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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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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森林日益密集开采、资源日趋稀缺，以及希望能通过现代科学手段的资源管理来予以缓解的历史过程，与位于浙江沿海、长江入海口南面的舟山群岛的近海渔业有着很多相似之处。[25]由长江水携带而下的营养物质与从深海涌上来的营养物质在舟山群岛交汇，形成了一个鱼类的养殖场，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和墨鱼这四种主要鱼类，也正在被长江下游三角洲越来越多的人放进他们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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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群岛的捕鱼业最早出现在南宋迁都杭州之后（参见第四章），但大量渔民进入这片水域的时间——以及原因——和浙江人口过密地区的农民放弃河谷耕地转入山区成为棚民基本是一样的。据穆盛博（Micah Muscolino）的研究，“开发山区和到近海捕鱼都是对中国自然资源压力不断增加的类似反应。在这两种情况中，都是生态变化促使着人们迁移到以前未开发过的地区……随着内陆水体的逐渐消失，渔民们日益转向了利润丰厚的海洋渔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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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渔民组织、资金和获得支持的增强，越来越多的鱼类被送入了市场。到19世纪后期，鱼类存量正在渐趋耗尽，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渔民用越来越细密的渔网打上来的鱼却越来越小，尺寸较大的鱼已经很少见到了。与此同时，在来自不同地区的渔民群体之间，也不断出现竞争和冲突。进入20世纪以后，新技术特别是舷外马达的出现，以及孙中山国民党及其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现代政治精英，共同推动了渔业的进一步开发。虽然有证据表明鱼类资源正在日益耗竭，但对“理性管理”的现代主义信仰使得这些精英们相信，科学技术可以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同时，创造更高的产出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多税收。然而这种理想所遭遇的现实是，国民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实施这些科学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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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个拥有足够资源去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邻国——日本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向渔场中引入了新建成的钢结构拖网渔船，捕获量非常大，于是与舟山渔民和国民政府之间出现了冲突。由于日本拖网渔船占有武力上的优势，中国渔民只好进入更远和更深的水域进行捕捞。据穆盛博的研究，“到1930年代中期，中国和日本捕鱼活动的叠加，已经导致了舟山黄鱼产量的明显下降”[27]。中国渔民的过度捕捞和不同捕鱼群体乃至各省间的竞争与冲突，都加剧了渔业的枯竭。但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先后爆发，中断了几乎所有的沿海捕鱼活动，从而在1940年代给当地的鱼类提供了一段恢复的时间。[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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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造成的环境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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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月里，日军迅速占领北京并向南推进，直指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军政指挥中心武汉，但第一个军事目标是郑州。郑州不仅是一个古都，而且正位于新建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京汉铁路上。关于日军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938年1月）的报道，在平民中间不断传播着惊慌与恐惧，而因战斗导致大量减员的中国军队也已无法阻止日军的前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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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日益激烈的战争中，黄河及其富于象征意义的水文特点再次被派上了军事用途。我们在第四章中曾经看到，黄河在宋代被用作防御工事来抵挡北面契丹辽国的军事威胁，北宋政府还曾决开开封北面的黄河大堤，人为制造洪水以阻止金兵进攻开封，结果却适得其反，导致黄河在1194年之后改道向南侵占淮河河道，最终通过长江下游入海。此后一直到19世纪上半叶，由于淤积问题不断加剧，黄河再次改道，在1855年北上移回故道，抛下淮河流域让那些亟须土地的农民去开垦。与此同时，大量的资源也被投入到修筑黄河堤防的工程中，以保持黄河在北方河道的流动。而到了1938年6月，中国军队正面临着阻止日军进军郑州及其重要铁路枢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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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缓日军前进的速度，蒋介石命令他的军队在1938年6月9日扒开了郑州东北面的黄河大堤，导致洪水一直倾泻到淮河、洪泽湖和大运河流域约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由于花园口黄河堤防的规模很大，修筑得也很坚硬牢固，因此两次尝试用炸药都没能成功，最后在官兵的奋力挖掘之下，堤防才终于打开缺口。结果导致近100万人淹死，至少200万人流离失所。日军的坦克和部队虽然因此而被阻挡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又继续前进。即使数年之后，黄河河道仍在继续变动，据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报道，“在它那前途未卜的旅程中，新的河道不断横冲直撞，已经通过了3个省和11个县”[30]。数十万个村庄被冲毁，数百万英亩的农田都淤积着河水和泥沙。当积水慢慢被太阳烤干之后，“土地变成像砖一样硬，再也无法种庄稼了”[31]。这场战争导致的人为的环境灾难规模非常巨大：有400多万受害者，还有数百万人在等待救济或流离失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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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穆盛博认为，黄河的这次大改道是“世界历史上战争行为对环境造成的最严重破坏”。这不仅包括洪水本身直接造成的死亡，还包括这一地区持续遭受的洪水肆虐，交战军队从当地人民和他们的农场中掠取食物和其他能源，以及政府无法继续维持对黄河的控制。在1942—1943年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导致的干旱压力下，这些灾难结合到一起并造成了一场大饥荒，导致另外200万人死亡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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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约170万的河北难民向西逃往日军没能占领的陕西省和渭河流域，起初大都集中在洛阳和西安这两个城市，后来被国民党官员迅速安置到了黄龙山一带开垦土地和农场。