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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本段中的引文来自图6-5照片背面的手写文字，照片存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品与照片部“印度与中国的疟疾控制（1929—1940）”栏目下，编号为LOT 1786（M）[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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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关于疟疾的历史，可参见Webb，Humanity’sBurden，以及Russell，War andNature，11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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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Shaw，China’sForestTrees；Vaclav Smil，TheBadEarth（Armonk，NY：M.E.Sharpe，1984（中译本可参见瓦克雷夫·史密尔：《恶劣的地球：中国的环境恶化》，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情报所编译，气象出版社，1984；或瓦格纳·斯密尔：《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美国瓦格纳·斯密尔的报告》，潘佐红等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Richard Louis Edmonds，PatternsofChina’sLostHarmony：ASurveyofthe Country’sEnvironmentalDegradationandProtection（London：Routledge，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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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Shaw，China’sForestTrees，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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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Ruth Mostern，“The Dujiangyan Waterworks，”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March 26-29，2009，Chicago，IL.较简短的介绍可参见Mark Edward Lewis，TheEarlyChineseEmpires：QinandHa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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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Wolfgang Holzner and Monika Kriechbaum，“Man’s Impact on the Vegetation and Landscape in the Inner Himalaya and Tibet，”in SedimentsofTime，eds.Elvin and Liu，100.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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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Ibid.，71.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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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Ibid.，89-91.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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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Jack Hayes，“Rocks，Trees and Grassland on the Borderlands：Tibetan and Chinese Perceptions and Manipulations of the Environment along Ecotone Froniers，1911-1982，”paper presented at March，2011 AAS Annual Meeting，Honolulu，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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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Jack Hayes，“Fire Disasters on the Borderland：Qing Dynasty Chinese，Tibetan and Hui Fire Landscapes in Western China，1821-1911，”paper presented at the AAS Annual Meeting，March 2010，Philadelphi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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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三节 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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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态学家常常把水稻田和下面将要讨论的桑基鱼塘系统看作农业可持续生态系统的典范。诚然，中国一些地区的水稻种植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如第四章所述，稻田本身也已经成为一种生态系统。但这些观察者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看似可持续的系统，需要投入大量系统以外的资源来进行维护。如果这些系统以外的资源，特别是人类需要的食物，无法得到持续的供应，系统就会出现退化。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科学研究表明，到1950年时，中国几乎所有的耕地都缺乏一些关键的营养物质，特别是氮。[1]下面就让我们近距离考察一下桑基鱼塘系统，进而揭示出其中的一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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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基鱼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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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国家形态形成之前的农业早期阶段（可能是公元前三四千年时），中国的丝织业就已经出现了。埃德蒙·罗素讲述过蚕、桑树和人类在中国长期“共同进化”这一引人入胜的故事。尽管很多种蛾类都可以吐丝结茧，从而被人们抽取和用于纺织，但中国的先民们还是选择了以特定种类桑树的叶子为食的中国野桑蚕（bombyx mandarina）。