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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森林砍伐的长期历史来看，最近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时期的森林砍伐有一些新的变化。显然，在“文化大革命”的“以粮为纲”政策之下，耕地的大量增加只是延续了森林被开垦为农田的故事。但“大跃进”期间的大量森林砍伐，则是由后院炼钢炉和通过激发农村人民热情来快速实现工业化的（不切实际的）愿望所驱动的。20世纪80年代，摆脱了共有产权束缚的农村人民建起了数以百万计的新私人住宅，也带来了新一轮砍伐森林的热潮。其中，对中国日益减少的森林资源造成破坏程度最大的，还是砍伐森林以推广中国式农作的传统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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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与荒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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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化是指曾经有草皮或灌木等植被覆盖的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土地，由于沙丘移动或别的原因而失去植被，成为毫无生产力的土地的过程。大部分发生荒漠化的地区都曾经拥有足够的植被和/或降雨，然而正是这些条件使得人们认为可以密集使用这些土地，于是或者增加了放牧动物的数量或种类，或者对其进行开垦耕种。在汉代和18世纪中华帝国向北部和西北地区扩张的过程中，将大量先前曾经由游牧民族控制的草原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存在到今天从内蒙古向西穿过甘肃直到新疆的广大地区。荒漠化问题最严重的就是这些地区，这也是前述建设“绿色长城”的首要原因，其目的就在于制止准荒漠化生态环境继续向东南延伸，进而威胁首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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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的北部和西北地区也有天然的沙漠地区，在被中国地理学家称为“新疆-内蒙古干旱区”的整个地区[54]，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荒漠：覆盖砾石的戈壁和覆盖流沙的沙漠。大部分的戈壁偏西，而沙漠区则更靠东。[55]最西面是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绝大部分区域都是无法居住、毫无生气的荒漠和移动沙丘，现在人们因为石油而对这里产生了兴趣。在沙漠的边缘静卧着一线肥沃的绿洲，水源来自……山上流淌下来的河流”[56]。由此向东是横跨甘肃、陕西北部和内蒙古的戈壁滩、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和库布齐沙漠。这里的人们沿着河流生活和耕作，上千年来一直在广阔的草原上放牧着马匹和其他牲畜。但在过去六十多年不断增加的压力下，这些边际土地逐渐变成了对人类没有什么用处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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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的数字是惊人的。草原面积的年均损失量从1970年代的约1 560平方公里不断增长到了1990年代的2 460平方公里。到2000年时，中国超过四分之一的陆地面积都成为荒漠，而在七年前，这一比例还只是15.9%。威廉姆斯指出，“几乎所有研究都认同中国沙漠的扩张是人为原因造成的”[57]，但在不同的政治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原因，包括人口的增长，“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将草原开垦为农田，城市化，土壤的退化，清朝的政策，毛泽东时代的体制，以及最近国际市场的力量和土地的承包。威廉姆斯认为，在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倾向认为，与汉人或国际科学的观点相比，蒙古人关于环境的风俗、做法和观念是落后和不合理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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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以来，内蒙古虽然曾经在20世纪前半期的几年里试图独立，并且在新中国拥有“自治区”的地位，但总体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广袤的草地在海拔约1 000米的内蒙古高原上起伏伸展，西北面是阿尔泰山脉，东面是兴安岭，南面是长城。三千年来，蒙古草原一直都是游牧民族的家园，前面各章所提到的很多著名民族，特别是第三章的匈奴和第四章成吉思汗统一的蒙古，都曾在这无垠的草原上放牧它们的马匹、绵羊、山羊和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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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蒙古草原向汉族移民敞开了大门。在1912年，这里大约有100万汉民和人数相当的蒙古人；经过汉族移民的长期拓殖，到1990年，已经达到了1 700万汉人和300万蒙古人。在20世纪，外蒙古首先宣布独立，并在实际上成为苏联的一部分，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内蒙古则留在中国境内，并成为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争夺的对象。外蒙古势力曾企图策动内蒙古独立，但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在1949年以后迅速巩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内蒙古也在此后一直作为“自治区”而接受中央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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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蒙古人带着牧群不断地在草原上迁徙，所以游牧经济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并不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而是基于一个人所拥有牧群的大小。