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86943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四节 土地覆盖、土地利用与土地所有权
1707586944
1707586945
大部分因汉人开垦拓殖而失去土地的少数民族都曾经采用过某种集体行为的方式来使用它们的土地，我们很难把这种安排称为“所有权”，因为对于那些因追逐水草、放牧牛羊或从事游耕农业而不断迁移的人们来说，私有产权的概念并没有多大意义。这些由亲属关系、寺院或部落组织起来的集体，的确可以决定谁在什么时间使用哪一块土地，这往往体现了该社会的阶层结构，什么人处于更高的位置并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资源。这些少数民族并不是平等主义者，也没有去保护自己的自然环境，有不计其数的案例都表明它们曾经广泛地改变了这些自然环境，在第六章中我们还将看到，青藏高原和中国其他西部偏远地区的人们大面积地急剧砍伐了山区和峡谷地带的森林，把这些地区改造成牧场，放牧自己的牦牛、绵羊和山羊。
1707586946
1707586947
汉人则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以私人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财产制度。这种土地所有权并不源自农民保护自己权利的愿望，而是因为国家需要一个可靠而且可增长的税收基础以增强政府的力量。农民的耕地私有权最初产生于战国时期，因为各国都需要争夺霸权；到汉代时，这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财政基础；隋唐时期虽然推行过均田令以抑制大土地所有者对农民的土地兼并，但其目的仍在于建立一个向农民有效征税的体系。土地所有者（无论是大是小）保护自己财富的努力虽然催生了各种巧妙地避税和隐藏实际土地所有权的手段，但这些做法并不妨碍中国政府希望实现纳税人和土地“税收明晰”（fiscally legible）[1]的政策目标。直到明朝，那些帝国政府一直以来认为没有农业生产力的土地（主要是山区）才被纳入到私有财产制度体系当中。伊恩·米勒关于江西吉安县的一项案例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对山地的控制权逐渐让位于宗族势力的私有权，而宗族这种基于共同祖先的大规模谱系组织也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农村地区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山区土地私有化的驱动力来源于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特别是对树木和木材的需求。宗族势力则往往以保护家族墓地的风水为名占据了山区的林地，这里的“风水”是一种可以通过理解和运用弥散于世间的风和水的力量来人为引导好（或坏）运气的信仰。米勒总结认为，江西宗族势力利用风水理念和实践来保护自己对山地林地的所有权，并致力于可持续开发的林业实践，使其土地一直到20世纪都保持着林木的繁茂。[2]
1707586948
1707586949
在很大程度上，汉族人口向华南、东南和西南地区的扩张，既受到了政府扩大税基目标的驱动，也是中国北部和东部核心区人口密度（参见图5-2）增加的结果。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与地势平坦的可耕地（华北平原和长江下游的稻田）面积和早期的定居、耕作情况紧密相关。此外，斯科特认为，在定居农业、国家政权（不仅中国，而且也包括东南亚）和拓殖压力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关系：“定居农业会产生土地产权、父权制家庭组织和对大家族的推崇，后者也得到了政府的鼓励。只要不发生疾病、饥荒或人口过剩，粮食的耕作本质上意味着一种扩张和繁衍，而疾病、饥荒或人口过剩又会迫使人们迁移和拓殖新的土地。”[3]
1707586950
1707586951
1707586952
1707586953
1707586954
图5-2 中国各地区的人口密度，公元2—1542年
1707586955
1707586956
资料来源：Robert 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 42，no.2（December 1982）：369.
1707586957
1707586958
如前所述，汉、唐、宋、明、清时期中国的拓殖事业，使得原本用途各异的土地都被纳入了汉人的土地利用规则，这一过程在部分地区进展很快也很直接，而在其他地区则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采取了一些非直接的方式，如南部、西部和西南部新拓殖地区所广泛采用的土司制度。土地利用管理形式的转变也带来了土地覆盖的变化，主要体现为森林砍伐，这不仅发生在汉人拓殖的边疆地区，也包括下一节我们将探讨的发达边缘区。
1707586959
1707586960
在这些地区，丘陵和山区森林及其他土地的所有权是比较模糊的，因为清政府对这些土地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虽然国家所有权并未明文规定，但只要人们开始开发这些土地资源，不同使用者之间发生争执，政府就会对使用权进行分配并开征税收，从而以默认的方式来确立其所有权。”[4]除了这些私人之间对“荒地”所有权的竞争和冲突外，清代的一些政府官员有时也会作为开发者，和富户或朋友合谋获取对大片土地的控制权，在18世纪初期的广西，就有这样一个相当令人震惊而且资料翔实的案例。[5]但是，由于清政府最为关注的是税收收入的最大化，因而它所感兴趣也还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开垦尽可能多的“税收明晰”的土地，所以也就自然会继续鼓励对“荒地”的开垦了。[6]
1707586961
1707586962
[1]詹姆斯·斯科特从李中清那里借用这一词汇并丰富了它的含义，参见TheArt ofNotBeingGoverned，91-94。
1707586963
1707586964
[2]Ian M.Miller，RootsandBranches：WoodlandInstitutionsinSouthChina，800-1600，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2015）.
