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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的情况与此有所不同，这种疾病可以从一个地区迅速蔓延到另一个环境状况完全不同的地区，古代的中国人往往将其记载为“疫”或“大疫”。在地方志中，“瘴”往往被记录在“地理志”里，而“疫”或“大疫”则常被记载在“大事考”中；“瘴”是某一地区的地方病，而“疫”或“大疫”则只是偶然发生的。不过，云南还是有两个后来流行病学所称的疫源地（plague reservoir），鼠疫杆菌存在于当地一定数量的黄胸鼠中。啮齿动物和人类都会因昆虫的叮咬而感染这种疾病，最常见的就是鼠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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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个走进疫源地的猎人或樵夫，偶然接触了已经感染的老鼠，他很可能会在三到五天内死去。腺鼠疫的病菌只要不感染到肺部（肺鼠疫）并通过飞沫传播，其他人被感染的危险并不大。但云南地区的疾病生态状况意味着，这种危险一直没有远离人类。鼠疫杆菌大量存在于当地的绒鼠和田鼠种群中，这些啮齿动物似乎对这种病菌具有一定的抵抗力，但寄生在它们身上的鼠蚤会去叮咬黄胸鼠，而黄胸鼠不仅生活在野外，还会在收获季节偷吃农民储存的粮食，并藏身于阁楼或屋顶中。即使这样，只要这些老鼠能够吃得好并一直活着，鼠蚤通常也会继续停留在老鼠身上。但如果出于某种原因，老鼠开始快速地死去，那么鼠蚤就会跳到各种新宿主如人类的身上，在人们携带这些饥饿的鼠蚤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以后，致命的鼠疫会突然暴发出来，杀死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感染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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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早在12世纪到14世纪之间就已经存在于云南了，它也可能从云南传播到华北地区并造成了1331年的那场瘟疫。[13]历史学者卡罗尔·本尼迪克特（Carol Benedict）认为，云南在18世纪和19世纪暴发的一次疫情很可能就是腺鼠疫，而且，她还把云南发生疫情的很多地区与本章前述云南地区随着人口和经济发展而兴起的商业路线联系了起来，认为：“随着穿过丽江县（云南西部的一个疫源地）的生意人不断增多，他们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沿着西藏—丽江的商路把疾病从西藏带入云南，也可能会经过某个已经出现动物疫情的地区。无论是哪种方式，他们都可能会接触到携带鼠疫的跳蚤，并最终把它们带回到地区中心的城镇中。”她在书中所列出的云南疫情暴发地区名单是非常令人震惊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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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适合鼠疫存在和蔓延的地区还包括东北平原，在下一章我们还会对此进行探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中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政策引入了大批的汉族移民，他们在这里从事农业、贸易、采矿和伐木等，会把产品销售到距离云南当地疫源地非常遥远的市场上。随着人员和货物在贸易路线上的流动，疫病也在传播。市场体系和政府的行动都将整个中华帝国更紧密和更频繁地联系到了一起，这就像在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的，中国本身与世界其他地区也正在建立着更广泛和更频繁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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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与Zo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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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詹姆斯·斯科特已经将汉人在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生态征服与人们在中国西南直到东南亚一带他称为Zomia的高地地区定居联系了起来。斯科特认为，几个世纪以来，有很多人脱离中央政权的统治，躲进南部的山区和丘陵地带，以寻求逃避国家的控制、税收和各种政府盘剥。这些高地居民本身或许并没有多么特别，但他们对于国家而言却是异类，“随着税收和国家的消失，民族和部落成为他们的组织单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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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的迁移得到了国家的支持，政府的军队从其他土著族群那里夺取了河谷地带，并将土著居民驱往其他山区或丘陵，这一过程非常漫长，本书仅仅涉及了其中的一部分。[16]斯科特认为，这些难民脱离了政府的控制之后，会采取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部分也是为了抵制政府管理（不只是中国，也包括缅甸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政府），而特别采取的一种不在同一地区停留太久的战术。因此，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和种植块茎和块根作物成为一种政治策略，使“采取汇集人力和粮食资源政策的国家政体难以掠取他们”[17]。从这个角度来看，烧荒垦田并不是早期社会生产方式的遗留，而是一种为适应因中原王朝展示政治力量所引致的政治环境而采取的策略。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少数民族对中国西部、南部和西南地区山区环境的改变，也是一种对中国政府力量的“遥相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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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利用(和滥用)自然资源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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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们已经无数次地看到中国古代的官员不得不面对因各种特殊形式开发帝国资源而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他们对此多次展开争论，也展现出了在保护自然区域和生态过程方面的智慧。官员努力寻求平毁洞庭湖周边和珠江三角洲堤坝的办法，以维持正常的水文周期而不至于加剧洪水泛滥。[18]他们担心黄河堤防不断加高所隐藏的危险，并就如何清理泥沙以保障大运河通航进行争论。他们了解岭南山区烟草栽培和江西丘陵地带玉米种植对土壤的影响和侵蚀，并对这些行为颁布了禁令。在台湾岛和海南岛，官员还试图保护一些土著居民的利益免遭低地汉人的侵害。他们也对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和后果深感忧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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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官员开始意识到大自然的恩惠正在因人们的不断攫取而趋于耗竭。早在18世纪中叶，王太岳就在《铜山吟》中写道：“矿路日邃远，开凿愁坚珉。曩时一朝获，今且须浃旬。……阴阳有翕辟，息息相绵匀。尽取不知节，力足疲乾坤。”农民也知道，那些新开垦土壤的肥力很快就会被耗尽，他们于是不得不继续迁移。虽然清朝对移居辽东半岛的人民没有征收赋税，但一个被流放的官员（方拱乾）指出：“地贵开荒。一岁锄之犹荒，再岁则熟，三四五岁则腴，六七岁则弃之而别锄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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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世纪后期，一位名叫洪亮吉的官员对人口不断增加的状况及其对土地资源造成的压力深感忧虑，并就这一即将发生的危机向帝国的官员提出了警告。他指出，长达百年的和平时代当然有它的好处，但一个易被忽视的后果是一代一代人口的不断倍增，以及由此造成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被分割得越来越细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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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洪亮吉认为：“（地）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21]洪亮吉常被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也曾认为清代的中国对人口增长缺乏积极的抑制，而只能通过饥荒或战争这样的灾难来进行现实性抑制。