该地区在六十年前的回民起义中曾被摧毁，有很多当地官员眼中的“荒地”有待重新开垦，到1938年底，已经有25 000名难民被安置到了这里。在此后1942—1943年又一场旱灾和饥荒中[34]，更多的难民从河北涌入陕西，又有20万人迁到了黄龙山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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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1943年曾访问这里的美国土壤保持局官员罗德民认为，黄龙山地区的草场最适合发展畜牧业，但难民们在这里清除了大片的树木、灌木和草，广泛植谷物、玉米、马铃薯和荞麦。在短短的几年间，就出现了水土流失和土壤养分的耗尽，人们也遭遇了与硒缺乏相关的疾病。中国国内的一份报道也指出：“随着山区的侵蚀和河流因淤积而日益浑浊，农业的产量也不再丰足，水土流失问题出现了。”并且预测，以当时的开垦速度，黄龙山的森林很快就将被砍伐殆尽。[35]对于这些难民和森林同样幸运的是，在1945年战争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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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参战抗击日本时还是公认的中国政府，但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力量和威望，并足以挑战蒋介石对中国的统治了。蒋介石和他的部队的确曾经正面迎击日本的侵略，但在试图挽救南京而遭遇失败之后撤退到了群山环绕中的四川。中国共产党人则以黄土高原上的延安为根据地，组织农民开展敌后战争，在赢得农民信任的同时，也获得了那些看到共产党抗日而蒋介石撤退的城市知识分子的支持。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北方地区，人口接近一亿。1945年9月日本战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未能达成协议组织联合政府，随后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取得了胜利，并在1949年10月1日，由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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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与中国作物产量之间的联系，可参见Robert B.Marks and Georgina Endfield，“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he Tropics in the Past 1000 Years，”in QuaternaryEnvironmentalChangeintheTropics，eds.Sarah Metcalf and David Nash（Oxford，UK：Blackwell Publishing，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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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ike Davis，LateVictorianHolocausts：ElNiñoFaminesandtheMakingof theThirdWorld（London，UK and New York，NY：Verso Press，200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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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ike Davis，LateVictorianHolocausts：ElNiñoFaminesandtheMakingof theThirdWorld（London，UK and New York，NY：Verso Press，2001），240-245，27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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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引自Li，FightingFamineinNorthChina，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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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avis，LateVictorianHolocaust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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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i，FightingFamineinNorthChina，c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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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这部分的详细情况可参见Pierre-Etiennne Will，BureaucracyandFamine inEigh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中译本见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徐建青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更具体的介绍可参见Li，FightingFamineinNorthChina，ch.8；and Davis，Late VictorianHolocausts，28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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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i，FightingFamineinNorthChina，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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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James Reardon-Anderson，ReluctantPioneers：China’sExpansionNorthward，1644-1937（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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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James Reardon-Anderson，ReluctantPioneers：China’sExpansionNorthward，1644-1937（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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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Ibid.，9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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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ee Mack Williams，BeyondGreatWalls：Environment，Identity，andDevelopmentontheChineseGrasslandsofInnerMongoli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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