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里，内蒙古的牧群也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各种各样增加农业生产的运动集中在如何增加牧群的规模以及青草和干草的产量上。各种牲畜的总数确实从1957年的1 600万头迅速增加到了1965年的3 000万头，但根据戴维·斯尼斯（David Sneath）的研究，我们不能只根据牲畜数量的增加来理解这一增长，因为“是由于对这些牲畜的消费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才导致了其总数的迅速增加”。在集体化之前，牧民消费了大约40%的牲畜，但后来消费量下降到了25%左右。[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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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特别是“大跃进”，加速了草原的退化。除了农业耕作的尝试遭遇失败之外，“牲畜数量的增加对草原造成了压力，迫使牧民使用更多边际上的草地”[60]，最终导致草原面积减少了600万公顷（从9 300万公顷降至8700万公顷），而“退化草地”的面积则从1965年的100多万公顷急剧增加到了1989年的接近3 000万公顷。据戴维·斯尼斯的估计，“有85%的这种退化都是由于开垦农田、过度放牧和砍伐树木等破坏性行为造成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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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内蒙古的进展相对较慢，与大部分地区的耕地和林地在1980年代就已经由私人承包经营相比，内蒙古的牧民家庭直到1990年代才分到特定面积的牧场。牧场的私人经营不仅扭转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集体所有权，同时也改变了几千年来以家族为单位的传统经营结构。其结果是，在国际市场需求和价格信号的影响下，绵羊和山羊的养殖数量大幅增加，达到了内蒙古当地政府“认为牧场已经饱和”的程度，而且维持这样的牲畜数量会造成内蒙古草原三分之一以上面积的草地退化。[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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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尼斯认为草地退化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过度放牧，也在于管理畜牧业的方式。“过去五十年来农耕的扩张已经使得一些最肥沃的土地不再用于放牧，这就增加了那些处于边际地位的草原的放牧压力。（‘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农耕尝试的失败也破坏了大量的草地……最后，传统牧民流动性的下降很可能也是草原退化的原因之一。”[63]虽然威廉姆斯指出“土地退化”概念的内涵还很模糊，但他也同意草原正在发生着退化，并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与中国政治经济相关的现代化事业的扩张，以及所谓对草原的“科学管理”和从蒙古族传统游牧生活方式向定居生活方式的转变。[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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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沙漠或毛乌素沙漠的历史。我们在前文特别是第五章曾讨论过这个地区，战国时期的赵国国君曾采取过游牧的方式并以骑兵与匈奴交战，秦始皇所建早期的长城也曾圈入一部分的游牧地区，汉朝曾派军队从西面包抄匈奴，而明代在面对是否以黄河作为北部边界这一战略决策时，最终选择了修筑穿过鄂尔多斯的长城来保护南面的农业和汉人生活方式。由此来看，“在历史上，长城以北的蒙古游牧民族长期在草原上过着骑马牧羊的生活，而长城以南的汉族农民则围绕着黄土坡地种植庄稼”[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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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统治者允许汉人到长城以北从事农耕。“起初，农民们砍去固定沙丘上的植被，在那里很薄的一层黄土上进行耕作，他们在春天播下小米的种子并任其自行生长，秋天再回来收获，但由于当地土壤非常贫瘠，产量也很稀少。到第二年春天，强劲的大风轻易地吹走了表层的泥土，曾经隐藏在下面的沙子随之裸露出来并开始随风飞扬，农民们于是只好放弃这片被侵蚀的地区并继续前行。随着这种游耕式农业的推进，荒漠化也得以迅速发展。”[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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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1911年覆灭后，蒙古人试图阻挡汉人进一步深入草原地带，并在1943年与国民党军队发生了战争。“1950年，蒙古士兵再度对抗共产党的新中国政府，经过毛乌素沙漠的最后一战，这些蒙古军队才最终被全部歼灭。”[67]于是汉族农民再度迁入，尤其是在“大跃进”时期，开垦了大片的土地。游牧生活方式在1950年代末遭到了禁止，人们用围栏把草原围了起来，不再在开放的草原上放牧牲畜。就这样，汉族人民向草原地区的不断迁入从两千年前的汉代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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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农民们获得了封闭牧场的使用权，随着国际市场对羊绒需求的暴涨，他们开始用山羊取代绵羊，并不断增加放牧的数量。随着县级政府管制的放开，羊绒价格在1980年代上涨了八倍；而当时受到管制的羊毛价格则只上涨了一倍。我们可以想象，其结果必然是山羊代替绵羊。[68]与绵羊只吃草不同，“山羊吃草时还会把灌木的根茎也带上来一起吃掉”，因而也就成为这些地区发生荒漠化的一个主要原因。[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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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开展的调查确实发现有些农民“因为山羊会破坏土地而不再饲养山羊”，中国政府也在200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鼓励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和制止进一步的荒漠化，但这些似乎并不足以阻止荒漠化的进程。2000年曾看到“毁坏的房屋”和“被移动沙丘吞没的平原”的调查者，在2006年返回这一地区时发现荒漠化仍在继续。