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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口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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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另一项遗产是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虽然“大跃进”之后所发生的那场大饥荒导致了多达3 300万～4 500万人的死亡。[26]很多中国经济学者和人口学者都认为，迅速增长的人口在理论上会消耗掉农业产生的所有盈余，从而阻碍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毛泽东并不同意，还批判了一位在1950年代曾提出限制中国人口增长的著名人口统计学家。[27]于是，“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在1970年代后期毛泽东去世和改革开放开始之前，都作为官方的人口政策统领着整个中国。[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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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共产党人听到了越来越多对人口增长速度的担忧，于是从1980年开始正式实施一系列政策以减缓人口增长。限制家庭规模的“独生子女政策”，因其主要在城市实施，确实放慢了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但中国的总人口仍在持续增长，这既是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拥有了一个庞大的人口基数，也是由于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在1990年代出现了松动，这也体现了政府对女性，特别是农村地区女性生育控制的愿望和能力都出现了下降。因此，自1980年以来，中国人口增长了近5亿，2008年约为13亿人（参见图7-1）。[29]此外，中国人口也在越来越城市化，已经有约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换句话说，在过去三十年中，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迁移到了城市，在现有城市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也在原先的耕地上催生了数百个百万人口以上的新城市建设，这个过程很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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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期有着显著的区别——读者也应该记住这些重要的区别，但本章后面的部分都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土地和森林、草原和沙漠、水和大气的环境变迁，最后以环保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政府对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反应作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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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21世纪初，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可参见Eduard Vermeer，“Industrial Pollution in China and Remedial Policies，”theChinaQuarterly no.156（December 1998）：952-985；“Smoggy Skies：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Air Pollution，”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China Environment Forum，2008。其他有关工业污染的例子可参见本章后面的“水资源的治理”和“大气污染”两节。对毛泽东时代污染情况的考察，可参见Vaclav Smil，TheBadEarth：EnvironmentalDegradationinChina（Armonk，NY：M.E.Sharpe，1984；中译本见瓦克雷夫·史密尔《恶劣的地球：中国的环境恶化》，或瓦格纳·斯密尔《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美国瓦格纳·斯密尔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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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i Bozhong，“Changes in Climate，Land，and Human Efforts：The Production of Wet-Field Rice in Jiangna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in Sedimentsof Time，eds.Elvin and Liu，447-484.中文版见李伯重：《“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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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ung-Chao Liu，China’sFertilizerEconomy（Chicago，IL：Aldine Publishing Co.，1970），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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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多关于氮肥在中国农业中地位的资料，可参见Vaclav Smil，China’sPast，China’sFuture：Energy，Food，Environment（New York，NY：Routledge Curzon，2004），10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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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dwin Moise，“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ModernChina 3，no.1（19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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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转引自Shapiro，Mao’sWaragainstNature，31。译者注：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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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两本书讲述了这段残酷的历史：Jasper Becker，HungryGhosts：Mao’sSecretFamine（New York，NY：Henry Holt and Co.，1996）；and Frank Dikkoter，Mao’sGreatFamine：TheStoryofChina’sMostDevastatingCatastrophe，1968-1962（London：Bloomsbur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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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arry Naughton，TheChineseEconomy：TransitionsandGrowth（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7），79.中译本见巴里·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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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Vaclav Smil，EnrichingtheEarth：FritzHaber，CarlBosch，andtheTransformationofWorldFoodProduction（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4）.斯密尔估计，如果没有合成氨方法的发明和将氮转化成一种可利用的形式被农民用于作物施肥，全世界的人口不会超过25亿。