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88293
1707588294
紧随“大跃进”发生的严重饥荒[34]，加上之后中苏关系破裂和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升级，促使中共领导人认识到，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和保障粮食安全，以防止苏联或美国的核打击。这种担忧导致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高度机密的“三线”计划，在中国西部和西南的偏远地区建立起自给自足的工业基地，这也需要大量的木材来修建厂房和铁路。[35]“三线建设”还倡导“自力更生”的精神，呼吁全国各地在粮食上做到自给自足，而这又导致了“以粮为纲”口号的流行，以及毛泽东将山西省东南部山区贫困而且环境退化的大寨生产大队树立为全国农业典型。
1707588295
1707588296
大寨是一个只有160户人家的小村庄，在1963年的大洪水中，大寨村的房屋、田地、农具甚至果树都被严重冲毁。水土流失的山丘无疑是导致这场洪水的主要因素，大寨村的状况大概与我们在第六章中看到的桥梁和门楼被泥沙淤积的照片（参见图6-2）差不多。当地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提出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和救济物资，并动员村民不仅要把大寨从洪水里挖出来，还要建设一个能抵御未来灾难的新大寨。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在疏松的黄土上修筑梯田，在山间挖掘灌溉水渠，自己兴建化肥厂给农田的作物施肥，并实现了农业产量的不断攀升。
1707588297
1707588298
1964年年底，毛泽东选择大寨作为典型，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并在几年内又将“学大寨”和“以粮为纲”联系到了一起。陈永贵和其他党员一样，把征服自然看作一种英雄主义的正确行为，甚至也可能怀有李森科主义的想法，相信粮食可以在任何地方生长，长满所有的冲积平原、草原、陡峭的山坡和沙滩。
1707588299
1707588300
到“文化大革命”中期，在中央的鼓励下，增加农业生产的运动发展成了一场对自然的大规模劳动密集型进攻，迅速砍伐了大片的森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政府公开认为森林是一种低效率的土地使用方式，森林要么应该被利用，要么就应该让出土地来种植粮食作物或果树等经济作物。”[36]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曲格平也认为：“片面提倡‘以粮为纲’……不论山区、林区或平原农区，一律提出‘以粮为纲’、向荒山要粮……实施这种战略的一种严重后果是大范围的毁林开荒。大面积森林被毁，加剧了水土流失。”[37]
1707588301
1707588302
其结果是，华北、西北的草原无论有没有灌溉设施，都被用于耕作，然而随着大风对土壤的侵蚀，那些开垦出的农田很快变成了沙漠。而青海省的官员则称：“在党的领导下，坚强的人们……终于征服了自然，把千年荒寂的草原变成了良田。”[38]人们甚至在一些坡度超过25度的山区，沿着斜坡砍伐森林和成排地种植庄稼，结果更加速了水土流失和环境的退化；重庆附近山区的梯田也没有能够阻挡住这种土壤流失；湖北各地又都出现了围湖造田；云南昆明附近著名的滇池湿地也被填充成了耕地，不过后来又成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39]正如刘大昌所总结的，这些政策“导致大面积的森林和草地被清理，土地被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对土地的压力，休耕期被显著缩短，游耕农业也无法继续下去了。这在云南、四川等西南省份造成了尤其严重的森林损失”[40]。
1707588303
1707588304
云南部分地区的森林损失，主要是因为当地山民原本从事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在一两年的耕种后还能留出十二到十五年的休耕期，从而生长出一片相对健康的森林；而农业集体化则引入了定居农业，把这些土地全都转变成了由集体所有和耕种的稻田。[41]
1707588305
1707588306
人们或许会想，如果毛泽东时代能够通过使用化肥来提高农业产量这一替代方法的话，可能就不必将这些森林和草原转变成农场了。不过，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些化肥（和农药）的大量应用又将对农田和附近水源造成污染。
1707588307
1707588308
3.第三次大规模采伐——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8年
1707588309
1707588310
如前所述，随着制约农民决策的农业集体化的瓦解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耕地和林地都转移到了签订承包合同的农户手中，然而与此同时，特别是在中国南部和西南省份，也发生了严重的非法砍伐森林事件。这在1980年代的前中期绝不是小事，刘大昌认为，这是“全国森林砍伐中最具灾难性的一个时期”[42]。虽然中央政府有意鼓励私营农民在退化的土地上植树造林和有节制地收获他们新种植的木材，但“林业改革的结果绝不是政策制定者当初曾计划或预期到的，在中国南方大部分村庄所发生的，不是植树和改进森林管理，而是严重的森林砍伐”[43]。“这是农民们第一次被允许建设自己的家园，于是有超过一半的农村家庭确实这样做了。从1981年到1985年，单是房屋建筑一项就消耗了1.95亿立方米的木材，这相当于中国一年的全部林木生长量。”[44]在云南，当村民们确定他们的村庄和房屋不会再被重新分配时，都纷纷去砍伐木材，建造更牢固持久的新木屋。[45]
1707588311
1707588312
4.市场驱动下的森林砍伐，1992—1998年：最后的大规模采伐？
