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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Tucker，TheMarx-EngelsReader，145）。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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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S.D.Richardson，ForestryinCommunistChina（Baltimore，MD：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6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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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S.D.Richardson，ForestryinCommunistChina（Baltimore，MD：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66），2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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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Vaclav Smil，China’sPast，China’sFuture：Energy，Food，Environment（New York，NY：Routledge Curzon，2004），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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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这一范围主要依据近期两项研究中对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估计，参见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和Frank Dikötter，Mao’sGreatFamine：TheHistoryofChina’sMostDevastatingCatastrophe，1958-1962（New York，NY：Walker and Co.，2010）。我们也可以从环境的角度来考察1959—1961年的饥荒，从各地饥荒的报告来看，包括河南、河北和安徽等省份的状况确实非常悲惨。用贾斯珀·贝克尔的话说：“（信阳的）农民除了树皮、野草和野菜以外，没有什么可吃的。”在淮河平原的安徽部分，公社食堂只有野草、花生壳和红薯皮，甚至还有人吃人的报道（Becker，117，118-119，135，137-140）。据李明珠的研究，河北省“人们吃野菜、野草、树皮、玉米芯和谷壳，其他的粮食替代品……包括黄豆粉、红薯梗、棉籽饼以及用树叶和草磨的粉。农民们会把玉米芯和树皮等‘代食’磨成粉，再经过蒸、煮，这样才能吃得下去，绿草、叶子和草根则可以直接煮着吃。由于感到肚子里太空，饥民们往往会去吃那些无法消化的东西，结果导致了更糟糕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观音土，其他还有棉布或木屑。这些饥荒中的食物只能提供暂时的饱腹感，但会对消化系统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Li，360-361）。农村尤其华北地区的农村极其贫瘠，连老鼠都找不到，农民们甚至用棍棒四处戳捣以寻找老鼠洞和它们存储的任何食物。所有这些关于寻找食物的报告都表明华北平原的自然环境已经极为退化和贫穷。除了农田，已没有足够的土地或栖息地来维持任何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我没有见到任何报告提到人们吃青蛙、鸟类、蜥蜴、昆虫甚至蠕虫。就算有的话，肯定也已经被抓住吃掉了。野生物种的缺失，不仅证明了这场人类引起的饥荒的残酷，也意味着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彻底崩溃。毛泽东或许有错误，但如果自然生态系统更加稳固的话，或许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幸存下来。译者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对此表述为：“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 000万。”（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第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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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详见Shapiro，Mao’sWaragainstNature，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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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关于人口增长与环境关系的探讨，亦可参见Vaclav Smil，China’sEnvironmentalCrisis：AnInquiryintotheLimitsofNationalDevelopment（Armonk，NY：M.E.Sharpe，1993）；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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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Judith Banister，China’sChangingPopulation（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Matthew Connelly，FatalMisconception：TheStruggletoControlWorldPopulation（Cambridge，MA：Belknap，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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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二节 森林与土地利用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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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六章所述，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中国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生态危机，这主要源自森林砍伐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后果，包括日益增多的泥沙淤积、河流泛滥、土壤养分耗竭和储水能力下降、能源短缺以及建筑用木材供应量的萎缩。随着能量水平的下降，中国农业生态系统的代谢速度也不断放缓，人民和他们的环境一样变得日益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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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很多关于森林砍伐和环境退化的记录，但并不是说中国东半部分丘陵和山区的森林到1949年时都已经被砍伐了。