不过马尔萨斯误解了中国[22]，洪亮吉的警告和建议也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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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的人口在1750年到1950年间从2.25亿激增至5.8亿，增加了近两倍。这些不断上涨的数字表明，中华帝国的人们能够从他们的环境中获取越来越多的能量，支撑人口的农业生态系统取代了支持其他物种的生态系统。当然，各地人口的增长并不均匀，中国中部和东部核心区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而边疆地区的增长则快得多。这种快速增长部分是因为汉族家庭对生育控制的放松和溺女婴现象的减少，部分则是来自核心区人口的大量迁移。有大约1 000万甚至更多人口从中国中部迁至四川，1 200万人口从华北迁往东北，此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短距离迁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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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洪亮吉和其他官员表达了他们的忧虑，但中国环境所承受的压力仍在与日俱增，并在19世纪达到了危机的水平。一直延伸到帝国最偏远角落的农田和忠诚的纳税人，增强了清帝国的力量和影响，使其能够找到对付那些西北地区讨厌家伙的最终解决方案。但经济发展往往并不能带来我们解决生态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官员甚至发现有些物种已经快要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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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00年时，老虎和大象这两个我们一直用来定期衡量中国环境从健康、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向农田或被剥蚀的丘陵、山脉转变过程的“明星物种”，已经被推到边缘的边缘，并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绝迹了。华南虎在主要位于广东、江西交界和福建的最后几个山区勉强维持，随着人类不断侵占和破坏它们的栖息地，老虎伤人的事件在18世纪和19世纪急剧增多，随后又因老虎数量的锐减而陡然下降。[24]亚洲象则被进一步推到了云南和缅甸接壤的偏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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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伊懋可认为这些物种的消失是“三千年来对动物战争的结果”[25]。用“战争”来描述这些野生动物的遭遇或许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比喻。虽然老虎和大象（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确实是被猎杀了，既为防止它们对人类的危害，也是为了销售其身体的某些部位；但猎杀本身并不是导致这些物种濒临灭绝和其他一些物种被遗忘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对它们栖息地的破坏，这主要是为了开垦农田、安置不断增加的汉族人口和实现政府对这些区域的控制。就这一点而言，野生动物的消失与其说是一场战争，不如说是一种破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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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懋可认为，虽然帝制晚期自然界的状况已经非常严峻，但中国古代文献中并没有形成一种将自然界或者荒野与人类分开来讨论并对其加以重视和保护的思想。他指出，所有的“自然”都被看作人类社会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汉族文明的工具，大自然所赋予的资源可能会被明智地开发利用，就像战国末期《淮南子》所阐述的那样；也可能会被不负责任地滥用，即如清朝后期。不过，伊懋可的表述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了，正如我们在本书其他部分所看到的，道教和佛教中都有像对待自己一样珍爱动物和自然的思想和主张。[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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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这一问题的概述可参见Frederick W.Mote，ImperialChina，902-903，较详细的介绍见Kent C.Smith，Ch’ingPolicyandtheDevelopmentofSouthwest China：AspectsofOrtai’sGovernor-Generalship，1726-1731（Yale University Ph.D.dissertation，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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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iersch，AsianBorderlands，128-145，16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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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aul J.Smith，TaxingHeaven’sStorehouse：Horses，Bureaucrats，andthe DestructionoftheSichuanTeaIndustry，1074-1224（Boston，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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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两段内容主要参考了Robert Gardella，HarvestingMountains：Fujianand theChinaTeaTrade，1757-1937（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9-10，21-31，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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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转引自Evelyn Rawski，AgriculturalChangeandthePeasantEconomyof South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51。译者注：乾隆《安溪县志》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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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转引自Gardella，HarvestingMountains，43。译者注：陈盛韶《问俗录》卷一《茶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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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avid A.Bello，“To Go Where No Han Could Go for Long：Malaria and the Qing Construction of Ethnic Administrative Space in Frontier Yunnan，”ModernChina 31，no.3（2005）：28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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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转引自Bello，“Malaria and the Qing”，296.译者注：《清史稿》卷五百十二，鄂尔泰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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