1707588313
1707588314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扩大了国有林及其产品的市场需求，不过1980年代木制品价格的上涨并没有带来国有林市场供应的增加，其部分原因在于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从集体承包林地中非法采伐的林木。直到1992—1998年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确立之后，国有林业公司从林业部（1998年降为国家林业局）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王森等认为：“随着政府干预的减少，林业公司可以自行应对市场需求，从而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益。”[46]通过重型机械和成排的电锯，国有林业公司在四川西部、长江源头、云南西北部、秦岭和黑龙江流域大片大片地砍伐山林，将这些原始森林在市场上变成了现金。[47]
1707588315
1707588316
这一切造成的后果在1998年终于显现出来，异常的气候状况导致了中国中南部从6月一直延续到8月初的大暴雨——广东沿海和景德镇的降雨量分别达到了68英寸和50英寸，进而引发了长江沿岸的洪水。官员报告有3 656人死亡，1400万人无家可归，2500万公顷的土地被洪水淹没。[48]原本应该承担长江流域调节每年过剩水量任务的洞庭湖和鄱阳湖，都未能吸纳1998年的洪水。
1707588317
1707588318
异常的大量降雨的确是洪水的直接原因，但另一个更长期的原因，则是四川西部山区原始森林的大面积砍伐，造成强降雨没有遇到山区森林的阻挡就直接倾入了长江。为了应对洪灾及其引起的不满和长期影响，朱镕基总理宣布立即禁止四川西部的森林砍伐，随后又将这一禁令扩大到其他一些省市自治区。[49]
1707588319
1707588320
事实上，中国的原始林和次生林占所有木材储量的93%，主要位于东北、云南和川西、藏东一带，是最健康和最富于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它们均属于国家所有，分配给135个森林工业管理局负责采伐。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市场冲击下，这些国有森工企业也和大多数国有企业一样，面临着资金紧张和负债累累的局面。所以，它们并没有按照可持续采伐的规定进行小面积成片采伐并在伐块之间留出保留带，以便采伐区域重新播种和更新郁闭成林，而是沿着山脊一直进行皆伐（clear-cutting），只剩下几棵树来重新播种生长。不用说，这样的皆伐肯定会导致相关集水区的环境退化并加剧洪涝灾害。据估计，在1979年以前，约有三分之一的林地在遭遇砍伐后成为退化的山坡。郝克明估计，在1998年，135家森林工业管理局中有30家已经无树可砍了，而按照这样的速度下去，到2000年时，这一数字还会增加到90家。雪上加霜的是，本应该采取措施保护森林资源的地方官员，也在鼓励森林砍伐，以便获得最大可能的税收收入。[50]
1707588321
1707588322
种种迹象表明，1998年颁布的森林砍伐禁令是有效的，而且，它的成功还影响了其他地方的森林。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木材进口国（排在第一的是几乎所有自然资源的全球主要消费国——美国）。“在避免国内生态灾难的过程中，中国对国外造成了广泛的破坏性影响，为了弥补木材的不足，中国吞噬了缅甸、西伯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大片森林，其中很多都是非法的采伐。”[51]中国的木材大亨们——有些很可能就是以前国有企业的经理——或者直接派遣员工进入该国进行采伐，如缅甸；或者签订非法的采伐合同，特别是苏门答腊和西伯利亚，付钱给当地的政府，通过其他方式把木材运往中国[52]，从而将中国的生态阴影延伸到世界的另一地区。
1707588323
1707588324
在云南和缅甸接壤的边远地区，砍伐森林的故事似乎已经发生了逆转。尽管在1980年代集体土地回到私人手中时人们曾经大量砍伐木材修筑新房，来自政府和外部机构的压力也曾促使村民们采取更为高效的定居农业生产方式，但集体所有制的瓦解使得西双版纳的一些阿卡人——大部分是女性——开始恢复传统的游耕农业生产。这种回归传统也意味着部分山区被划定为游耕区域，村民们又会在耕种一两年之后，离开十二至十五年，以使森林得到恢复。此外，那些具有经济或宗教意义的林木也逐渐得到了重视和护理，这些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一位研究者在1990年代末曾指出：“那些曾经在不同时间——有的2年，有的5年，有的20年——以前被烧荒过的土地，现在都在不同程度地生长着新的树林。”与泰国类似的阿卡人村庄相比，中国更加多样化的土地利用方式也造就了更为丰富的物种资源。[53]这些生活在中国偏远地区的阿卡村落无疑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中国其他地区的生态正在日益趋向单一化时，这里的人们和物种即使还没能扭转，至少也已经制止了这一趋势。
1707588325
1707588326
从中国森林砍伐的长期历史来看，最近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时期的森林砍伐有一些新的变化。显然，在“文化大革命”的“以粮为纲”政策之下，耕地的大量增加只是延续了森林被开垦为农田的故事。但“大跃进”期间的大量森林砍伐，则是由后院炼钢炉和通过激发农村人民热情来快速实现工业化的（不切实际的）愿望所驱动的。20世纪80年代，摆脱了共有产权束缚的农村人民建起了数以百万计的新私人住宅，也带来了新一轮砍伐森林的热潮。其中，对中国日益减少的森林资源造成破坏程度最大的，还是砍伐森林以推广中国式农作的传统做法。
1707588327
1707588328
草原与荒漠化
1707588329
1707588330