广阔的森林仍存在于东北地区北部、云南西南部、川西与藏东交界、鄂西与川东北交界、福建中南部以及秦岭山脉位于陕西南部和四川北部的部分地区。此外，至少还有两处山区的人们也正在种植和收获林木：在浙江和江西交界的山区，商人们种植树木并作为燃料卖给下游的景德镇窑厂；在湖南南部，可能还有广西和广东北部的岭南山区，苗民和已经适应山区生活的汉人（如第五章中的客家人和棚民）也会在砍伐森林之后再补种那些二十年左右就能够成材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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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这些剩余量而言，1949年的中国的确是一个森林严重破坏的国家，仅有5%～9%的森林覆盖率。森林资源的破坏向新中国的管理者提出了两个问题：应对环境退化的后果，以及妥善利用森林资源以支持其发展经济的宏伟计划。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中国的森林资源不仅远远少于苏联，而且以人均水平而言，也仅能在全世界160个国家中排在第120位。如瓦格纳·斯密尔所说，“显然，森林资源匮乏使中国在环境和经济方面都处于不利境地，此外，林场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又造成了其他的困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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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的森林覆盖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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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领导知道他们的森林已被消耗殆尽，所以决定要统计出实际上究竟还有多少森林，同时也要开始在荒地和山坡上造林。而这两项努力都给新的政府带来了无数的困难和不很确定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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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统计和定义方面的一些问题使得对新中国森林资源利用和滥用情况的考察非常复杂。研究过中国官方森林覆盖率数据的西方学者都发现，在森林的定义等主要方面存在着解释方面的重要问题。对本书所采用的明确的“天然林”概念（即使是这个概念，也还有歧义），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既包括原生的天然林，也包括经人为破坏后又恢复起来的森林（详见下文）。而这些重新恢复的森林数据在过去也是根据整个区域的树苗而不是成活率统计的。正如理查德森指出的：“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春秋季节植树运动中的那些浮夸宣传，极少会提及未能存活的树木情况，这破坏了来访林业工作者对中国数据的信任。”[2]瓦格纳·斯密尔则认为实际的成活率低于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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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那些存活下来的树苗，它们什么时候（以及是否）能构成森林也是问题。直到1986年，中国林业部都以树冠遮蔽40%的地面（郁闭度）这一标准作为森林的定义，但后来将这一标准下调到了目前的30%，大笔一挥就显著提高了中国的森林覆盖率。[4]即使是那些满足目前这个新的、更低标准的森林，也常常是由单一树种构成，或者不同树种被种植在相邻的区域里，而不是像天然林那样的多树种混合。在评估森林是不是一个可以承载大量、多种动植物的健康生态系统时，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单一树种的森林，无论是用于造纸的松树或杨树，还是提炼精油的桉树，抑或橡胶树[5]，都更像是一个人工林，而无法支撑很多种野生物种的生存。事实上，在云南用橡胶林来取代热带雨林，虽然可以为中国的军用轮胎提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橡胶，却破坏了长臂猿的栖息地，当然也对长臂猿及相关物种和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6]这样的植被虽然也可以实现诸如保养水土和碳封存这些重要的生态功能，但很少有动物能在其中健康成长，更不用说繁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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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森林覆盖率的官方统计数据做一个概要的考察（参见图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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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表达的这个故事相当简单，从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森林破坏相对严重的情况开始，毛泽东时代的造林和保护工作使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增长到了12.7%。但在1977—1981年，由于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林地和树木产权的不确定性，农民家庭砍伐了大量的森林。2000年前后森林覆盖率攀升到18%，这是因为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促进了造林工作，也是由于三北防护林或“绿色长城”这一巨大工程，在从黑龙江到新疆跨越近5 000公里、总面积3 700万公顷的干旱草原上开展了大量的人工造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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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官方统计数据，除1980年代初以外，新中国的森林面积一直在持续扩大，森林砍伐及其恶劣影响正在得到抑制，建设可持续绿色未来的工作也正在不断取得进展。然而问题在于，每当官方出版森林统计数据和宣布更大的植树造林计划时，中国森林的实际状况几乎可以肯定都是在恶化，实际森林面积远远低于官方公布的数据。例如，1950年代公布的森林覆盖率8.60%，实际大约只有5%，而1979年的实际数字也要比公布的少三分之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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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中国官方统计的森林覆盖率，公元1950年代—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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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科技参赞王启明，“Environmental Bio-remediation Programmes in China，”March 7，2008，www.chinaembassy.org.in/eng/kj/P020080313486177342453.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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