有6%的陆地地势较平坦且土壤含有足够养分，能够用于农业耕种。森林则主要是常绿阔叶林，只在一些低海拔的地方有热带季雨林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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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位于云贵高原的东部，有着和云南一样显著的喀斯特地形，70%的面积都覆盖着石灰岩，除了1%多一点的河谷地带外，均不利于农业种植。贵州也像云南一样多山和水流湍急，交通运输和水利灌溉都很不便利。有人形容贵州“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云南的气候温和主要是因为该省大部分地区海拔都在5 000英尺或以上，而贵州则更加多雨，雨日多达160天。贵州南部的山坡和山谷一般生长季雨林，其他热带地区则以常绿阔叶林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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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西部与贵州的自然环境有很多相似之处，包括喀斯特石灰岩地貌、贫瘠的土壤和常绿阔叶林等。而广西东部沿西江及其支流区则更适于农业种植，因而人口密度也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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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然环境如此特殊，加上“亚热带迷宫般的山峰和幽深的峡谷”这样的小生境又特别多，这里承载了种类非常繁多的动植物。“蛇、猴、虎、鹿以及许多其他动物和鸟类在森林里繁衍生长，有些地方藏有瘴气，而另一些地方则很安全。”[17]直到20世纪末，据称这一地区仍然蕴藏着中国约25%的动植物区系，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在第七章中我们将继续探讨该地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和人们为了保护它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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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人类族群的多样性一直以来也特别丰富。[18]在这些瘴气弥漫的河流低地居住并从事农耕的大部分人口应该属于侗泰语族的泰语支，他们可能也是新石器时代最早在此定居的人类。但也有另外一些族群，而且在西南地区的不同族群之间，有过相当大规模的迁移。[19]在云南，阿昌族主要生活在西部山区，但有些也在河流附近的平坦地带从事农耕或饲养牲畜。信仰佛教的布朗族生活在南部山区的山坡之间，采用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并从属于泰语支的民族。哈尼族和基诺族善于在山坡上种植野生茶树，大山深处的拉祜族和傈僳族则主要从事渔猎，佤族原本也以狩猎采集为生，但在13—18世纪间迁移到了低地地区，只是在傣族和汉族人占据了最好的农田时，才被迫撤退回山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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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主要生活着七大族群——苗族、布依族（仲家）、仡佬族、彝族（倮倮）、瑶族、侗族和壮族（侬族）。中国最早将这些土著民族分为13个族群，到了清代，为了更好地征服和管理这一地区，又将贵州土著民族最终划分为82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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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西南地区有多少个土著民族，人口总数也并不很多，其对于环境的影响也并不算很大。直到1400年前后汉人大批来到这里时，仍然在大量的文献资料中提到了老虎和大象的出没以及广袤的森林，这些都表明这里的生态系统仍然保持良好。虽然泰语民族的农人已经把一些山间的河谷地带开垦成了农田，少量其他民族的人们也在从事着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但这里高山和深谷太多，非常难以到达，人们尚无法在很多地方安家落户，因而少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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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驱逐蒙古并于1368年建立新的汉人政权明王朝之后，开国皇帝朱元璋向西南地区所有曾经听命于元朝的土司们颁布谕旨，授之以原官，继续实行由当地首领世袭管理的土司制度，以维持帝国形式上的秩序和这些地区对中央的贡赋，当地的首领也由此成为世袭土司，并受命全权管理属下的人民。尽管如此，明军还是要到1382年才击溃了云南的蒙古军队，而对当地反对势力的镇压又花去了十年的时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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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刚刚建立的明王朝会对西南地区如此重视呢？对于一个农业帝国而言，西南地区并不适合农业生产，乍看起来也没有多少征收农业税的机会。