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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更详细的资料和案例可参见Wiens，HanChineseExpansioninSouthChina，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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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Scott，TheArtofNotBeingGoverned，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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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更多的案例可参见William T.Rowe，“Water Control and the Qing Political Process，”ModernChina 14，no.4（1988）：353-387；and Peter Perdue，“Lakes of Empire：Man and Water in Chinese History，”ModernChina 16，no.1（1990）：11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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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参见邓海伦的两种论著，Helen Dunstan，“Official Thinking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the State’s Environmental Rol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in Sediments ofTime，eds.Elvin and Liu（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877-916页）；以及ConflictingCounselstoSoothetheAge：ADocumentaryStudyofPoliticalEconomyinQingChina（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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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转引自Mark Elvin，“Introduction，”in SedimentsofTime，eds.Elvin and Liu，11。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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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Hong Liangqi，“China’s Population Problem，”in SourcesofChineseTradition 2nd ed.，vol.1，eds.de Bary and Bloom（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175.译者注：洪亮吉《治平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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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James Z.Lee and Wang Feng，OneQuarterofHumanity：MalthusianMythologyandChineseRealit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中译本见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陈卫、姚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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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ibid.，11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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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参见Marks，Tigers（中译本见马立博《虎、米、丝、泥》）；Chris Coggins，TheTigerandthePangolin：Nature，Culture，andConservationinChina（Honolulu，H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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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lvin，TheRetreatoftheElephants，ch.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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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有关环境思想的历史非常复杂，主要是文化、思想和社会史学者的研究成果，除本章及以前各章所涉及的资料外，对帝制晚期中国环境思想感兴趣的读者还可参阅Ulrich and Dux，eds.，ConceptsofNature；Georges Métailié，“Concepts of natu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teria Medica and Botany（Six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y），”345-367，and Benjamin Elman，“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gewu），Natural Studies（gezhixue），and Evidential Studies（kaozhengxue）in Late Imperial China，1600-1800），”368-399，以及Elvin，“Introduction，”in SedimentsofTime，eds.Elvin and Liu，13（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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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小结：人口、市场、政府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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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所考察的1300年至1800年这五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人口翻了两番，从元代的约7 500万～8 500万，增长到1800年清代鼎盛时期的4亿左右。各类自然资源，从森林、水、矿物到土壤肥力，都开始承受着压力。帝国的疆域也空前辽阔，南到热带的海南岛，西南至云南、贵州，西括新疆、青藏高原，北含蒙古，东北抵外兴安岭。特别是明、清两代，在政府的支持和军事保护下，汉族移民从北部和南部的农业核心区逐渐进入到新拓殖的地区。在这里，汉族人口迅速增加，而当地的一些土著族群则遭到了排斥。华北和华中定居已久的核心区人口的持续增长，也加剧了向南方山区和丘陵地带的移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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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边疆地区汉族移民的大量进入和一些内陆偏远地区人口的显著增加，中华帝国也已经达到了其生态的极限。在1800年仍或多或少地禁止汉人迁入的一些地区，特别是东北和青藏高原，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时，也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汉族移民。市场体系的存在，使得帝国的部分人民可以专业种植某种农作物，并依赖从其他地区输入的食物生活；市场体系也使得清政府能够聚集资源从而征服准噶尔。汉人的农业生产取代了土著民族的方式，市场的力量将木材、沉香和木耳等各种林产品送到了山下乃至更下游的消费者手中。在下一章的开头我们将会看到，在急剧增加的人口，强有力并且富于拓殖、扩张精神的政府，以及高效率的市场体系的联合作用下，中国的森林砍伐日益严重，并承受着环境退化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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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六章 近代中国环境的退化，公元1800—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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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年至1800年的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政治体，占世界总人口的1/4到1/3，无论是农业产量还是工业产量都位居世界第一，1750年中国的工业产出也约占全世界总量的1/3。在历史学家通常称之为“早期近代世界”的这数百年间，中国巨大的消费力和产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引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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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近代中华帝国财富和权力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中国环境资源的开发。前面的章节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中华帝国是怎样向北面、南面和西南面扩张的，这有时候源自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有时候则是出于对战略性资源的需要。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历代政府均推动了汉人的移民，以便将当地的环境改造成可以向帝国纳税的农田。只要帝国有能力，这种将各族人民都纳入帝国范围内的扩张战略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在明、清两代，帝国的扩张逐渐达到了极限，这种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遇到了其他强有力的国家——越南在15世纪初抵挡住了明朝的扩张，俄国在17世纪后期与清朝相抗衡；不过，帝国扩张也受限于环境因素，包括南部和西南部的热带疾病，或北方和西北的干旱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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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向外拓展并达到极限的过程中，一些可能已经抵达了边疆地区的人们开始开发他们的内部边疆——在种植美洲作物经济上可行之前人们尚难以定居生活的山区和丘陵地带。随着19世纪大面积环境危机的出现，对资源的需求开始产生了全国性的生态影响。而且，这种生态影响也逐渐扩展到了国界以外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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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Kenneth Pomeranz，TheGreatDivergence：China，Europe，andtheMakingoftheModern World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R.Bin Wong，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ChangeandtheLimitsofEuropeanExperien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Robert B.Marks，TheOriginsoftheModern World：AGlobalandEcologicalNarrativefromtheFifteenthtotheTwenty-firstCentury（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2007）。中译本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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