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87129
1707587130
[28]Osborne，BarrenMountains，RagingRivers，41.译者注：道光《徽州府志》卷四《水利》。
1707587131
1707587132
[29]Osborne，BarrenMountains，RagingRivers，162.译者注：凌介禧《少茗文稿漫存》，亦载光绪《乌程县志》卷三十五，第28页。
1707587133
1707587134
[30]Skinner，“Introduction，”13.
1707587135
1707587136
[31]Osborne, Barren Mountains, Raging Rivers, 158-167.
1707587137
1707587138
[32]Ibid.，167.译者注：道光《徽州府志》卷四《水利》。
1707587139
1707587140
[33]Osborne，BarrenMountains，RagingRivers，175.译者注：阮元《抚宪院禁棚民示》，嘉庆六年。
1707587141
1707587142
[34]Ibid.，169-170.亦可参见Mark Elvin，“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nsustainable Growth：China’s Environment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Present，”EastAsian History 6（1993）：7-46。
1707587143
1707587144
[35]Osborne，“Economic and Ecological Interaction，”218-219（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368页）；亦可参见Mark Elvin，“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nsustainable Growth，”34-35，另一位官员的看法。
1707587145
1707587146
[36]Osborne，“Economic and Ecological Interaction，”229.
1707587147
1707587148
1707587149
1707587150
1707587152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六节 帝国的生态极限
1707587153
1707587154
开垦山区和丘陵地带的技术能力，促进了汉族移民向西南边疆地区特别是云南的迁移。除了本章前面所讨论的铜矿开采外，汉人的农业生产也给西南地区的自然景观带来了巨大变化。直到18世纪以前，大多数汉人仍然居住在河谷地带几个有驻军的城镇周边。但18世纪初，清政府对云贵地区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拓殖政策[1]，运用行之有效的军屯措施，并在随后鼓励汉民迁入。紧随军屯之后，在1720年代和1770年代，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1707587155
1707587156
早期汉族移民是在很少的几个河谷地带实行密集的农业生产，但18世纪美洲作物的引入以及从客家人和棚民那里学到的开垦技术，使得汉人可以深入西南“漫山遍野的大片森林”了。西南山区的土著族群和客家人一样，仍在采用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两次烧荒之间会给森林留出二三十年的重新生长期；对照一下长江下游的山区，我们看到，玉米的引入已经耗尽了当地土壤的肥力。据纪若诚（Charles Patterson Giersch）的研究，“到19世纪初，汉人移民对土地的开垦已经到达了（云南）最偏远的山区，他们迅速地砍伐树木并在山区引入新作物种植，连土著族群也放弃了山区的狩猎和采集”。当时的一位欧洲旅行者“发现（滇南）的深山密林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裸露土地上的密集农作物和山上的茶林”[2]。
1707587157
1707587158
那么，种植茶树算是一种对丘陵和山区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吗？
1707587159
1707587160
茶树是一种原产于云南热带和亚热带山区的多年生常绿植物。早在汉代，茶树就已成功种植到了四川盆地，汉帝国中心的居民也已经可以喝到制好的茶了。到了唐代，茶已经成为中国人饮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被认为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并出现了一本论述茶叶沏泡、饮用和鉴赏的重要著作（《茶经》）。在宋代，云南的普洱茶开始享有盛名，并成为宋朝为装备骑兵而用以和藏族部落交易马匹的重要商品。[3]
1707587161
1707587162