1707586965
1707586966
[3]Ibid.，9.
1707586967
1707586968
[4]Vermeer，“Population and Ecology on the Frontier，”257.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
1707586969
1707586970
[5]参见Marks，Tigers，ch.9；and William Rowe，SavingtheWorld：Chen HongmouandEliteConsciousnessinEigh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59-65。中译本见马立博：《虎、米、丝、泥》，第九章；罗威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陈乃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707586971
1707586972
[6]参见Vermeer，“Population and Ecology on the Frontier，”259-266（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以及Marks，Tigers，ch.8（中译本见马立博《虎、米、丝、泥》）。
1707586973
1707586974
1707586975
1707586976
1707586977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1707583822]
1707586978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五节 对发达边缘区的开拓
1707586979
1707586980
明清两朝政府的战略考虑，推动了对西南地区和台湾、海南两岛管理的加强和这些地区的生态变迁；将中国“文明”的农业帝国和北部、西部游牧部族分割开来的需要，导致了长城的修筑；而人口与经济的力量则促进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南、西南和最南部山区与丘陵地带的开垦。
1707586981
1707586982
山区开垦专家:客家人与棚民
1707586983
1707586984
在长江流域直至岭南地区的众多河谷地带，随着人口逐渐恢复到蒙古征服之前的水平，由河底泥形成的肥沃农田就显得越来越不敷使用。于是新迁入的居民为了寻找耕地，就不得不深入林木覆盖的山区并向当地人学习各种技能。而当地的族群已经掌握了利用这些山区生态系统的方法（就像前述云南的阿卡人那样），而且也都愿意分享他们的经验，从而使得这些新来的人也逐渐成为开发山地生态系统的专家。中国各地市场的形成已经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而明代的人口增长进一步推动了更广泛的市场整合，从而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专业从事非粮食作物的生产，而依靠市场为他们供应食物。对于从低地地区进入山区的大批汉人而言，尤为重要的是一些来自美洲的新作物竟然特别适合于这里的环境。正是市场体系和美洲新作物的结合，促进了对中国内陆山区资源的不可持续的开发和对环境的破坏。
1707586985
1707586986
由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首先提出的“哥伦布大交换”，通常是指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新世界和旧世界，特别是和欧洲及地中海地区的生物物种交流。[1]但玉米、马铃薯、甘薯、花生、烟草等阿兹特克和印加农民种植的作物，也被迅速传播到了中国并产生了戏剧性的生态影响。所有这些作物在中国的明确书面证据出现在1550年代，这一领域的前辈权威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认为，在人们注意和记录这些作物之前，它们应该至少已经被种植了二三十年。[2]就像1000年前后引入的早熟稻种曾经推动了巨大的经济变化和发展，并最终导致中国南方的环境变迁一样，美洲作物的引进对中国农业生产也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它使得中国内陆山区新农田的开发和山区环境的改变成为可能。
1707586987
1707586988
在16世纪至20世纪，从事山区环境开发最多的两个人群分别被称为客家人和棚民。在经过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之后，客家人成为至今仍然存在的一个特定族群，而棚民的存在则相对较为短暂。尽管他们定居的区域不同，但两者仍有着很多重要的相似之处。
1707586989
1707586990
客家人的起源目前尚不清楚，历史学者和民族学者对此也仍有争议。但最新的研究认为，他们很可能是在自汉代到宋代再到清代的好几次移民浪潮中，迁入现在江西、福建和广东省交界山区的汉族人。当这些客家人到达这里时，所遇到的当地土著民族是畲族，而畲人在此以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依靠粗粮和原始工具的刀耕火种农业生产方式。畲人和客家人似乎实现了融合同化，到1500年前后，这一地区基本已经成为客家人的安身之处，他们的方言和习俗和低地地区的汉人农民有明显的差异。
1707586991
1707586992
在引入美洲粮食作物的基础上，客家人形成了新的生存策略——砍伐山地森林，形成开阔的田野种植玉米——并借此得以在华南各地的山区迁移。“在迁入一个新地区时，甘薯或玉米，特别是甘薯，通常首先被种植在新开垦的（山坡）森林地带。”[3]但畲人或瑶民都是在山区自给自足的土著，与低地的汉人社会很少或根本没有接触，而客家人则利用市场体系来销售山区的产品。“这种生存型农业更多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结果，其最终目标是为市场而生产，这不仅包括矿工、烧炭工、伐木工和造纸工人……也包括许多（客家）农民，大麻、苎麻和靛蓝是客家人种植最广泛的经济作物……茶树、甘蔗和烟草也是许多客家聚居地的重要经济作物。”[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