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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世纪中叶开始，客家人从历史学者梁肇庭（William Skinner）称为“客家腹地”的这一区域，向中国南部和东南部各地的山区迁移。不过根据梁肇庭的研究，最有趣和显著之处在于他们的迁移并不是随机的，而是专门迁往那些靠近主要水系支流的区域。中国南部有着众多的山区和丘陵，而汉人的村庄和市镇大多位于河流的沿岸，这种地形使得客家人有可能利用其山区生活技能的优势，向附近市镇销售他们的产品。“随着资本的积累，他们也可以从汉族地主（山主）那里租种大片的山地……并从上杭等地招募贫困的畲民，以刀耕火种的方式清除森林。”[5]简言之，市场体系和美洲作物使客家人对中国南部山区亚热带森林的改造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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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和客家人同样具有开发山区的特点，但棚民开垦的山区主要位于比客家人更靠北面的江西、安徽和浙江，他们也没有形成一个特定的族群。“棚民”最早是17世纪中叶政府对当时一些新流动人口的称谓，这个称谓“具有很大的弹性，泛指一系列的人群、生存模式和经济行为”[6]，但通常都是指那些搭建临时窝棚、开发山地并在地力耗尽后继续迁移的人——其中大多数为男性。和客家人一样，美洲作物和山区产品的市场体系也促进了棚民对山区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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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汉代，汉族移民就已经开始在江西的赣江流域定居，此后逐步向上游迁徙，可能取代了当地的瑶民和畲民；到唐宋时期，更多的汉人到达这里，并在南宋后期占据了赣江流域的低地地区。根据韦思谛（Stephen Averill）的研究，“直到16世纪和17世纪大批棚民到来之前，这里大部分森林茂密的山区都没有被汉人采伐过”。这些棚民很可能并非来自北方，而是源自东面和南面的广东和福建山区，他们可能是客家人，也可能是畲族人，但肯定是来自那些已经“有大量人口居住而且山林特产种类丰富（也包括美洲作物）的山区，并且拥有在山坡、森林地带开垦种植的长期经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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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客家人一样，江西山区的棚民很多也都是矿工、伐木工和造纸工人，他们的食物全都来自对山边森林的刀耕火种。据一位官员所说，“粤、闽穷民”迁至江西山区，“只身入境，求主佃山……佃者依山搭寮，以前五年为辟荒，则自种旱稻、姜、豆、薯、芋等物。后五年为熟土，始以杉苗插地，滋长未高，仍可种植食物。如此前后十年之内，专利蓄余，彼已娶妻作室，隐厚其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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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思谛写道，在海拔较低和可以筑塘蓄水灌溉的地区，稻田“沿着那些曾经是树林和灌木丛的山坡蜿蜒拾级而上，狭窄的道路在周围的山坡间纵横交错，人们借此在山坡的小块土地上种植甘薯、花生、茶树和其他旱地作物，并从大片的树林和竹林中收获林木产品和一些药用的植物根茎”[9]。虽然这种山区生态系统的改造听上去还比较“可持续”，但它却会产生一些长期后果。韦思谛进一步指出：“多年来，森林的砍伐和水土流失越来越明显……到20世纪时……随着植被的减少，洪水和其他与水土流失相关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其后果之一就是该地区一些较大的河流逐渐被淤塞……严重限制了船只或大木筏的使用。”[10]相对于江西山区比较缓慢的环境破坏而言，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这一进程则要快得多，其后果也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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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森林产品的开发至少在中国的三个内陆山区创造出了从山区林地获取树木和木材以运往城市消费中心的市场体系，同时还在两个地方建立起了能够转移长期经营和潜在不确定性业务风险的成熟期货市场。本章之前曾引用伊恩·米勒关于江西的研究指出，出于保护墓地风水等原因，宗族已经实现了对山区林地的私有化并发展出了可持续的木材采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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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的研究还展示了皖南徽州府的人口压力和土地短缺是如何促使那里的汉人宗族从关注稻田转向关注林地，以获得维持其群体活动所需资源的。