朱元璋之所以将大量汉族人民和官员迁入西南，其驱动力主要来自对蒙古和西藏安全的考虑，以及对一些战略性资源特别是银、铜等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需求，同时也可以通过在西南“无人居住的地区”[23]推行卫所和屯田制度增加一些税收。军队与农业拓殖相结合的屯田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汉代就曾用于开拓和驻守西北边疆，唐宋时期也曾在四川和岭南地区推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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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当地土司的任命和对军事反对派的讨平，明朝建立的卫所和军屯也逐渐遍及西南各地，有25万汉人士兵携带家眷在河谷地带建立了工事日益坚固的卫所，获得土地，并开始从事农业种植。到1400年，已经有约100万甚至更多的汉人移居到了西南地区，并且用历史学者约翰·荷曼的话说，这“仅仅是个开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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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次汉人向西南地区的迁徙浪潮或者是政府强制命令的移民，或者是由政府许诺免费提供种子、农具和三年免税所推动的。在汉人大量到来之前，西南的农业开垦仅限于适宜种植的耕地，而且非常缺乏铁犁等农具，土著族群所使用的木制器具只能开垦河谷地带比较轻的冲积土壤，而不适合开垦森林地区的重壤土，也没有牛来拉犁。因此，明朝政府不仅为汉人移民配备了铁犁，而且提供了数以万计的耕牛——仅在1385年至1390年这五年间就有三万头——来拉动沉重的铁犁，开垦森林中的土壤。[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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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几乎所有分配给这些屯田士兵的土地都是从当地其他民族那里夺取来的”[26]。但到1400年和1441年，云南和贵州已经分别又清理开垦了130万亩和100万亩的土地；到1597年，又开垦了170万亩。所有这些土地都依照汉人的土地占有特别是所有权观念进行管理（因此也可以进行买卖）。当然，云南、贵州和广西西部的各土著民族也会经常对此进行抵制，而这又会引来更多政府军队对这些“叛乱”的镇压。在15世纪和16世纪，有十万乃至更多士兵被派往这些地区，他们与当地民族之间的战争持续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军队中的大部分士兵，其实是被征召的另一些地区的土著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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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规模最大且史料记载最多的一次，是发生在1465年广西西部浔江流域的大藤峡瑶民起义。大藤峡得名于当地瑶民用以攀附渡江的一根大藤，也是一个瘴气纵横的地方。无论这一事件是如何触发的，其核心问题总与汉人对瑶民土地的挤压有关。据官方正史记载，在首领侯大狗（苟）的领导下，瑶人对明朝军队采取游击战术，“出没山谷，守吏不能制”。明政府兵部尚书于是奏请派遣将领韩雍统率明军三万及西江土兵十六万（他们似乎能够抵抗当地的瘴气），进攻大藤峡“叛乱”的瑶民。明军首战擒获千余瑶民，并斩首三千二百余级。[28]但这并没有遏制住瑶民的“叛乱”，于是韩雍再度发起进攻，封锁了大藤峡的所有出口并纵火烧山，瑶人四处溃逃，韩雍“饬兵穷追，伐山通道”，攻至山寨。在诱敌接战后，韩雍又以火炮轰击，“发火箭焚其栅”，再斩首三千余级。因为这些征服西南地区的战争有计划地破坏了动物的栖息地，所以历史学者伊懋可也将其称为“生态战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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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战争还是从16世纪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和汉、唐、宋代一样，解决“叛乱”的最终办法还是要把这些不同的生态环境改造成农田，从而摧毁这些异族非农业生活方式的生态基础，进而消除它们的抵抗。在17世纪早期明帝国的一项计划中就指出：“地益垦辟，聚落日繁，经界既正，土酋不得侵轶民地……以耕聚人，不世其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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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将森林改造成耕地的并不仅仅是汉人，在1570年代的贵州，一些得到朝廷任命的当地土司也领导自己的人民，从一直以来的刀耕火种转向汉族的犁耕生产。（水西纳苏）倮倮的首领们也意识到，通过采用汉族的耕种方式可以获得比传统生产方法更多的收入。而新的耕作方式需要比他们治下人口更多的劳动力，因此这些纳苏首领们就“劫掠汉人定居点获得俘虏，为他们耕作已开垦的土地，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来为水西日益扩大的政治经济体提供奴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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