荒漠化是指曾经有草皮或灌木等植被覆盖的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土地，由于沙丘移动或别的原因而失去植被，成为毫无生产力的土地的过程。大部分发生荒漠化的地区都曾经拥有足够的植被和/或降雨，然而正是这些条件使得人们认为可以密集使用这些土地，于是或者增加了放牧动物的数量或种类，或者对其进行开垦耕种。在汉代和18世纪中华帝国向北部和西北地区扩张的过程中，将大量先前曾经由游牧民族控制的草原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存在到今天从内蒙古向西穿过甘肃直到新疆的广大地区。荒漠化问题最严重的就是这些地区，这也是前述建设“绿色长城”的首要原因，其目的就在于制止准荒漠化生态环境继续向东南延伸，进而威胁首都北京。
1707588331
1707588332
事实上，中国的北部和西北地区也有天然的沙漠地区，在被中国地理学家称为“新疆-内蒙古干旱区”的整个地区[54]，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荒漠：覆盖砾石的戈壁和覆盖流沙的沙漠。大部分的戈壁偏西，而沙漠区则更靠东。[55]最西面是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绝大部分区域都是无法居住、毫无生气的荒漠和移动沙丘，现在人们因为石油而对这里产生了兴趣。在沙漠的边缘静卧着一线肥沃的绿洲，水源来自……山上流淌下来的河流”[56]。由此向东是横跨甘肃、陕西北部和内蒙古的戈壁滩、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和库布齐沙漠。这里的人们沿着河流生活和耕作，上千年来一直在广阔的草原上放牧着马匹和其他牲畜。但在过去六十多年不断增加的压力下，这些边际土地逐渐变成了对人类没有什么用处的沙漠。
1707588333
1707588334
这一转变的数字是惊人的。草原面积的年均损失量从1970年代的约1 560平方公里不断增长到了1990年代的2 460平方公里。到2000年时，中国超过四分之一的陆地面积都成为荒漠，而在七年前，这一比例还只是15.9%。威廉姆斯指出，“几乎所有研究都认同中国沙漠的扩张是人为原因造成的”[57]，但在不同的政治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原因，包括人口的增长，“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将草原开垦为农田，城市化，土壤的退化，清朝的政策，毛泽东时代的体制，以及最近国际市场的力量和土地的承包。威廉姆斯认为，在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倾向认为，与汉人或国际科学的观点相比，蒙古人关于环境的风俗、做法和观念是落后和不合理的。[58]
1707588335
1707588336
18世纪以来，内蒙古虽然曾经在20世纪前半期的几年里试图独立，并且在新中国拥有“自治区”的地位，但总体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广袤的草地在海拔约1 000米的内蒙古高原上起伏伸展，西北面是阿尔泰山脉，东面是兴安岭，南面是长城。三千年来，蒙古草原一直都是游牧民族的家园，前面各章所提到的很多著名民族，特别是第三章的匈奴和第四章成吉思汗统一的蒙古，都曾在这无垠的草原上放牧它们的马匹、绵羊、山羊和骆驼。
1707588337
1707588338
清朝末年，蒙古草原向汉族移民敞开了大门。在1912年，这里大约有100万汉民和人数相当的蒙古人；经过汉族移民的长期拓殖，到1990年，已经达到了1 700万汉人和300万蒙古人。在20世纪，外蒙古首先宣布独立，并在实际上成为苏联的一部分，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内蒙古则留在中国境内，并成为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争夺的对象。外蒙古势力曾企图策动内蒙古独立，但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在1949年以后迅速巩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内蒙古也在此后一直作为“自治区”而接受中央的管理。
1707588339
1707588340
因为蒙古人带着牧群不断地在草原上迁徙，所以游牧经济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并不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而是基于一个人所拥有牧群的大小。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里，内蒙古的牧群也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各种各样增加农业生产的运动集中在如何增加牧群的规模以及青草和干草的产量上。各种牲畜的总数确实从1957年的1 600万头迅速增加到了1965年的3 000万头，但根据戴维·斯尼斯（David Sneath）的研究，我们不能只根据牲畜数量的增加来理解这一增长，因为“是由于对这些牲畜的消费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才导致了其总数的迅速增加”。在集体化之前，牧民消费了大约40%的牲畜，但后来消费量下降到了25%左右。[59]
1707588341
1707588342
195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特别是“大跃进”，加速了草原的退化。除了农业耕作的尝试遭遇失败之外，“牲畜数量的增加对草原造成了压力，迫使牧民使用更多边际上的草地”[60]，最终导致草原面积减少了600万公顷（从9 300万公顷降至8700万公顷），而“退化草地”的面积则从1965年的100多万公顷急剧增加到了1989年的接近3 000万公顷。据戴维·斯尼斯的估计，“有85%的这种退化都是由于开垦农田、过度放牧和砍伐树木等破坏性行为造成的”[61]。
[
上一页 ]
[ :1.70758829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