随着茶树种植从云南到四川，再到华南和东南部山区的传播，茶树的品种也在发生着变化，从云南地区高达20英尺至60英尺的乔木型单一植株，发展成树高9英尺，修剪后仅两三英尺，易于采摘的多分枝灌木。在良好的条件下，茶树可以一直茁壮生长上百年。宋明时期，茶树的种植随着需求的扩大而广泛传播；到了18世纪，外国特别是英国的需求，推动了茶树种植和生产的再一次增加。[4]
1707587163
1707587164
正如一位18世纪福建东北产茶区的官员所说：“曩耕于田，今耕于山；曩种惟稻黍菽麦，今耕于山者若地瓜、若茶、若桐、若竹、若松杉，凡可日用者，不惮涉山巉岩、辟草莽，陂者平之，罅者塞之，计岁所人，以助衣食之不足。”[5]在福建西北部，茶树就种植在稻田以上的丘陵地带，竹子和树木的位置则更高。
1707587165
1707587166
18世纪茶叶产量的增加显然有一部分是山区棚民的功劳，由此引起的一些结果前文已经论及。到1820年代中期，“近因开垦（茶），山不停注，溪流易竭，竟有十日无雨则无禾之势。且大雨时行，沙土漰腾而下，膏腴变为石田，五谷不生，空负虚粮，故山农与平地农动成斗殴，酿为讼端”[6]。
1707587167
1707587168
因此，尽管森林变成了灌木茶林，一些茶场甚至经营了数百年，但在棚民响应市场需要而不断开发山区资源包括植茶的情况下，茶林并不足以制止水土的流失。热带和亚热带的森林有好几个层次，即使是强降雨，也要经过无数层树叶的阻挡才能最终掉落到铺满落叶的森林地面上。而在华南和东南部的丘陵地带，只有矮小的茶树挡在强降雨和被侵蚀的丘陵之间。实践证明，无论是在滇南山区的原产地，还是在移植的这些地区，茶林都不足以阻挡雨水，保护土壤。
1707587169
1707587170
茶树在这些丘陵地带被广泛种植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这种海拔高度的地区，瘴气比较稀薄。正如贝杜维所指出的：“云南84%的面积都是山地，属于横断山脉的三条山脉和三大水系交错穿越省境，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瘴疠主要出现在江河流域、森林和山麓，而在海拔较高的地区则基本没有。”[7]长期以来，汉人、蒙古人先后征服和管理云南的努力都遭到了瘴气的阻挡，它使得北方汉人难以在此定居进而直接统治云南的大部分地区，从而导致了间接进行管理的土司制度的诞生。正如一位满族官员所说，“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习风土”[8]。
1707587171
1707587172
和汉人在其他地区拓展领地时所遭遇的别的土著民族一样，长期居住在云南的苗族（赫蒙族）人，也被分成了接受中央政府统治并获得爵位和国家支持的熟苗，及尚未归化的生苗。在云南，这两种土著都生活在疟疾流行区，这也是汉族官员和士兵没有进入这一区域的主要原因。不过，如上文所述，很多汉人涌入西南地区开矿，并要求清政府罢黜土司，以便使自己能够生活在汉人的统治之下。直接进行管理所能带来的一些制度如建立土地所有权法律等，也促使清政府考虑将这一区域纳入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中。一个主要问题是，那些尚未归化的土著部落大多在与缅甸接壤的边界无人区出没，要建立直接的控制，就必须与缅甸接触，并击败甚至将其纳入中华帝国之中。
1707587173
1707587174
但清朝在1760年代后期发起的军事行动最终却以灾难而告终，一位官员曾回忆道：“观缅甸不过西南一部落耳。人非勇健，器非铦利。不及中国兵远甚，惟恃地险瘴重，聊以自固。”[9]连经略缅甸战役的乾隆皇帝也承认：“缅地恶劣，人不能与天时水土争。徒使精兵勇将毙于瘴疠，甚可悯也。是以决不用兵。”[10]
1707587175
1707587176
贝杜维曾研究过瘴疠对汉人在云南扩张的影响，这不仅意味着瘴疠对汉人可以直接管理区域的限制，甚至也不仅是瘴疠对于帝国扩张的限制，他的复杂分析表明：“瘴疠可以在生物伦理学的层面划定和区分云南的行政空间。”[11]无论生苗、熟苗，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一些汉人所缺乏的对瘴疠的抵抗力，这成了汉民和苗民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异。“瘴疠也由此而成为清政府管理云南边疆基本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由疾病而产生的环境约束在物理层面将汉人和苗人分割开来，而这种分割又使得土司制度成为帝国对边疆省份管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仍有很多缺乏管理的部落会经常破坏帝国的统治……而这种有争议的空间划分并不完全是人类野心冲突的结果，因为在部落和帝国创建者喧嚣的背后，还有按蚊无休止的诉说。”[12]
1707587177
1707587178
疟疾并不是汉族移民进入云南时遭遇的唯一致命性疾病。当时的中国人认为疟疾一直是环境的一部分，称之为“瘴”或“瘴疫”，主要存在于温暖的低洼沼泽，那里雾气缭绕，腐烂的动植物把水域都染成了深褐色。他们不知道带菌的按蚊才应该对疟疾向人类的传播负责，但他们知道，如果能避开这些类型的环境，或者搬离这些地区，他们就不会感染瘴疠。
[
上一页 ]
[ :1.70758712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