与水稻作物不同，树木通常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才能成材，由于林地所有者和在林地上劳作的佃农们不能或不愿等那么久才获取利润，他们会在树木采伐之前若干年就开始出售“分（份）”或“股”以换取现钱。于是，这些股分（份）交易的市场发展了起来，而这实际上是一个期货市场。作为一种非常复杂的金融工具，期货市场一般被认为是直到西欧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才出现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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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仅是徽州，在贵州和湖南交界山区的苗族人（下一节还会继续讨论）当中也出现了木材期货市场，而汉人的宗族势力在这里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张萌在最近的博士论文中指出，推动徽州木材期货市场发展的经济过程和逻辑，也同样促进了一千多英里之外内地木材期货市场的发展。张萌认为，至少在整个19世纪，贵州苗族的木材期货市场还引致了当地种植和重新种植树木等林业活动，以保持山区的森林覆盖。[12]如果确实如此，木材期货市场的创新——或许至少独立存在于中国两个不同地区——揭示了一段与其他地区森林砍伐完全不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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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木材期货市场兴起的内陆山区，汉人和苗人都种植和经营着以杉木为主要树种的人工林。一些史料显示，种植林木的农人们还会在树木生长期间种玉米等农作物，直到树冠郁闭时再予以清除。但这种育林方式最终留下来的只有用于市场的单一杉木树种，而不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森林。就此而言，它们还不是“可持续”生长的森林，而是山间的林木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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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地区：湖南和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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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和湖北是华中地区跨越长江的两个省份，其名称中的“湖”指的就是今天中国的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在过去的上千年里，洞庭湖一直为调节长江水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长江源起于青藏高原的冰川融水，它蜿蜒经过云南、四川，灌溉成都盆地，再通过“三峡”倾泻而下，进入广阔的华中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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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在华中地区有两大支流，南面是湖南省最大的河流湘江，它从南岭山脉发源，向北注入洞庭湖，再汇入长江；长江北面的汉水则向东南流经湖北，在现在的武汉市汇入长江。汉水的下游形成了一个内陆三角洲，其无数条支流既满足了当地农民的灌溉需求，又不断与长江沟通，尤其是在高水位时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3]汉水是在长江更东面的江段汇入的，因而并不直接流入洞庭湖，但它在发洪水时可以形成一道水墙，把长江的洪水推回到洞庭湖中。因此，洞庭湖也就成为长江华中段自然水文的一个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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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邻华北平原的长江中游湿地地区，在秦汉之前曾经是楚国的一部分。汉朝政府进驻这里时，很可能直接继承了楚国之前已经修筑的堤坝，因为近期的考古发现表明，汉朝建立不久就设有地方官员对堤坝进行管理。[14]史料记载，汉朝在几百年后为抵御长江洪水侵袭古江陵郡（后来的荆州府）才修建了第一个堤防；而汉水南岸在10世纪建成的堤防则是为了保护湖北中部的农田。宋代为躲避女真入侵而迁都杭州（参见第四章）以后，又在汉水和长江之间修建了一些堤坝，并构筑起了一道连续的水泊以阻止游牧骑兵进入长江流域和入侵下游地区的南宋。南宋时期沿长江北岸新修筑的堤堰还保护了更多的土地免遭洪水侵袭，并鼓励了大批移民到此开垦新的农田。他们不仅把长江下游的水稻种植技术带到了这里，而且在整个江汉内陆三角洲不断围湖造田，还开始把剩余的稻米出售给长江下游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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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加大了对汉水和长江水域的控制力度。