他们采访了那些坚持生活在巴音郭楞——蒙古语的意思是“富饶的河流”——的居民，这里直到最近的1980年代还有草地、柳林和狐狸、狼等野生动物，但到2006年时，它们都已经消失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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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的力量还会通过其他方式导致荒漠化。麻黄草在干旱的沙地可以自然生长，它有着多种药用价值，由此提炼的麻黄碱可以治疗哮喘和感冒，还被制成减肥药在欧洲和北美洲市场销售。随着2000年以后国际市场需求的迅速增长，麻黄草的种植也不断增加，麻黄草种植的扩大压低了价格，也迫使那些采集天然麻黄草的人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努力，一些农民还为此而放弃了牧羊。但无论是人工种植的麻黄草还是产量日增的天然麻黄草，都加剧了植被的消耗和荒漠化的进程。[71]总体而言，朗沃斯（John Longworth）和威廉姆森（Gregory Williamson）认为，“几乎所有中国的天然牧场，目前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退化）”，“一些曾经非常茂密的大草原已经变为荒漠，剩下的那些草原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退化”[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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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中国西部的恶劣气候与地理条件限制了人类对草原环境造成的影响，然而新中国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努力，以及新兴的生产和通信技术，不仅冲击了人们的游牧生活，而且对野生动植物的生存构成了威胁。为制止这一状况的蔓延，中国设立了一些野生动植物保护区，但目前尚未取得明显的成效。中国西部“种类极其丰富多样的陆生脊椎动物”包括各种猛禽，有蹄类哺乳动物如羚羊，以及大型食肉动物如豹、狼等，都正在因经济发展的推动而濒临灭绝。[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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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在这一地区的传统游牧生活也正在消失之中[74]，“有些人承包土地并从事畜牧业，有些人种植农作物和开办奶牛场，还有一些人则开始喂养一直由汉人畜养的猪来作为长期的生意，绝大多数人都已经不再养马了”[75]。就这样，另一种基于非汉族农耕生态系统而发展起来的异于汉人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渐趋于消失，而这种游牧生活方式其实更适应当地草原与沙地相混杂的地形。[76]随着发电对煤炭的需求不断增长（详见本章后文），汉人在蒙古到处开采煤矿，也给这里带来了紧张和矛盾。这对于其他牧区人民特别是藏民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为它代表了过去两千年来汉人对其他族群及其环境影响和“改变”的令人清醒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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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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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了中国森林和草原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压力。尽管帝制时代、民国时期和共产党的新中国在执政能力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但都把森林和草原生态系统看作有待控制和利用以增强国家实力的资源。汉族人口的增长促使谷物耕种的生产方式不断向周边地区拓展，同时也将草原和热带雨林变成了可以为政府提供税收的耕地和农场。来自工业生产和日益增长的国内消费的需求，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等不及成材就砍伐了自家附近山上的所有树木，或者用来换钱，或者用作烧饭或取暖的燃料。快速的工业化、不断变化的土地产权制度以及或多或少地摆脱了束缚的市场力量，共同推动了对森林的采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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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中国的天然林已经被砍伐殆尽，草原也被铁丝网围了起来。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阻止森林砍伐、环境退化和维护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努力，最终并未能够阻挡住越来越严重的森林砍伐、环境退化以及栖息地和物种的消失。现在，曾经在这里一度繁盛的亚洲象已经退却到了中国最西南的地区，华南虎正在濒临灭绝，白鳍豚很可能已经灭绝，而目前饲养在两个动物园里的一对黄斑巨鳖很可能也是这一物种最后的孑遗。这些只是我们所知道的“明星物种”，此外还有数百个物种已经灭绝了。据生物学家估计，中国现存近40%的哺乳动物种类和70%～80%的植物物种正在遭到生存威胁。本章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在云南西北部，人们为建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区还发生了特别激烈的斗争，因为根据某些计划，要在这一地区的河流上建筑数十个水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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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统计数据参见Vaclav Smil，TheBadEarth，11。中译本见瓦格纳·斯密尔：《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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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ichardson，ForestsandForestryinChin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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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mil，China’sEnvironmentalCrisis，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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