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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伐森林不仅导致了环境的退化，也带来木材短缺这个严峻的问题，而在农业经济中，燃料仍然主要来自树木和其他有机物。早在1850年，就已经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中国正在经历着资源短缺和过去一千年来环境广泛变化带来的巨大挑战，而且这些环境问题在下一个世纪里还会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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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得到过官方重视的一个领域，就是帝国建设项目所需要的日益稀缺的木材。明代皇帝曾向中国的大部分省份指派了一定的木材配额，这意味着北京和南京皇宫所需要的大量木材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获取。但到了清初，珍贵的楠木已经不敷使用了，于是康熙皇帝只好用松木来代替。不过在18世纪初，皇帝又可以从西部的四川征用一些楠木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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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兹赫德曾指出，从明代大规模建造宫殿和庞大的船队来看，中国当时可能还拥有充足的木材资源，但到18世纪，可以供应这种项目的木材来源已经减少到了仅有三个地区（福建、湖南和四川）。因此，清朝不得不缩减了帝国的建设规模，“中国必须通过永久性地减少需求来解决木材供应危机……大幅度地退回到更为早期的（较低）水平，而没能通过新的资源和能源来实现跃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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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孟泽思的研究中，同样的木材日益短缺现象则导致了矛盾纷繁的结果，“仅存的一小部分森林仍然在遭到无情的大肆砍伐……在某些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中，一方面存在着广泛的毁林和将林地转化为农田的现象，而另一方面也在对林地进行保护、维护和管理”[12]。孟泽思考察了森林管理体系的六种个案：（1）皇家狩猎的木兰围场，（2）寺院森林，（3）宗族、村落的公共森林，（4）农业林，（5）经济林和（6）原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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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泽思的书中有很多森林管理方面的重要内容，但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主要是，他所援引的几乎所有森林管理（和森林保护）案例到19世纪后期都陷入了崩溃。皇家狩猎的木兰围场在1820年以后废止了秋狝并允许百姓入围垦荒；一些寺院的方丈、僧人和木材商合谋卖掉了他们的木材；即使是一些宗教圣地也无法置身事外，其林地最终还是被大肆砍伐和开垦成了农田。此外，“在1911年辛亥革命和随后接二连三对宗教权威和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冲击中，村有森林和宗族森林大部分都消失了”[13]，除了一些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和采伐成本过高的地区以外，原始森林也遭到了砍伐。森林管理中似乎比较成功的两个例子都是针对某些特定市场需求而与经济紧密联系的森林类型（农业林和经济林）。江西和福建北部的森林是由当地的富商管理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为景德镇的官窑提供燃料，因此保有和管理森林比开垦农田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类似的还有杉树等一些特殊树种，因为成长速度快和可以向附近城市提供燃料而具有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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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中引述的伊恩·米勒和周绍明的近期研究成果表明，在安徽和江西宗族势力进行的商业性采伐活动中，很多山区可能保持了森林的覆盖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前引张萌关于贵州的著作也详细描述了苗人同样会维持对杉树的不断补种，以供应市场需要。那么，这些制度在中国山区的存在究竟有多普遍？它们又是否能经受得住20世纪政治的动荡变化呢？这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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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初，只有一些特殊环境、得到专门保护或具有经济价值的森林还能幸存下来，其他的树木都已经遭到了砍伐。而那些20世纪仍然残存的，特别是少数寺院周边的森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森林遗迹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线索，以考察中国森林在被竹子、杉树等有经济价值的次生林取代以前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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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人们可以用于烧饭和取暖的燃料还是在不断减少。农民们到处收集秸秆、干草或动物粪便以取代木材用作燃料。[14]那些残存的树木，人们会把所有他们够得着的枝叶砍断，与掉在地上的枯枝落叶一起捡作燃料，而这也进一步剥夺了土壤的有机养分，导致环境更加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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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来到中国的外国游客，都会看到中国的森林砍伐并对此进行评论。有人说“中国人厌恶树”，而另一些人则回答：“恰恰相反，没有人比他们更喜欢树了：每户人家都会在院子里种一棵或好几棵树，如果你在某个地方看到树木和宝塔，那儿很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村庄，因为人们总会聚集在这里，塔周围也总会有一片年代久远的树林。总之，树木在邻里的宅院中到处都是，这足以证明它们并不被人们讨厌。那么，这些喜欢在家中种树的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无情地砍伐那些远处的树木，以至于造成童山濯濯呢？”[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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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食物、燃料、衣物和住所这四种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大都是“由各种生物质转化而成的，这些生物质有的来自对树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的采伐、加工或燃烧，有的来自粮食、饲料和燃料作物的种植，有的来自食用、饲料用或药用的野生植物”[16]，都依赖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为可以直接或间接被人类消耗的能量。在这种旧生态体制下，上述过程主要是通过人力或畜力来完成的，也就是J.R.麦克尼尔所说的“肉体能源的社会”（somatic society）。[17]随着森林的减少或消失，这些能量水平也都会出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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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罗德民在20世纪初的估计，水土流失和河流淤积“毫无疑问已经降低了耕地的总产量”，特别是在华北和华中地区。[18]尽管人们不断采取措施让养分循环回农田（参见第四章），但到1949年时，中国几乎所有的耕地都处于缺氮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时，农民已经没有多少办法可以继续向耕地中补充氮肥以提高粮食产量了，因此既不能为工业化提供盈余的资金，也无法提高现有人口的生活水平，甚至以既有的耕地规模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都很成问题。[19]事实上，20世纪上半期的资料表明，食物供应量已经不足以维持现有人口了：高达15%的男性都因非常贫困而结不起婚，因而也就无法生育子女从而实现自我的再生产。[20]人们对土地和水这些日益稀缺的资源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引致了不断增多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农村的贫困化也激起了千百万中国农民寻求变革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的热情。然而，贫瘠的自然环境却告诉我们，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抛开别的不论，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的是一个已经严重退化了的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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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食物储备库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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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森林不仅可以提供栖息地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只要有正确的管理和可持续的开发，还可以提供建筑、采矿和住房用的木材，造纸的纸浆，以及取暖和做饭的燃料。