和其他地区一样，朱元璋在湖北也设立了屯田的卫所，把士兵和他们的家眷安置在这里修缮已有的堤坝和建立新的水利设施，同时招募更多的移民来此开垦农田。1394年，朱元璋又派遣国子监的学生来组织这些水利设施的重建。根据魏丕信的研究，“在那年冬天，共建造了40 987座塘堰、4 162条河和5 418个陂渠堤岸”[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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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府在这些堤防建设中的积极政策一直持续到了16世纪，国家鼓励开荒、移民和修建灌溉系统。其结果是，许多大土地所有者都修建了自己的河堤和圩田，并招募佃农来开垦耕种所围的土地。随着湖北人口和农田增加，为了防御汉水和长江的洪水，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加强堤防建设。与此同时，嘉靖皇帝（1522—1566年在位）又下令加修汉水长堤来保护他父亲位于此的墓地。堤坝保障了冲积平原农业的安全，而负责此事的太监于是借机为自己和家人大肆圈占了这些受堤防保护而可以开垦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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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堤防建设所造成的后果与导致珠江三角洲形成的那些堤坝（参见第四章）比较类似。在正常的情况下，夏季降雨会提高汉水水位，多出来的水会溢到南面的众多湖泊和沼泽中，待水位下降后再逐渐汇入长江。但现在由于汉水南岸堤坝的修建，使得水流无法通过，河床越升越高，河流也更加湍急，大大增加了发洪水的危险，特别是在下游地区。由此，汉水的堤坝导致了上游和下游居民之间利益的分歧，尽管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理性地合作采取控制措施，但更为常见的还是村庄之间的争执和政府的无所作为。结果，那些生活在下游的人们开始修筑自己的堤坝来保护他们的居所，并进而开垦了更多的沼泽和湖泊。到明朝后期，整个汉水流域的水文状况已经遭到人类行为的彻底改造，人们相信自己可以控制这些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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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不能。随着明末战争和满人征服带来的大量人口死亡或流徙，湖北这种大规模复杂的水利控制系统陷入了难以为继的状态，堤坝受损后无法及时得到修复，很多地区被淹（或者更准确地说，回到早期的自然状态）达数十年之久。清朝建立后，为了安置人口、恢复农业生产和重建帝国的和平与繁荣局面，又投入了大量资源来支撑湖北境内的汉水堤防。这项工作始于1650年代，但实际直到1680年代平定吴三桂叛乱之后才正式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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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员可以选择的一个办法是在堤坝上打开缺口泄洪，以降低水位，减少洪灾的危险。但中国的政治家已经就此争论了很长时间，可以一直追溯到黄河大堤的问题，虽然有人支持这种手段，但也有很多人主张不惜任何代价筑堤。随着18世纪中期人口压力的加大和全国各地米价的不断上涨，增加粮食供给成为摆在皇帝面前的头等大事，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也越来越多。但随着地方富户私人筑坝圩田进一步限制了江水的自然流动，官员又开始转向另一派主张，因为对于湖泊、沼泽和滩涂的开垦，不仅增加了汉水下游流域遭遇洪灾的危险，还可能进一步危及位于帝国农业中心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为了继续了解这个故事，我们还需要看一看湖南的情况。[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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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在长江的正常水文周期中起着核心的作用。每年六月开始，长江水位随着源头高山积雪的融化而不断上升，在八月或九月达到峰值，由此形成的洪水会注入洞庭湖，可使其水位上升到高于最低水位40英尺。洞庭湖还是四条河流的出口，其中最大的是流贯湖南的湘江。由于东、南、西三面环山，夏季季风带来的降水会不断聚集并向北流入洞庭湖。在正常情况下，洞庭湖会吸纳长江和湖南一些河流的过剩水量，到秋季和冬季长江水位下降时再释放出来。对于下游地区而言，洞庭湖的这一功能保证了长江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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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在四川或长江以北出现暴雨，这些水流也会陆续注入长江，尤其是汉水，那么湖南汛期的河流就会遇上洞庭湖的水墙，导致水流因无处可去而向周围区域漫延。