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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利用(和滥用)自然资源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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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们已经无数次地看到中国古代的官员不得不面对因各种特殊形式开发帝国资源而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他们对此多次展开争论，也展现出了在保护自然区域和生态过程方面的智慧。官员努力寻求平毁洞庭湖周边和珠江三角洲堤坝的办法，以维持正常的水文周期而不至于加剧洪水泛滥。[18]他们担心黄河堤防不断加高所隐藏的危险，并就如何清理泥沙以保障大运河通航进行争论。他们了解岭南山区烟草栽培和江西丘陵地带玉米种植对土壤的影响和侵蚀，并对这些行为颁布了禁令。在台湾岛和海南岛，官员还试图保护一些土著居民的利益免遭低地汉人的侵害。他们也对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和后果深感忧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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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官员开始意识到大自然的恩惠正在因人们的不断攫取而趋于耗竭。早在18世纪中叶，王太岳就在《铜山吟》中写道：“矿路日邃远，开凿愁坚珉。曩时一朝获，今且须浃旬。……阴阳有翕辟，息息相绵匀。尽取不知节，力足疲乾坤。”农民也知道，那些新开垦土壤的肥力很快就会被耗尽，他们于是不得不继续迁移。虽然清朝对移居辽东半岛的人民没有征收赋税，但一个被流放的官员（方拱乾）指出：“地贵开荒。一岁锄之犹荒，再岁则熟，三四五岁则腴，六七岁则弃之而别锄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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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世纪后期，一位名叫洪亮吉的官员对人口不断增加的状况及其对土地资源造成的压力深感忧虑，并就这一即将发生的危机向帝国的官员提出了警告。他指出，长达百年的和平时代当然有它的好处，但一个易被忽视的后果是一代一代人口的不断倍增，以及由此造成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被分割得越来越细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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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洪亮吉认为：“（地）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21]洪亮吉常被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也曾认为清代的中国对人口增长缺乏积极的抑制，而只能通过饥荒或战争这样的灾难来进行现实性抑制。不过马尔萨斯误解了中国[22]，洪亮吉的警告和建议也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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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的人口在1750年到1950年间从2.25亿激增至5.8亿，增加了近两倍。这些不断上涨的数字表明，中华帝国的人们能够从他们的环境中获取越来越多的能量，支撑人口的农业生态系统取代了支持其他物种的生态系统。当然，各地人口的增长并不均匀，中国中部和东部核心区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而边疆地区的增长则快得多。这种快速增长部分是因为汉族家庭对生育控制的放松和溺女婴现象的减少，部分则是来自核心区人口的大量迁移。有大约1 000万甚至更多人口从中国中部迁至四川，1 200万人口从华北迁往东北，此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短距离迁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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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洪亮吉和其他官员表达了他们的忧虑，但中国环境所承受的压力仍在与日俱增，并在19世纪达到了危机的水平。一直延伸到帝国最偏远角落的农田和忠诚的纳税人，增强了清帝国的力量和影响，使其能够找到对付那些西北地区讨厌家伙的最终解决方案。但经济发展往往并不能带来我们解决生态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官员甚至发现有些物种已经快要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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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00年时，老虎和大象这两个我们一直用来定期衡量中国环境从健康、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向农田或被剥蚀的丘陵、山脉转变过程的“明星物种”，已经被推到边缘的边缘，并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绝迹了。华南虎在主要位于广东、江西交界和福建的最后几个山区勉强维持，随着人类不断侵占和破坏它们的栖息地，老虎伤人的事件在18世纪和19世纪急剧增多，随后又因老虎数量的锐减而陡然下降。[24]亚洲象则被进一步推到了云南和缅甸接壤的偏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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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伊懋可认为这些物种的消失是“三千年来对动物战争的结果”[25]。用“战争”来描述这些野生动物的遭遇或许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比喻。虽然老虎和大象（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确实是被猎杀了，既为防止它们对人类的危害，也是为了销售其身体的某些部位；但猎杀本身并不是导致这些物种濒临灭绝和其他一些物种被遗忘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对它们栖息地的破坏，这主要是为了开垦农田、安置不断增加的汉族人口和实现政府对这些区域的控制。就这一点而言，野生动物的消失与其说是一场战争，不如说是一种破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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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懋可认为，虽然帝制晚期自然界的状况已经非常严峻，但中国古代文献中并没有形成一种将自然界或者荒野与人类分开来讨论并对其加以重视和保护的思想。他指出，所有的“自然”都被看作人类社会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汉族文明的工具，大自然所赋予的资源可能会被明智地开发利用，就像战国末期《淮南子》所阐述的那样；也可能会被不负责任地滥用，即如清朝后期。不过，伊懋可的表述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了，正如我们在本书其他部分所看到的，道教和佛教中都有像对待自己一样珍爱动物和自然的思想和主张。[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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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这一问题的概述可参见Frederick W.Mote，ImperialChina，902-903，较详细的介绍见Kent C.Smith，Ch’ingPolicyandtheDevelopmentofSouthwest China：AspectsofOrtai’sGovernor-Generalship，1726-1731（Yale University Ph.D.dissertation，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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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iersch，AsianBorderlands，128-145，16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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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aul J.Smith，TaxingHeaven’sStorehouse：Horses，Bureaucrats，andthe DestructionoftheSichuanTeaIndustry，1074-1224（Boston，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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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两段内容主要参考了Robert Gardella，HarvestingMountains：Fujianand theChinaTeaTrade，1757-1937（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9-10，21-31，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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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转引自Evelyn Rawski，AgriculturalChangeandthePeasantEconomyof South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51。译者注：乾隆《安溪县志》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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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转引自Gardella，HarvestingMountains，43。译者注：陈盛韶《问俗录》卷一《茶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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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avid A.Bello，“To Go Where No Han Could Go for Long：Malaria and the Qing Construction of Ethnic Administrative Space in Frontier Yunnan，”ModernChina 31，no.3（2005）：28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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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转引自Bello，“Malaria and the Qing”，296.译者注：《清史稿》卷五百十二，鄂尔泰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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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转引自Bello，“Malaria and the Qing，”283。译者注：周裕《从征缅甸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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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Ibid.，283-284.译者注：王昶：《征缅纪略》，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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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Ibid.，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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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Ibid.，30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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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译者注：作者这里的猜测深受西方一些学者的影响，是完全没有史料支撑的，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西方“黄祸论”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详见本章第一节相关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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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Carol Benedict，BubonicPlagueinNine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19-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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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Scott，TheArtofNotBeingGoverned，x-xi，13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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