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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Ibid.，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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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Ibid.，25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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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Ibid., 26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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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Ibid.，82，33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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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Richard B.Harris，WildlifeConservationinChina：PreservingtheHabitat ofChina’sWildWest（Armonk，NY：M.E.Sharpe，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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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斯尼斯认为大约有50万蒙古人仍然在内蒙古的其他地区过着游牧生活（Sneath，ChangingInnerMongoli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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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Ibid.，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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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Williams，BeyondGreatWalls，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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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三节 国家自然保护区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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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政府和环境都受制于工业化所需要的森林砍伐，一些政府官员和党的干部还是意识到有必要建立森林保护区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并通过自己的力量或影响将其付诸实施。我们尚不了解这一过程的全部情况，但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中国的自然保护区体系。最早于1956年成立的鼎湖山保护区（之前是一个佛教寺院）位于广州上游、西江沿岸的肇庆附近[1]；1980年代，保护区的数量迅速增加[2]，到2004年底，已经建立了两千多个，合计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近14%。[3]但和森林覆盖率的统计一样，这些自然保护区的状况有着很大的差异，其中一些接近于我们所认为的自然保护区，而另一些，如福建西南部的梅花山华南虎保护区[4]，虽然在尽力保护和改善森林栖息地，以维持老虎的健康种群数量，但也要帮助当地贫困的村民在这样一个退化的环境中努力维持生计，村委会和县政府有着各自的目标和压力，中央政府也只能尽可能使之达到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生物多样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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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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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自然保护区中最受国际关注的就是大熊猫了。[5]在一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艾伦娜·宋丝特讲述了大熊猫在19世纪被西方博物学家发现并于1950年代成为中国国宝这一引人入胜的故事。“1962年，中国政府正式确认了大熊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中国的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把大熊猫定为珍稀动物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设立自然保护区，专门用于保护大熊猫和18个其他特有的珍稀物种。”[6]三年以后，王朗自然保护区在四川平武县成立，该保护区以大熊猫及其栖息地而闻名，位于海拔2 800米至4 000米的山区，分布着大片几乎是大熊猫唯一食物来源的竹林。[7]而值得一提的是，大熊猫保护区始建的时间正是“文化大革命”当中“学大寨”运动的兴起之际，而后者又导致了大片竹林的砍伐。据大熊猫繁育基地的四川科学家说：“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当时是怎样砍伐竹子和树木来仿照大寨修筑梯田和尽一切可能种植粮食作物的，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失去这些资源的重要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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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已经建立了两千多个自然保护区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公园”，但很多其实并没真的这样运作。[9]郝克明曾提出他的“保护区政治经济学”，认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不断扩张的自然保护区并没有国家配套资金的支持，其中三分之一都只是“纸上的公园”而已，其他很多也没有实质上的结构、标识或边界；还有很多负责管理保护区的官员都居住在县城而不是保护区里。由于缺乏资金，林业部只好要求管理者和员工们“充分利用自然保护区的资源优势，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发展自己的产业并提高保护区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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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指令导致了恶劣的后果。生态旅游引来了对野生动植物的非法盗采、盗猎，修建于偏远地区的公路干扰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宾馆的建设也占用了保护区稀缺的资金。保护区的管理者不仅与那些伐木、采石或捕鱼者公开签订合同，开发利用保护区的资源，还允许在保护区内设立营利性的公司，诸如将湖泊和沼泽改造成为鱼虾的养殖场。那些率先采取这些经营策略的保护区官员“由于为保护区实现了正向现金流而获得了官方的表扬，进而也为他人树立了榜样”[11]。这种为保护公共资源而推行的政府政策，最终却沦为私人牟利工具的故事，和第四、五章中所讲述的那些帝制晚期的情形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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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在云南，村民们蜂拥而上砍伐那些他们之前一直维护的森林，是因为担心自己将会失去这些资源的所有权。