不过，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很“自然”的，直到人们在洞庭湖周边定居并改变了它和长江的水文状况之前，都没有酿成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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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湖南定居的历史和长江以南的其他地区差不多。早在汉代，汉人就开始迁入这些已经居住着各种土著民族的地区，把后者排挤到山区，并在河谷地带从事农业活动。汉人的数量开始并不多，直到宋元时期，该地区依然人烟稀少。和其他地区一样，明太祖朱元璋在湖南也设立了军屯卫所，以保护随之迁入的汉人。不过尽管如此，到1400年时湖南全省仍然只有200万人左右，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洞庭湖周边和湘江东岸。二百年后，湖南人口增加到了五六百万。人口最大规模的激增发生在18世纪，在1800年达到了1 700万人，1850年又进一步增至2 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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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地区一样，汉人的涌入也把在河谷地带从事农业的其他民族人口排挤到了周围的山区。在湖南，这些人大多被汉人称为苗族，而在湘西与贵州则称为赫蒙族。到清朝初期，已经有数以万计的苗人“在狭窄的山谷和高原上从事密集的农业生产，兼以捕鱼和狩猎”[17]。苗人既进行狩猎、采集，也从事农业，被认为是一群好斗的人，拥有“可怕的火枪、弓弩、长矛和刀”，还会制作银饰品、铁农具和铁制武器。[18]在18世纪初，清朝官员也曾就生苗、熟苗问题展开过争论。在判定为生苗后，清政府在1720年代对其发起了一次“毁灭性”的军事行动，并随后采取了包括没收土地等改造苗族社会和文化的政策。这导致了1737年的一场大规模苗民起义，“通过果断而残酷的措施，清政府将放任的经济开发引入了贵州的土地，并对当地人推行严厉的同化政策”[19]。但这并未取得成功，却加剧了民族关系的紧张和摩擦，最终酿成了1795年的苗民大起义。最终的结果并不是这一地区向汉民族开放和苗人的战败或被挤出，而是两者间的和解，苗人主要生活在湘西的山区，这里在1950年以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确认为湘西苗族自治州。[20]他们的农业、渔业和伐木活动似乎并没有对周边河流注入洞庭湖造成太大的问题，不过汉族移民的活动的确产生了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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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世纪和16世纪，人们移到湖南主要是因为听闻这里土壤肥沃，而洞庭湖周边和湘江流域人口也相对较少。他们引入长江下游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在沼泽和滩涂周围筑坝圩田以防洪和提供灌溉，将这些土地改造成了稻田。一些早期的圩田面积非常大，可达成千上万亩。在17世纪圩田建设因明末战争和满族征服而趋于平静之后，18世纪的堤防建设规模再次激增，这主要是清政府为恢复农业生产而资助了大量工程项目的结果。紧随这些政府资助工程之后的是一些政府许可的民间设施，以及大量非法的私人堤坝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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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洞庭湖日益陷入了堤坝的包围之中，其面积随着圩田而不断萎缩；而且，到16世纪初时，很多与长江沟通的水道都被堵塞了。正如濮德培所说：“随着水道的减少和堤坝的加高，长江以更为猛烈的水势直接涌入湖南，提高了洞庭湖的水位并导致了更为严重的洪水。”[21]由于地方势力竭力保护其圩田，18世纪限制堤防建设的计划最终归于失败。到19世纪时，堤防维修的频率也因费用高昂而日益减少，洪水终于酿成了灾难，在1831年至1879年间，有18次大洪水摧毁了大片的农作物、城市和堤防。类似的故事在长江下游的浙江湘湖地区也曾经发生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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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开始，“山区开垦专家”——江西的棚民逐渐向湖南迁移，到18世纪，其人数已经有了较大的增加，他们对洞庭湖周边山区森林的砍伐也进一步加剧了低地地区的洪水。和在广东、福建、江西等省一样，这些新移民“发展了林产品和木材的贸易，同时也种植甘薯、烟草和高粱等粮食作物。这些江西移民还控制了木耳的贸易……他们砍倒枯树并在上面培植木耳，到冬天再把收获的木耳卖给店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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