换言之，化肥使用带来的食物增加，养活了另外的35亿多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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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Liu，China’sFertilizerEconomy，5-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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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些耕地数据主要是根据以下资料计算所得：Kang Chao，ManandLandin ChineseHistory：AnEconomicAnalysi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87；Vaclav Smil，China’sEnvironmentCrisis：AnInquiryintotheLimitsof NationalDevelopment（Armonk，NY：M.E.Sharpe，1993），52-56。如斯密尔所指出的，这些耕地数据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中国官方统计中则对耕地和播种面积进行了区分，这些数据表明，在1949年到1976年间，中国的耕地面积增加并不大（停留在1亿公顷左右），但播种面积则从1.2亿公顷增加到了1.5亿公顷。具体数据详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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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Lillian Li，FightingFamineinNorthChina，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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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任何历史时期，中国人都有着互不相同的很多种对自然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正如伊懋可所指出的：“系统考察中国的自然思想……至少在史料丰富的帝制晚期，几乎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看到。清朝就有对巨型工程的狂热追求者，其程度甚至还要超过三峡工程；有人相信应该采取军事方式征服自然环境；也有些人认为，人类应该遵循大自然的运行模式而不应该勉强行事；有一些人把自然看作有待人类开发的蛮荒之地……也有一些人则将大自然视为上天的恩赐……并不存在一种可以称作‘中国人的’单一的自然观。”Mark Elvin，“The Environmental Legacy of Imperial China，”TheChinaQuarterly no.156（December 1998）：755.对于“西方的”环境和自然观的经典阐述，可参见Lynn White，“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Science，New Series 155，no.3767（1967）：1203-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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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Robert B.Marks，“Asian Tigers：The Real，the Symbolic，the Commodity，”NatureandCulture 1，no.1（2006）：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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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Robert P.Weller and Peter K.Bol，“From Heaven-and-Earth to Nature：Chinese Concept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ir Influence on Policy Implementation，”in EnergizingChina：Reconciling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EconomicGrowth，eds.Michael B.Elroy，Chris P.Nielsen，and Peter Ly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473.正如他们所深刻指出的，“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用社会和自然是统一整体的观念来支持以人类为中心活动的国家，把人类和自然看作统一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有助于为人类有权利改造这一系统提供支撑”（497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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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in The Marx-EngelsReader，ed.Robert C.Tucker（New York，NY：W.W.Norton，1978），477（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05页）。直到最近，绝大多数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解读都把他们限定为保罗·伯克特所说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工业化展望，把人类的进步等同于人类越来越强有力地统治和控制自然”。Paul Burkett，MarxandNature：ARedandGreenPerspective（New York，NY：St.Martin’s Press，1999），5.伯克特试图从生态学和对环境问题的分析与批评的角度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进而批评那些认为马克思的一般性观点要么与生态无关，要么对环境保护持敌视态度的观点。类似的著作还有John Bellamy Foster，Marx’sEcology：MaterialismandNature（New York，NY：Monthly Review Press，2000）。这种新的诠释（主要是基于《资本论》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和因食物和纺织品从农村向城市迁移而带来的土壤日益贫瘠问题的关注，特别参见Foster著作第5章）虽然具有说服力，但并不妨碍我们理解那些希望尽可能迅速发展生产能力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人）的确从马克思那里接受了普罗米修斯式的观念。马克思似乎区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对自然的不合理开发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对自然的理性控制（Foster，Marx’sEcology，159-165），但无论哪种方式，在我看来，人类对自然的控制都是马克思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劳动+自然=价值。亦可参见Howard L.Parsons，MarxandEngelsonEcology（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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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Sheldon H.Lu，“Introduction：Cinema，Ecology，Modernity，”in Chinese Ecocinema：IntheAgeofEnvironmentalChallenge，eds.Sheldon H.Lu and Jiayan Mi（Hong Kong，HK：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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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Laurence Schneider，BiologyandRevolutioninTwentieth-CenturyChina（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2003），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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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Rhoads Murphey，“Man and Nature in China，”ModernAsianStudies 1，no.4（1967）：31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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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Shapiro，Mao’sWaragainst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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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Schneider，BiologyandRevolution，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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