除此之外，森林还提供了许多生态性的效益，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持和净化水流，控制洪水并提供安全的饮用水，防止土壤流失和侵蚀，以及通过碳封存来减缓当地和全球的气候变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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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农业社会和人民而言，森林还是一个食物储备库，可以预防不可预见的气候变化或战争破坏导致的食物短缺或危机。[22]正如约阿希姆·拉德卡所指出的：“从经济和生态层面对一种文化进行衡量的一个绝对尺度，就是它能否以一种持久的方式保证其居民的粮食供给，为此，这种文化必须储备资源，这也是森林格外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那些不保护森林的文化其实是在冒自然资源的风险，“把需要长期看护的乔木林（有着不同年代和高度的多层乔木和灌木，可以为其他物种提供许多小生境）作为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未来供给能力的标志，是完全有理由的”。“在世界的许多地区，森林的毁灭引起了一连串的灾难。因此，总体而言，我们应该把保护森林作为环境保护的核心工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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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中国并没有保护重要的森林，而是更看重农田——但还是没能完全做到向农民提供持久的粮食供给。在1750年，中国土地的森林覆盖率大约为25%，而到1950年已经显著缩小到了5%～10%。[24]在今天看来，部分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森林满不在乎和疏忽大意的态度，而这也与帝制晚期在遭遇粮食短缺时提供赈济的能力有关。在清朝的大部分时间里，曾经建立并运行着一个了不起的常平仓系统，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粮食储备制度，由政府在粮食价格便宜的收获季节买入，并在春季青黄不接粮价上涨时再向市场卖出。[25]后文中我们将会看到，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国家还会对一些因旱灾而严重歉收的地区提供资金和谷物赈济。在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救济资料中，清政府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过，其实森林也可以为农民提供一个在危机时期维持生计的储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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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世纪后半期，清政府因国内叛乱和外国侵略者的压力而失去了应对粮食短缺的能力，同时又遭遇了五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气候波动——科学家现在称之为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事件。到20世纪初，华北森林砍伐及其导致的森林储备缺乏，政府赈灾能力的下降，与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引起的旱灾结合到了一起，最终导致了殃及数百万人口的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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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ung-Chao Liu，China’sFertilizerEconomy（Chicago，IL：Aldine Publishing Co.，1970），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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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dmund Russell，“Spinning Their Way into History：Silkworms，Mulberries，and Manufacturing Landscapes in China，”GlobalEnvironment 10，no.1（special edition on Manufacturing Landscapes，edited by Helmuth Trischler and Donald Worster，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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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钟功甫在《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一个水陆相互作用的人工生态系统》（《地理学报》1980年第3期，第200-209页）中，将其称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人工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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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钟功甫：《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一个水陆相互作用的人工生态系统》，《地理学报》198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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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世纪时的这些鱼塘中主要养着五种鱼，都来自本地的河流中。参见William E.Hoffman，“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Fresh-Water Fish Industry of South China，Especially Kwangtung Province，”LingnanScienceJournal 8（Dec.1929）：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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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arks，Tigers，119.中译本见马立博：《虎、米、丝、泥》，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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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F.Bruenig et al.，Ecological-SocioeconomicSystemAnalysisandSimulation：AGuideforApplicationofSystemAnalysistotheConservation，Utlization，andDevelopmentofSubtropicalLandResourcesinChina（Bonn：Deutsches Nationalkomitee für das UNESCO Programm de Mensch und die Biosphäre，198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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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ozhong Li，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Jiangnan，1620-1850（New York，NY：St.Martin’s Press，1998），19-22；Marks，Tigers，279-281；Pomeranz，TheGreatDivergence，287-288（中译本见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年》，王湘云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1-22页；马立博：《虎、米、丝、泥》，第274-276页；彭慕兰：《大分流》，第269页）。关于中国人口体系和农村家庭控制家庭规模的办法，可参见James Z.Lee and Wang Feng，OneQuarterofHumanity：MalthusianMythologyandChineseRealiti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中译本见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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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icah Muscolino，“The Yellow Croaker War：Fishery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1925-1935，”EnvironmentalHistory 13（April 2008）：305-324；Micah Muscolino，FishingWarsandEnvironmentalChangeinLateImperialandModern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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