从事狩猎采集的人们偶然发现桑树的果实非常美味（很甜），可能还含有抗氧化剂，于是他们开始偏爱这些种类的桑树，不仅为了它们的果实，更是因为蚕也爱吃这些桑树的叶子。被人类驯化的白桑树吸引来了野桑蚕，于是人类又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学习如何“驯养”这些野桑蚕，学习如何在家庭农场种植桑树和用桑叶喂蚕，进一步带来了中国的手工丝织业，这也是人类对蚕和桑树的适应过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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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三角的水稻种植区，当地人首先在沙田上发展了他们的蚕桑业，后来又形成了一种鱼塘与果树的特殊组合，这引起了20世纪科学家的重视并被看作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例证。[3]自宋代以来，人们就开始在珠江三角洲上游的沼泽地带开挖鱼塘[4]，挖出的泥土被堆砌在鱼塘四周作为塘基，可以防止水患，较高水位的地下水可以引入塘中，池塘里养着各种从当地网来的鲤鱼苗。[5]在1400年前后，农民开始在堤岸上种植以果树为主的树木，逐渐形成了“果基鱼塘”的组合。鱼苗主要以掉落和扔进水塘的有机物为食，而鱼塘产生的淤泥则可以用来给果树和稻田施肥，也可以增筑塘基以加固鱼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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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基鱼塘”为市场需求正在不断扩大的蚕桑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基础。16世纪后半叶，随着国际市场对广东蚕丝的需求日益扩大，农民用桑树替代了果树，由此产生了“桑基鱼塘”系统，同时也将更多的稻田改成了“桑基鱼塘”系统。到1581年时，一些县18%的可耕地都变成了鱼塘，再加上种植桑树的塘基，共计约占可耕地总面积的30%。[6]这种组合系统持续到了1990年代，直到附近工厂造成的空气污染杀死了这些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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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或果）基鱼塘”系统常常被当作前近代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在所有可持续的生态系统中，无论是自然还是非自然的，生命所必需的矿物质和能量都是可循环的，系统的流失非常小，以至于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阳光、岩石侵蚀或固氮细菌来替代。桑基鱼塘系统就是这样，农民把蚕粪、落叶和其他有机质投入鱼塘喂鱼，每年捕鱼后再挖出鱼粪和其他被分解的有机质作为桑树和稻田的肥料。用现代生态学家的话来说，“通过果园、农田和鱼塘的分解和矿化，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营养物质的循环，养分只有通过蒸发作用和售卖动植物产品才会从系统中流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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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家关于桑基鱼塘的观点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却忽略了这个能量循环中生态系统的一个关键部分：人及其能量和营养需要主要都来自食物的摄入。养鱼和养蚕的农民必须吃饭，而他们的主要食物是米，在近四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珠江三角洲丝织地区的稻米消费基本可以由本地生产或者比较容易地通过市场由周边区域满足。但到16世纪末期，高效的市场体系开始把稻米的产地转移到了数百里以外。因此，桑基鱼塘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而是需要输入食物来维持珠江三角洲的人口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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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初的大部分稻米还是来自附近的产区，可能是一些还没有转变为鱼塘的稻田。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18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稻田被改造成了桑田，这些农民就要通过市场从越来越远的地方购进稻米。向系统外部输出有机物往往会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这就需要额外的投入来保持其可持续性。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产品从一个地区向其他地区的输出意味着市场运行和经济发展，而在农业经济中，所有的产品都是有机物。商业化的发展成为生态变迁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向系统之外输出的营养必须通过一定形式的输入来弥补，否则它就不是可持续的。水稻田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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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时，中国的农业生态系统很可能已经达到了为人类摄取能量和营养物质的极限，这也就构成了它对人口规模的限制。而中国人口从1800年前后的约4亿持续增长到1953年的5.83亿，如第四章所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农业生产日益向边缘地区扩展的结果。这一过程贯穿20世纪，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几十年。华北平原、长江下游和岭南等核心区的人口增长速度要低于全国人口的总增速[8]，而山区和丘陵地带的耕作则导致了这些边缘区环境的退化，并给下游核心区带来了泥沙淤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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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约束、环境管理与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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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紧张，各种社会冲突也开始显现出来，包括对水资源控制权的争夺，导致洪水的生态原因在当地各种利益群体间产生的矛盾，以及地方实力派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分歧等。大量的人口从那些人烟稠密、耕作密集的地区迁移到西南、东北和内陆山区等边缘地区，这或许有助于缓解迁出地的紧张状况，但这些迁移又引起了汉民与所遭遇的土著族群之间的冲突。而且，随着内陆山区人口的增加，他们与低地地区人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在不断激化。在帝国的核心区，人们正在为日趋减少的土地、水或森林等资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导致了南方和东南地区宗族之间的世仇、地方组织之间的法律纠纷和其他斗争，以及村落间的相互猜忌和为增加内聚力而建立的宗教仪式。到18世纪后半期，人口的增加、高效的市场和国家的利益，促使中国更加集约地利用现有自然资源，并因使用这些资源而发生社会冲突，同时也日益接近帝国的极限。在本章的后面，我们还会看到，甚至连海洋渔业资源也正在日趋枯竭并引起了人们的争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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