在中国南方的其他一些地区，原来高效的宗族或社区管理制度被相对薄弱的政府管理机构取代后，导致了实际上的无人负责和对保护区资源的过度开发。当地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倚为食物来源的森林，现在也成为盗猎的目标。在动物肢体市场的强大作用下，老虎等国家保护动物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遭到了非常猖獗的盗猎。正如郝克明所指出的：“中国虽然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但在保护区并没有建立相配套的法规体系。因此，在保护区优先吸引游客进入的情况下，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除非真的抓住已经盗猎保护动物的罪犯，基本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而且，就算抓住了盗猎者，除了少数用作宣传的案件外，法院对这些罪犯的处理通常也非常宽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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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很多保护区在建立时都没有意识到生态系统对于维护这些被保护动植物的必要性，因此保护区域都设置得太小了。伐木、修路和养鱼把保护区的生态系统分割得支离破碎。只有在保护区中长期存在的森林中，各种动植物才能茁壮成长。然而大部分的情况是，“中国各保护区周边的森林正在被迅速地转变为其他用途，于是它们也日益成为四面楚歌的生态多样性孤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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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最大的自然保护区——西藏西北部的羌塘自然保护区正面临着这些压力。羌塘自然保护区1993年由中国政府批准建立，面积28.4万平方公里，基本无人居住，是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藏羚羊、盘羊和岩羊（除最后一种外均为西藏特有）这六种野生有蹄类动物的家园。乔治·夏勒（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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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ller）在1980年代研究羌塘时曾描述道：“到处都可以看到大量的藏羚羊和牦牛，有的在吃草，有的躺卧着。没有树木，没有人迹，这个安详宁静的湖泊……似乎就是这些野生动物欢乐的牧场。”即便如此，夏勒还是感觉到了变化。“羌塘自然保护区的绝大部分区域在20年前都是无人居住的，荒凉的北部至今仍然没有人烟，南部则拥有着全世界唯一一片未曾遭到破坏的草原生态系统，但超过3 000户家庭和100万头牲畜现在已经占据这一区域，有些牧民正在从帐篷搬进固定房屋并修筑着围墙。保护区内草原、野生动物以及传统游牧生活的未来，都将取决于适当的管理政策和管理办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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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中国其他自然保护区的经验来看，这可能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截至2010年，中国已建成自然保护区2 54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08个，国家级森林公园660个。除了西部偏远地区的8个自然保护区——例如夏勒在西藏调查的羌塘自然保护区以外，很多其他保护区都因为规模太小而缺乏生态发展空间，或者正面临着生态退化。此外，根据叶婷的研究，保护区的边界也并没能阻止那些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矿产的开采。甚至在云南西北部新建成的国家公园里，也已经出现了采矿活动。[15]可以说，即使在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中，仍然无法避免不同观点之间的矛盾冲突，有人认为必须开发自然来推动经济发展，有人希望保护中国现存的生物多样性，还有人认为可以通过“生态旅游”来同时实现这两方面的目标。本章后文在介绍围绕云南水电站建设的斗争时，还会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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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长城”等造林工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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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大约有2%的原始森林被保留下来，这也是本书所探讨的漫长历史过程的结果。为了解决森林砍伐和环境退化所造成的问题，中国已经开展了大量的植树造林工程。总体而言，目前的状况仍然是“树多，森林少，木材更少”。面对上千年来一直延续到新中国的森林砍伐，由国家、集体和私人组织的各种造林工程已经种植了数量巨大的树苗，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即使是这些成功种植的树木，也更像是农场而非森林，随着那些扦插的树苗取代了健康的森林和成材的树木，出材率也不断下降，有数十万英亩的树苗——无论是死是活——都被算作了森林覆盖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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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毛泽东时代的群众造林运动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一些分析者仍然寄希望于各种政府和私人的造林工程（有些也得到了世界银行资助）能够产生良好的效果。在2000年10月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之前，中国政府就曾经出台过六项国家主持的大型工程，目标是到2000年将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0%。其中最早的是1950年代开始的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旨在稳定广东等沿海省份荒芜的海岸山地。另一项长江中上游的造林工程始于1990年代中期，如前所述，1998年的大规模洪水导致了森林保护政策的显著变化。1980年代的太行山绿化工程建设——如第三章所述，为了建筑黄河堤坝，太行山区的森林早在11世纪就已经遭到了砍伐——收效甚微，“植被覆盖率很低，水土流失严重，环境正在持续恶化，农民也非常贫困”，1949年以前文献记载的严重环境退化仍然困扰着这一地区。此外，还有一项华北平原农村地区的经济林建设工程和一项通常作为城市发展规划的一部分并由城镇居民负责的植树工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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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规模最大和预计改善环境面积最广的绿化工程是三北防护林，被誉为“绿色长城”，从西部的喀什直到东部黑龙江和内蒙古交界的大兴安岭，绵延4 500公里，总覆盖面积400多万平方公里。这项工程的规划要求恢复山区的森林植被，通过灌木林保持黄土地区和沙漠的水土，为绿洲和其他乡镇人口提供薪炭材，总体上制止沙漠继续向东南方向蔓延进入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埃德蒙德在该工程开始后不久的1994年曾对这一地区的树木、灌木或草皮绿化进行了提醒，“最初的报告……虽然比较乐观”，但这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到2050年时才能判断这一工程究竟是否成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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