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88073
就中国人与环境的物质关系而言，1949年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成为一个分水岭。事实上，共产党的胜利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新国家，它拥有实现工业化的意愿和能力，也提供了和平与安全的保障。新中国与前一个世纪的一个显著差别在于，政府高度稳定和有能力掌握自己的边界与命运。但是，养活不断增长人口的需要——或者用李明珠的话说，“征服饥饿”[12]——以及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的土壤养分耗竭、清除森林和草原以种植农作物、将农场推向更边缘的地区包括坡度超过40度的易侵蚀的山坡，这些都没有变。而且，还要加上美国因朝鲜战争而施加的贸易禁运的影响，认为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是一件好事的信念，以及从农业积累盈余资金以促进工业化的需要。
1707588074
1707588075
由于贫困、技术落后和国际孤立（除了苏联，但其援助也只持续到1960年），中国共产党人基本没有什么选择，只好把工作重点放在尽可能迅速发展农业上。全国仅有两个化肥厂，几乎没有任何农业机械设备，缺乏驱动水泵的电力或小型发动机，这些现状意味着只有期望农业和农民来肩负起改造中国经济、实现工业现代化的重任。当然，这也意味着自然环境将不得不为此而付出代价，不幸的是，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缺乏化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整个1970年代。我们在本章后面将会看到，直到国际形势因美国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而发生了突然的转变之后，这种约束在毛泽东的继任者那里才得到了缓解。
1707588076
1707588077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意识到了自然的力量既不怎么仁慈，也不怎么帮得上忙。旱灾、洪水、土壤养分的耗竭、山区的水土流失、侵蚀、泥沙淤积和燃料与建筑用木材的短缺，以及其他各种环境的梦魇，不断地引发新中国领导人的忧虑。对他们来说，自然环境成为一个敌人——一个同样需要群众动员和军事打击才能征服并使之为我所用的对立面。这种有关自然的思想导致了对中国森林与河流的持续性冲击，将森林转变为农业所需的耕地和可用于工业发展动力的燃料、木材，在河流上筑坝以储存水量和用于水力发电。他们怒吼着：“人定胜天！”
1707588078
1707588079
中国共产党的自然思想
1707588080
1707588081
与中国共产党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理想相伴随和相嵌入的（有些明确，有些则比较含混）自然思想还来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身发展历程、帝制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西方的科学。尽管这些思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所有的传统也都包含有一些相互矛盾的元素（因而我们无法抽象总结出一个“中国人的自然观”）[13]，但它们总体而言都接受一种人类与自然相分离的现代主义倾向，认为来自自然的资源都应被用于支持人类和人类社会，人应该支配和控制自然。
1707588082
1707588083
1.治理环境的思想
1707588084
1707588085
帝制中国及更早时期中国的中央政府，一直以来都相信要通过征服或至少驯服自然来证明和展现自己的能力[14]，政治、军事和经济行动的目的都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合理的社会和管理秩序。在对中国自然观念的研究中，魏乐博（Robert Weller）和包弼德（Peter
1707588086
1707588087
Bol）指出：“政府有维护社会与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基本责任的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这种思想观念并没有促使人们有意识地建立起一种无害于环境的行为方式。这主要是因为人们首先考虑的总是人类自己的效用。”[15]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在第六章中看到的，中国出现了大面积森林砍伐和环境退化的景象。
1707588088
1707588089
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和科学的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的一部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然在人类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资本主义世界地位的评论中，最清晰易懂的大概就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了，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6]
1707588090
1707588091
中国共产党还和其对手国民党一样，接受了形成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并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由欧美科学家和他们新训练出的中国博士们（参见第六章关于福建林业和舟山渔业的内容，以及第二章中的气候学家竺可桢）引入中国的用现代科学工具来控制自然的思想，这也就是鲁晓鹏（Sheldon Lu）最近指出的“通过对自然的支配来表达中国的现代性”[17]。这种观念在毛泽东时代唯意志论的信念——用劳伦斯·施奈德（Laurence Schneider）的话说，相信自然和人类社会一样具有“无限的可塑性”——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认为运动起来的大众可以自己学习和掌握科学，自然也是如此。在这种毛泽东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自然和社会成为同样可以被改造和控制的对象，两者都不再需要任何永久性的结构、本质或趋势，都可以通过环境的重塑来从外部进行改造和指导。科学研究和社会革命具有同样的政治意义……”[18]由此，马克思主义、西方科学和毛泽东思想共同催生了这种建立以人类为中心的科学掌控自然的现代主义必胜信念。
1707588092
1707588093
这些思想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掌握政权后的十年里逐渐结合起来，形成了始于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所说的共产党人“对自然的战争”[19]和夏竹丽（Judith Shapiro）后来更精确界定的“毛泽东对自然的战争”[20]。墨菲具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他的文章写于1967年），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对于自然的态度不再应该是接受，而必须是藐视和征服”。他们为农业和工业设计并实施的政策不断向环境烙下人类的印记，例如，消灭麻雀，因为他们认为麻雀是害虫；用飞机向塔里木盆地周围的高山冰雪撒煤灰，以加速其融化用于灌溉；建设宏伟的三门峡大坝，拦截泥沙淤积的黄河，以及将沿海地区的工业迁往边缘地区。就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而言，墨菲认为征服自然的群众运动赋予农民们一种“圣战”式的“民族自豪感”，而在这一过程中，勇于献身和参与行动要好于“无所作为”。
