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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开展的调查确实发现有些农民“因为山羊会破坏土地而不再饲养山羊”，中国政府也在200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鼓励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和制止进一步的荒漠化，但这些似乎并不足以阻止荒漠化的进程。2000年曾看到“毁坏的房屋”和“被移动沙丘吞没的平原”的调查者，在2006年返回这一地区时发现荒漠化仍在继续。他们采访了那些坚持生活在巴音郭楞——蒙古语的意思是“富饶的河流”——的居民，这里直到最近的1980年代还有草地、柳林和狐狸、狼等野生动物，但到2006年时，它们都已经消失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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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的力量还会通过其他方式导致荒漠化。麻黄草在干旱的沙地可以自然生长，它有着多种药用价值，由此提炼的麻黄碱可以治疗哮喘和感冒，还被制成减肥药在欧洲和北美洲市场销售。随着2000年以后国际市场需求的迅速增长，麻黄草的种植也不断增加，麻黄草种植的扩大压低了价格，也迫使那些采集天然麻黄草的人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努力，一些农民还为此而放弃了牧羊。但无论是人工种植的麻黄草还是产量日增的天然麻黄草，都加剧了植被的消耗和荒漠化的进程。[71]总体而言，朗沃斯（John Longworth）和威廉姆森（Gregory Williamson）认为，“几乎所有中国的天然牧场，目前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退化）”，“一些曾经非常茂密的大草原已经变为荒漠，剩下的那些草原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退化”[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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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中国西部的恶劣气候与地理条件限制了人类对草原环境造成的影响，然而新中国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努力，以及新兴的生产和通信技术，不仅冲击了人们的游牧生活，而且对野生动植物的生存构成了威胁。为制止这一状况的蔓延，中国设立了一些野生动植物保护区，但目前尚未取得明显的成效。中国西部“种类极其丰富多样的陆生脊椎动物”包括各种猛禽，有蹄类哺乳动物如羚羊，以及大型食肉动物如豹、狼等，都正在因经济发展的推动而濒临灭绝。[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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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在这一地区的传统游牧生活也正在消失之中[74]，“有些人承包土地并从事畜牧业，有些人种植农作物和开办奶牛场，还有一些人则开始喂养一直由汉人畜养的猪来作为长期的生意，绝大多数人都已经不再养马了”[75]。就这样，另一种基于非汉族农耕生态系统而发展起来的异于汉人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渐趋于消失，而这种游牧生活方式其实更适应当地草原与沙地相混杂的地形。[76]随着发电对煤炭的需求不断增长（详见本章后文），汉人在蒙古到处开采煤矿，也给这里带来了紧张和矛盾。这对于其他牧区人民特别是藏民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为它代表了过去两千年来汉人对其他族群及其环境影响和“改变”的令人清醒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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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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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了中国森林和草原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压力。尽管帝制时代、民国时期和共产党的新中国在执政能力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但都把森林和草原生态系统看作有待控制和利用以增强国家实力的资源。汉族人口的增长促使谷物耕种的生产方式不断向周边地区拓展，同时也将草原和热带雨林变成了可以为政府提供税收的耕地和农场。来自工业生产和日益增长的国内消费的需求，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等不及成材就砍伐了自家附近山上的所有树木，或者用来换钱，或者用作烧饭或取暖的燃料。快速的工业化、不断变化的土地产权制度以及或多或少地摆脱了束缚的市场力量，共同推动了对森林的采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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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中国的天然林已经被砍伐殆尽，草原也被铁丝网围了起来。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阻止森林砍伐、环境退化和维护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努力，最终并未能够阻挡住越来越严重的森林砍伐、环境退化以及栖息地和物种的消失。现在，曾经在这里一度繁盛的亚洲象已经退却到了中国最西南的地区，华南虎正在濒临灭绝，白鳍豚很可能已经灭绝，而目前饲养在两个动物园里的一对黄斑巨鳖很可能也是这一物种最后的孑遗。这些只是我们所知道的“明星物种”，此外还有数百个物种已经灭绝了。据生物学家估计，中国现存近40%的哺乳动物种类和70%～80%的植物物种正在遭到生存威胁。本章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在云南西北部，人们为建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区还发生了特别激烈的斗争，因为根据某些计划，要在这一地区的河流上建筑数十个水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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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统计数据参见Vaclav Smil，TheBadEarth，11。中译本见瓦格纳·斯密尔：《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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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ichardson，ForestsandForestryinChin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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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mil，China’sEnvironmentalCrisis，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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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ichardson，ForestsandForestryinChin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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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en-Ichi Abe，“Collaged Landscape：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logy of Forests in Yunnan，”in TheGoodEarth，eds.Abe and Nickum，124-135；Shaoting Yin，“Rubber Planting and Eco-Environmental/Socio-cultural Transition in Xishuangbanna，”in TheGoodEarth，eds.Abe and Nickum，13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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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橡胶树的种植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可参见Shapiro，Mao’sWaragainst Nature，16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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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Vaclav Smil，TheBadEarth，10-12.中译本见瓦格纳·斯密尔：《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第1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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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Vaclav Smil，China’sEnvironmentalCrisis：AnInquiryintotheLimitsof NationalDevelopment（Armonk，NY：M.E.Sharpe，1993），62-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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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ichard Louis Edmonds，PatternsofChina’sLostHarmony：ASurveyofthe Country’sEnvironmentalDegradationandProtection（London，UK and New York，NY：Routledge，1994），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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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James Harkness，“Recent Trends in Forestry and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China，”TheChinaQuarterly no.156（December 199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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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同上书，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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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Lester Ross，ForestryPolicyinChina（University of Michigan Ph.D.，1980),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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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Ibid.，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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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Lester Ross，ForestryPolicyinChina（University of Michigan Ph.D.，198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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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Liu Dachang，“Tenure and Management of Non-State Forests in China since 1950：A Historical Review，”EnvironmentalHistory 6（April 2001）：239-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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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Ross，ForestryPolicyinChina，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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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毛泽东的方式与苏联和斯大林有所区别，参见Stephen Brain，“The Great Stalin Pla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 15（October 2010）：67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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