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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avid Igler，“Diseased Goods：Global Exchanges in the Eastern Pacific Basin，1770-1850，”American HistoricalReview 109，no.3（2004）：71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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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avid Igler，“Diseased Goods：Global Exchanges in the Eastern Pacific Basin，1770-1850，”American HistoricalReview 109，no.3（2004）：69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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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McNeill，“Of Rats and Men，”325-326.中译本见夏继果、杰里·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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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Kerrie L.MacPherson，“Cholera in China，1820-1930，”in Sedimentsof Time，eds.Elvin and Liu，487-519.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747-7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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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这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见Nicholas Menzies，“‘The Villagers’ View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Yunnan，”in SedimentsofTime，eds.Elvin and Liu，115-119（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189-190页）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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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本部分关于鸦片和流行病关系的内容主要参考了Carol Benedict，Bubonic PlagueinNine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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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特别参见Frederic Wakeman，Jr.，TheFallofImperialChina（中译本见魏斐德：《中华帝制的衰落》，邓军译，黄山书社，2010），几乎所有近代中国的教科书都或多或少包括一些有关鸦片战争可参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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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Joyce A.Madancy，TheTroublesomeLegacyofCommissionerLin：TheOpiumTradeandOpiumSuppressioninFujianProvince，1820s-1920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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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dward R.Slack，Opium，State，andSociety：China’sNarco-economyand theGuomindang，1924-1937（Honolulu.H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Li，Xiaoxiong，PoppiesandPoliticsinChina：SichuanProvince，1840sto1940s（Newark，DE：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2009）；Allan Baumler，TheChineseand OpiumundertheRepublic：WorseThanFloodsandWildBeasts（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Carl Trocki，Opium，Empire，andtheGlobal PoliticalEconomy：AStudyoftheAsianOpiumTrade（London，UK：Routledge，1999）.几乎所有这些学术著作都集中在鸦片的生产和消费方面，而极少关注罂粟种植及其是否对环境产生过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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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Li，PoppiesandPoliticsinChina，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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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David Bello，OpiumandtheLimitsofEmpire：DrugProhibitionintheChineseInterior，1729-1850（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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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Slack，Opium，State，andSociet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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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Daniel Headrick，TheToolsofEmpire：TechnologyandEuropeanImperialismintheNineteenthCentury（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梗概性的介绍可以参见Marks，OriginsoftheModernWorld，2nd ed.，115-117（中译本见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第157-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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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彭慕兰将这一变化称为“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J.R.麦克尼尔则称之为“阳光下的新事物”（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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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新疆的情况有所不同，参见Jeffrey Kinzley，“Oil and the Making of an Economic Borderland：Xinjiang，Republican China，and the Russian/Soviet Empire，1912-1921，”paper presented at 2011 AAS annual convention，Honolulu，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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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duard B.Vermeer，“Population and Ecology along the Frontier in Qing China，”in SedimentsofTime，eds.Elvin and Liu，25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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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二节 生态退化与环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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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章所提到的几个世纪以来的森林砍伐和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坏，并非完全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如第四章所谈到的，中国的官员很了解摆在他们面前的日趋严重的水文问题，以及大量砍伐主要水系上游山区森林的后果。[1]到19世纪初，至少有一位官员（邓启南）已经记录下了物种灭绝的现实和他的思考[2]，在位于广东最南端雷州府的1811年地方志中，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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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因地而生，亦随时而异。执古书以求今物，常者之存十有八九，异者之存十无一二。非地之不宜，时之不同也。考《北户录》谓雷产黑象，《尔雅注》谓徐闻有犦牛，《交州记》谓徐闻有大蜈蚣……及《通志》所载雷州之野多鹿，又产香狸，脐可代麝……皆今日之所无者也。无者不记之，是以前人之说为诬不可无者，而犹记之，是殊时相沿、异世相袭……昔时有之，今时无之者，附记于此，俟博物者考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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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作者的一种失落感，而这正是物种灭绝和生态退化的反映。在汉人通过依赖于太阳（能）的农业资源来获取越来越多能量的同时，其他生命形式包括土著族群、森林、老虎、大象等等，所能获得的能量却在逐渐下降，有时甚至降低到了难以维持这些物种生存的程度。大约在19世纪初，华南森林里的老虎已经趋于消失，只在一些偏远的森林角落还有少量存活到了20世纪。[4]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北，虽然满族统治者仍将活的东北虎用于军事训练，但旗人在1822年以后已经无法再捕获到熊和豹子运往北京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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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森林开垦农田和中国生态系统的单一农业化不仅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到19世纪时，还造成了广泛的环境退化。环境退化与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意味着环境状况的下降已经非常严重，生态系统中维持生命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基本耗尽而且很少有机会再得到恢复。此后的环境会进入一种低能量水平的状态，越来越无力支持能产生生命的复杂生态系统，从而导致那些依赖于特定生态系统的物种陷入危机，甚至在该地区局部灭绝。因为人类也嵌入在生态系统当中，随着各项制度的环境基础被不断削弱，人类也会出现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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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布莱基（Piers Blaikie）和布鲁克菲尔德（Harold Brookfield）所指出的，土地退化并不是一种客观现象或自然结果，事实上，退化的原因与当地人类社会对于土地的看法有着很大的关系，是人类行为对自然进程的有害干扰导致了土地的退化。就中国而言，砍伐森林以开垦更有价值的农田，并不必然会导致土地的退化。但是，下一节所要探讨的山区水土流失和耕地生产力下降，确实会造成土地的退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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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基和布鲁克菲尔德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同样容易退化，有些土地比较容易得到恢复和修复，而另一些则无法挽回。他们使用了“敏感性”和“弹性”这两个概念来表示不同土地在易退化程度上的这种区别。例如，那些对人类干预敏感性较低和从所遭受影响中恢复弹性较强的土地，更适合通过人类的管理而进行修复，沼泽湿地或许就是如此；而另一方面，那些对人类行为高度敏感和恢复弹性较低的土地，则很容易迅速地退化而且非常难以恢复，如干旱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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