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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任何历史时期，中国人都有着互不相同的很多种对自然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正如伊懋可所指出的：“系统考察中国的自然思想……至少在史料丰富的帝制晚期，几乎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看到。清朝就有对巨型工程的狂热追求者，其程度甚至还要超过三峡工程；有人相信应该采取军事方式征服自然环境；也有些人认为，人类应该遵循大自然的运行模式而不应该勉强行事；有一些人把自然看作有待人类开发的蛮荒之地……也有一些人则将大自然视为上天的恩赐……并不存在一种可以称作‘中国人的’单一的自然观。”Mark Elvin，“The Environmental Legacy of Imperial China，”TheChinaQuarterly no.156（December 1998）：755.对于“西方的”环境和自然观的经典阐述，可参见Lynn White，“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Science，New Series 155，no.3767（1967）：1203-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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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Robert B.Marks，“Asian Tigers：The Real，the Symbolic，the Commodity，”NatureandCulture 1，no.1（2006）：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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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Robert P.Weller and Peter K.Bol，“From Heaven-and-Earth to Nature：Chinese Concept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ir Influence on Policy Implementation，”in EnergizingChina：Reconciling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EconomicGrowth，eds.Michael B.Elroy，Chris P.Nielsen，and Peter Ly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473.正如他们所深刻指出的，“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用社会和自然是统一整体的观念来支持以人类为中心活动的国家，把人类和自然看作统一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有助于为人类有权利改造这一系统提供支撑”（497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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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in The Marx-EngelsReader，ed.Robert C.Tucker（New York，NY：W.W.Norton，1978），477（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05页）。直到最近，绝大多数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解读都把他们限定为保罗·伯克特所说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工业化展望，把人类的进步等同于人类越来越强有力地统治和控制自然”。Paul Burkett，MarxandNature：ARedandGreenPerspective（New York，NY：St.Martin’s Press，1999），5.伯克特试图从生态学和对环境问题的分析与批评的角度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进而批评那些认为马克思的一般性观点要么与生态无关，要么对环境保护持敌视态度的观点。类似的著作还有John Bellamy Foster，Marx’sEcology：MaterialismandNature（New York，NY：Monthly Review Press，2000）。这种新的诠释（主要是基于《资本论》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和因食物和纺织品从农村向城市迁移而带来的土壤日益贫瘠问题的关注，特别参见Foster著作第5章）虽然具有说服力，但并不妨碍我们理解那些希望尽可能迅速发展生产能力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人）的确从马克思那里接受了普罗米修斯式的观念。马克思似乎区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对自然的不合理开发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对自然的理性控制（Foster，Marx’sEcology，159-165），但无论哪种方式，在我看来，人类对自然的控制都是马克思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劳动+自然=价值。亦可参见Howard L.Parsons，MarxandEngelsonEcology（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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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Sheldon H.Lu，“Introduction：Cinema，Ecology，Modernity，”in Chinese Ecocinema：IntheAgeofEnvironmentalChallenge，eds.Sheldon H.Lu and Jiayan Mi（Hong Kong，HK：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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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Laurence Schneider，BiologyandRevolutioninTwentieth-CenturyChina（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2003），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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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Rhoads Murphey，“Man and Nature in China，”ModernAsianStudies 1，no.4（1967）：31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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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Shapiro，Mao’sWaragainst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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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Schneider，BiologyandRevolution，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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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Tucker，TheMarx-EngelsReader，145）。