1707588094
1707588095
2.苏联的李森科主义
1707588096
1707588097
在上述思想被制度化的同时，由斯大林的农学家米丘林（I.V.Michurin）和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所提出的学说也被纳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并在1950年代引起了生物学领域的重要变化。中国的大多数生物学家都曾在欧洲和美国大学学习过遗传学、进化论和实验生物学。这种西方的科学方法遭到了李森科及其追随者的驳斥，用施奈德的话说：“（西方科学方法）对于实现科学唯一正确的目标——控制自然并使之为国家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完全没有任何用处。”[21]李森科主义将“老生物学”斥为资产阶级学说，认为它只是片面追求对自然的理解，然而生物学的真正目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的一个著名命题[22]——是改造自然。
1707588098
1707588099
李森科“相信整个有机自然界都具有无限可塑性和可以被人类掌控的进化论观点”配合了毛泽东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因此，李森科主义也在1952年被接受为正式的指导性学说。在植物学这一关键领域，遗传学和试验田研究方法都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相信粮食作物可以迅速实现在先前恶劣的环境中成长，或者在原来的环境中实现更大的产量，而其部分原因就是同一种类的植物之间不会争夺养分。这些今天看来完全不足采信的观点，对于当时正在努力寻求提高农业产量而无从获得化肥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在林业方面，李森科主义者的植物学理论也“导致了一些异乎寻常的造林和生态观念与做法……（例如）种子的丛播法和成簇生长，在幼苗之间仅留有极小的间隙……”[23]
1707588100
1707588101
虽然遗传学在1956年开始的“百花齐放”期间得以恢复，并在1960年代初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培育出与化肥、新型农业机械和灌溉方式相适应的新品种，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冲击了整个科学界，导致了遗传生物学（以及所有其他科学）的停顿。劳伦斯·施奈德认为，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消除‘文化大革命’时期轻视和不信任科学的不良影响，进而恢复科学界的地位”[24]。虽然毛泽东之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共领导人改变了毛泽东对科学家的控制意图，但他们和毛泽东（以及其他人，就此而言）有着同样的现代主义信念，相信科学的意义在于了解、控制和操纵自然以获得人类的更大进步。
1707588102
1707588103
毛泽东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以来
1707588104
1707588105
中国的工业化在后毛泽东时代取得了更为迅速的发展，1980年以后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8%～12%之间。这一快速发展主要归功于1978年底以后中国新领导人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最终向世界市场敞开了中国的大门，打破了土地和工厂的国有制，减少了国家的行政性计划和控制，建立和维护了私有产权制度，并利用市场机制来决定绝大部分劳动力、土地和商品的价格。在社会主义政府主导工业化所奠定的基础上，中国的工业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到21世纪初已经跃升为全球性的工业强国。如果说毛泽东的唯意志论导致了无限可塑性的自然观，那么邓小平的唯发展主义思想，则把自然看作为人类需要而准备的一个庞大的储备库，两者都具有现代主义者的工具观，认为人类可以也应该通过科学来掌控自然。
1707588106
1707588107
1.对毛泽东时代的改变
1707588108
1707588109
如果说现实的物质条件限制了毛泽东时代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能力，并导致了毛泽东认为物质约束可以通过纯粹的意志来克服的唯意志论倾向，那么，对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物质约束的放松，也就应该是促进后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很少被关注的因素就是化肥工业，正如我们在本章前面看到的，毛泽东时代化肥的不足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改善和为工业投资积累资金，而这一约束被解除的方式也颇为突然。
1707588110
1707588111
这个故事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有关，尼克松访华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地缘政治背景导致的结果：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因而急欲摆脱这一状况，同时也希望能以某种方式对苏联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更多的核军控协议；而中国当时也与苏联存在军事方面的矛盾。因此，“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逻辑，常常被用于解释理查德·尼克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总理与毛泽东主席之间历史性的会晤。
1707588112
1707588113
2.化肥厂
1707588114
1707588115
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中美建交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缓解了中国环境的紧张状况。尼克松访华后立即签署的第一份商业协议，就是为中国引进13套世界最大规模、最先进的生产氮基合成化肥的合成氨装置。中国在1970年代还购买了相关的其他设备，并在1980年代形成了自建化肥厂的能力，到1990年代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新千年之际已经开始出口化肥了。瓦格纳·斯密尔认为，正是通过进口的合成氨和尿素生产设备，中国开始突破他提出的“氮肥障碍”，通过大量使用化肥成功实现了农业产量的大幅增加。[25]这一突破恰好遇上了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开始，也为中国此后的高速工业化提供了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这一必要条件（参见图7-2）。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这一切并非偶然，中国在1970年代最急于寻求这项技术，也正是为了解决环境状况对快速工业化的限制这一根本问题。事实上，这一突破发生在毛泽东的任期之内。
1707588116
1707588117
1707588118
1707588119
1707588120
图7-2 中国氮基化肥的产量，公元1961—2002年
1707588121
1707588122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