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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adkau，NatureandPower，155.中译本见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Carol Benedict，BubonicPlagueinNine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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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蒙古对中国统治影响更为全面的评论，可参见F.W.Mote，Imperial China，900-1800（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chs.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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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安敦认为中国至迟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了市场经济：“和其他古代社会不同，帝制早期的中国是在货币经济中运转的，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使用由国家铸币机构按照标准化大量铸造的钱币来购买……尽管从理论上来讲，中国的政府是倾向于重农抑商的，但其又颁布了一系列的市场法律和条令，极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近年来发掘的法律文本表明，帝制早期的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具有执行力的合同法，以保证市场交易安全可靠，保护财产权利和降低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那种在其他前近代经济中阻碍了市场活动的交易成本。”Barbierri-Lowe，ArtisansinEarly ImperialChin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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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特别参见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arts I，II，and III，JournalofAsianStudies Vol.24，No.1（Nov，1964），3-43；Vol.24，No.2（Feb.，1965），195-228；and Vol.24，No.3（May，1965），363-399。中译本见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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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Shiba，CommerceandSocietyinSongChina，140，141.中译本见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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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对相关有趣史料的一个早期评论，可参见Denis Twitchett，“Chinese Social History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Tenth Centuries：The Tunhuang Documen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PastandPresent，no.35.（1966）：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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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关于这一问题的简单探讨，可参见Valerie Hansen，TheOpenEmpire：A HistoryofChinato 1600（New York，NY：W.W.Norton，2000）；and Patricia Ebrey，TheCambridgeIllustratedHistoryofChina（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中译本见芮乐伟·韩森：《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梁侃、邹劲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译者注：作者下文对唐代土地制度的介绍比较笼统且深受唐宋变革论的影响，而学界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唐宋之际土地制度的性质似乎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参见杨际平：《唐宋土地制度的承继与变化》，《文史哲》2005年第1期；耿元骊：《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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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Jean Grove，TheLittleIceAge（London，Methuen，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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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相关文章详见Trevor Aston，ed.，CrisisinEurope，1560-1660（New York，NY：Doubleday，1967）；Geoffrey Parker and Leslie Smith，eds.，TheGeneral CrisisoftheSeventeenthCentury（London，UK：Henley and Boston，1978）。关于这场“普遍危机”对亚洲的影响，可以参见ModernAsianStudies 24，no.4（1990）：625-697的一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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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特别参见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Los Angeles and 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中译本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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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William S.Atwell，“Time，Money，and Weather：Ming China and the‘Great Depression’of the Mid-Fifteenth Century，”TheJournalofAsianStudies 61，no.1（2002）：8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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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二节 边疆地区与边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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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考察的帝制晚期阶段，大致相当于1800年之前的元朝（1271—1368年）、明朝（1368—1644年）和清朝（1644—1911年）的大部分时间。这一时期基本确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首先被纳入中国政府管辖的是后来成为云、贵两省的西南地区，这里最初是由于蒙古军队迂回包抄南宋而被征服，明朝政府延续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在清代，满族军队不断向西进军，将西藏、新疆和内蒙古都纳入了帝国版图之中，而满人自己在东北的故土当然也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同样在清代回归中国统治之下的还有台湾岛。这些边疆地区也就构成了我们研究帝制晚期中国环境的“热点地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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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热点地区则是南方长江流域的丘陵和山区。随着长江流域地势低平地区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北方人口继续向南方的扩展，累积性的压力促使一些人选择向外迁出。[2]他们有的迁往西部和南部耕地条件相近的地区，有的迁往边疆，而另一些人则找到了在山区和丘陵地带继续谋生的办法，后者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山区开垦专家”，而他们能够在山地和丘陵定居并对其进行改造，也得益于市场体系和16世纪早期以来美洲粮食作物的引进。这一部分中国环境史的主题或许可以因此而总结为“外迁与上山”（outward and upward）。让我们首先从中国的西南边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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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身份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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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中国环境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涉及生活在不同生态系统中的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从环境中获得生计，并构建起彼此各异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规范。当这些不同族群之间发生接触——通常是汉人家庭农场获得强大的军队和组织良好的国家支持时，会形成一种膨胀力，而中华帝国的拓殖历程也由此从史前开始，经过帝国早期、中期和本章讨论的晚期，并将一直延续到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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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中国西北森林地区的猎人，蒙古的牧民，或西南地区的渔民和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人们，会形成与农耕汉人不同的文化、语言和政治。汉人也注意到了这些差异，并对此提出了各种解释，主要就是基于我们所说的环境条件。在第四章中，我们曾提到过宋朝人将“蛮夷”划分为“熟”蛮和“生”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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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世纪，一位生活在明末清初动荡时期的儒家学者王夫之（1619—1692年），提出了另一种“夷夏之说”。他认为中国——指的是汉人居住、耕种和统治的地区——被一种特定的他称之为“气”的物质和能量所激发，从而赋予了中国以独特的品质。历史学者贝杜维将其概括为“以扩大耕地区域为基础的汉人空间”（Hanspace arablism），也就是汉人根据自己的组织方式和谷物种植方式来界定的那一部分世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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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在王夫之的理念中，“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贵贱焉，特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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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汉人与其他族群根本不同的观念在中华帝国过去几千年的扩张中得到了体现。为了将其他族群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汉人设计出各种方式方法来管理一个拥有大量不同生态系统和族群的帝国。这种挑战一直延续到清朝，并呈现出新的复杂方式——作为征服者的满人适应了“汉人空间”的生活并由此出发建立起他们的统治，同时又一直在边境线上接触和统治着其他族群。在不同族群与各自环境中动植物的复杂交互作用之外，又增加了与汉人的接触，因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族群的身份认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变动性。环境、植物、动物和气候——特别是动物——与汉人和其他族群的相互作用在帝国晚期的身份构建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东北地区的满人竞相追逐着猎物，草原上的蒙古人骑马和放牧着羊群，西南地区的蚊子和携带疾病的寄生虫也限制着汉人和满人直接统治当地土著族群的能力。[5]不仅是边境地区的自然环境——茂密的森林、高山、沙漠或草地，也包括那里的人民，都成了中华帝国和汉人农业种植模式扩张的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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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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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长江以南逐渐融入中华帝国的其他地区一样，西南地区——后来的云南、贵州和广西西部——的定居社会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但这里的大部分居民在语言和文化上更接近于侗泰语族和藏缅语族，而与汉语族有所不同，或者说，他们不是汉人。但他们也不是那种原始的从树林和河流中谋求生计、“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部落居民，他们的社会已经有了精英和平民（有时候是奴隶）的阶层区分以及复杂的政治管理，具备了足够的能力来与汉民族和其他敌人进行斗争，甚至还能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记录他们所取得的这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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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直都被中央政权看作依附性的周边地带，但以云南为中心，包括中国西藏、缅甸、越南和孟加拉的一部分在内的这些地区，也逐渐形成了一个高度融合的经济系统，在有些地方还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在其中流动的主要商品包括从云南运往西藏的茶叶和马匹（所以也被称为茶马古道），运往孟加拉的银锭、铜锭，以及丝绸、金属、翡翠、象牙、木材、草药、香料、锡和棉花等。云南出产的马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在气候较凉爽的地区，另一类在亚热带地区，藏民对前一类非常感兴趣，而历代中原王朝也都与云南有着繁荣的马匹贸易，特别是宋代由于失去了北方的草原地带，只能在四川和广西设立了十多个马市以寻求马匹来装备自己的骑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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