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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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S.D.Richardson，ForestryinCommunistChina（Baltimore，MD：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6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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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S.D.Richardson，ForestryinCommunistChina（Baltimore，MD：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66），2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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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Vaclav Smil，China’sPast，China’sFuture：Energy，Food，Environment（New York，NY：Routledge Curzon，2004），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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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这一范围主要依据近期两项研究中对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估计，参见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和Frank Dikötter，Mao’sGreatFamine：TheHistoryofChina’sMostDevastatingCatastrophe，1958-1962（New York，NY：Walker and Co.，2010）。我们也可以从环境的角度来考察1959—1961年的饥荒，从各地饥荒的报告来看，包括河南、河北和安徽等省份的状况确实非常悲惨。用贾斯珀·贝克尔的话说：“（信阳的）农民除了树皮、野草和野菜以外，没有什么可吃的。”在淮河平原的安徽部分，公社食堂只有野草、花生壳和红薯皮，甚至还有人吃人的报道（Becker，117，118-119，135，137-140）。据李明珠的研究，河北省“人们吃野菜、野草、树皮、玉米芯和谷壳，其他的粮食替代品……包括黄豆粉、红薯梗、棉籽饼以及用树叶和草磨的粉。农民们会把玉米芯和树皮等‘代食’磨成粉，再经过蒸、煮，这样才能吃得下去，绿草、叶子和草根则可以直接煮着吃。由于感到肚子里太空，饥民们往往会去吃那些无法消化的东西，结果导致了更糟糕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观音土，其他还有棉布或木屑。这些饥荒中的食物只能提供暂时的饱腹感，但会对消化系统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Li，360-361）。农村尤其华北地区的农村极其贫瘠，连老鼠都找不到，农民们甚至用棍棒四处戳捣以寻找老鼠洞和它们存储的任何食物。所有这些关于寻找食物的报告都表明华北平原的自然环境已经极为退化和贫穷。除了农田，已没有足够的土地或栖息地来维持任何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我没有见到任何报告提到人们吃青蛙、鸟类、蜥蜴、昆虫甚至蠕虫。就算有的话，肯定也已经被抓住吃掉了。野生物种的缺失，不仅证明了这场人类引起的饥荒的残酷，也意味着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彻底崩溃。毛泽东或许有错误，但如果自然生态系统更加稳固的话，或许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幸存下来。译者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对此表述为：“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 000万。”（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第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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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详见Shapiro，Mao’sWaragainstNature，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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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关于人口增长与环境关系的探讨，亦可参见Vaclav Smil，China’sEnvironmentalCrisis：AnInquiryintotheLimitsofNationalDevelopment（Armonk，NY：M.E.Sharpe，1993）；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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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Judith Banister，China’sChangingPopulation（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Matthew Connelly，FatalMisconception：TheStruggletoControlWorldPopulation（Cambridge，MA：Belknap，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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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二节 森林与土地利用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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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六章所述，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中国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生态危机，这主要源自森林砍伐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后果，包括日益增多的泥沙淤积、河流泛滥、土壤养分耗竭和储水能力下降、能源短缺以及建筑用木材供应量的萎缩。随着能量水平的下降，中国农业生态系统的代谢速度也不断放缓，人民和他们的环境一样变得日益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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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很多关于森林砍伐和环境退化的记录，但并不是说中国东半部分丘陵和山区的森林到1949年时都已经被砍伐了。广阔的森林仍存在于东北地区北部、云南西南部、川西与藏东交界、鄂西与川东北交界、福建中南部以及秦岭山脉位于陕西南部和四川北部的部分地区。此外，至少还有两处山区的人们也正在种植和收获林木：在浙江和江西交界的山区，商人们种植树木并作为燃料卖给下游的景德镇窑厂；在湖南南部，可能还有广西和广东北部的岭南山区，苗民和已经适应山区生活的汉人（如第五章中的客家人和棚民）也会在砍伐森林之后再补种那些二十年左右就能够成材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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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这些剩余量而言，1949年的中国的确是一个森林严重破坏的国家，仅有5%～9%的森林覆盖率。森林资源的破坏向新中国的管理者提出了两个问题：应对环境退化的后果，以及妥善利用森林资源以支持其发展经济的宏伟计划。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中国的森林资源不仅远远少于苏联，而且以人均水平而言，也仅能在全世界160个国家中排在第120位。如瓦格纳·斯密尔所说，“显然，森林资源匮乏使中国在环境和经济方面都处于不利境地，此外，林场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又造成了其他的困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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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的森林覆盖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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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领导知道他们的森林已被消耗殆尽，所以决定要统计出实际上究竟还有多少森林，同时也要开始在荒地和山坡上造林。而这两项努力都给新的政府带来了无数的困难和不很确定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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