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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ller）在1980年代研究羌塘时曾描述道：“到处都可以看到大量的藏羚羊和牦牛，有的在吃草，有的躺卧着。没有树木，没有人迹，这个安详宁静的湖泊……似乎就是这些野生动物欢乐的牧场。”即便如此，夏勒还是感觉到了变化。“羌塘自然保护区的绝大部分区域在20年前都是无人居住的，荒凉的北部至今仍然没有人烟，南部则拥有着全世界唯一一片未曾遭到破坏的草原生态系统，但超过3 000户家庭和100万头牲畜现在已经占据这一区域，有些牧民正在从帐篷搬进固定房屋并修筑着围墙。保护区内草原、野生动物以及传统游牧生活的未来，都将取决于适当的管理政策和管理办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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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中国其他自然保护区的经验来看，这可能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截至2010年，中国已建成自然保护区2 54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08个，国家级森林公园660个。除了西部偏远地区的8个自然保护区——例如夏勒在西藏调查的羌塘自然保护区以外，很多其他保护区都因为规模太小而缺乏生态发展空间，或者正面临着生态退化。此外，根据叶婷的研究，保护区的边界也并没能阻止那些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矿产的开采。甚至在云南西北部新建成的国家公园里，也已经出现了采矿活动。[15]可以说，即使在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中，仍然无法避免不同观点之间的矛盾冲突，有人认为必须开发自然来推动经济发展，有人希望保护中国现存的生物多样性，还有人认为可以通过“生态旅游”来同时实现这两方面的目标。本章后文在介绍围绕云南水电站建设的斗争时，还会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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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长城”等造林工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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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大约有2%的原始森林被保留下来，这也是本书所探讨的漫长历史过程的结果。为了解决森林砍伐和环境退化所造成的问题，中国已经开展了大量的植树造林工程。总体而言，目前的状况仍然是“树多，森林少，木材更少”。面对上千年来一直延续到新中国的森林砍伐，由国家、集体和私人组织的各种造林工程已经种植了数量巨大的树苗，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即使是这些成功种植的树木，也更像是农场而非森林，随着那些扦插的树苗取代了健康的森林和成材的树木，出材率也不断下降，有数十万英亩的树苗——无论是死是活——都被算作了森林覆盖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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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毛泽东时代的群众造林运动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一些分析者仍然寄希望于各种政府和私人的造林工程（有些也得到了世界银行资助）能够产生良好的效果。在2000年10月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之前，中国政府就曾经出台过六项国家主持的大型工程，目标是到2000年将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0%。其中最早的是1950年代开始的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旨在稳定广东等沿海省份荒芜的海岸山地。另一项长江中上游的造林工程始于1990年代中期，如前所述，1998年的大规模洪水导致了森林保护政策的显著变化。1980年代的太行山绿化工程建设——如第三章所述，为了建筑黄河堤坝，太行山区的森林早在11世纪就已经遭到了砍伐——收效甚微，“植被覆盖率很低，水土流失严重，环境正在持续恶化，农民也非常贫困”，1949年以前文献记载的严重环境退化仍然困扰着这一地区。此外，还有一项华北平原农村地区的经济林建设工程和一项通常作为城市发展规划的一部分并由城镇居民负责的植树工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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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规模最大和预计改善环境面积最广的绿化工程是三北防护林，被誉为“绿色长城”，从西部的喀什直到东部黑龙江和内蒙古交界的大兴安岭，绵延4 500公里，总覆盖面积400多万平方公里。这项工程的规划要求恢复山区的森林植被，通过灌木林保持黄土地区和沙漠的水土，为绿洲和其他乡镇人口提供薪炭材，总体上制止沙漠继续向东南方向蔓延进入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埃德蒙德在该工程开始后不久的1994年曾对这一地区的树木、灌木或草皮绿化进行了提醒，“最初的报告……虽然比较乐观”，但这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到2050年时才能判断这一工程究竟是否成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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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更近期的评估则相对乐观一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98年的长江洪水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关注。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研究人员刘大昌认为，长江上游和黄河中上游流域的采伐禁令已经得到了执行：“森林消耗得到有效控制，森林面积和储量也得以增加。经济林的采伐在长江上游和黄河中上游地区已经基本停止。东北国有林地区的全年木材产量减少了近四成……人工种植了大约350万公顷的森林，同时由于封山育林，还有410万公顷的次生林得以自然恢复起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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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昌还提供了其他造林项目的数据，也都取得了类似的成功。[20]不过这些森林绝大部分都是人工林，虽然也能产生重要的环境效益，如控制水土流失、碳封存、调节当地气候和阻止荒漠化等，但保护生物多样性还只是在少数地区得以实现的附带效益，特别是云南，保护国际基金会已经将这里确定为世界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包含至少1 500种独有物种，并且已失去了至少70%原生植被的地区）。对农户积极植树的奖励措施所收获的也大多是经济型林木（如果树），而不是健康森林的重建。于是，国家又制定政策，规定这类林木的种植不应超过总量的20%，但这一政策是否能被实际执行还存在疑问。因此，虽然有数百万公顷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但这种新种植的人工林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还算不上是真正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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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三北防护林地区仍然持续发生的荒漠化，也令人怀疑这一工程是否能取得最终的成功。在黄土高原，世界银行向一个为干旱和水土流失地区进行绿化和改善人们生活的项目提供了部分资金，纪录片的镜头展示了已经退化和水土流失的黄土山丘戏剧性地变成了绿树环绕的小山和山谷，表明世行贷款项目取得了成功，并暗示到2050年三北防护林建成时，中国北方干旱地区的沙漠化是可以被控制的。[21]另一份报告称，中国已经种植的10万平方英里“森林”在2003年以来吸收了大气中的大量二氧化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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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批评该项目的人也有很多。一项经过同行评议的研究指出，由于包括黄土地区在内的北方非常干旱，缺乏作为造林基础的原始森林，而种植欧洲山杨、油松和刺槐等速生的外来树种会“耗尽土壤的水分，因为它们的蒸腾速率要高于那些被它们取代的本地原生植物和土壤补充水分的速度”。作者认为这种造林方法会导致“长期土壤干化和植株死亡”，并呼吁更合适的方法应该是重新种植本地原生植物以及限制放牧和农业。[23]其他的报告也证实这些新种植的树木成活率很低，地下水位也在严重下降。[24]因此，绿色长城的长期成功仍缺乏保障，它也可能会带来未曾预料到的不良生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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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消费与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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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保护区及其法律框架的建立，还有对盗猎和杀害濒危物种的禁令[25]，都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许多中国特有的动物物种都亟待保护，毋庸置疑，其中一些保护区在将来会运行得更好。1998年的洪水也让大家认识到，砍伐森林是这场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必须停止在西南和东北地区的森林采伐。而后面我们将看到的关于怒江流域水坝建设的争执，则表明中国已经没剩下多少森林来继续为人类提供生态效益和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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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野生动物的另一个威胁来自人类的消费和灯红酒绿的欢宴。由于一部分中国人已经先富了起来（套用邓小平的话），许多暴发户都想通过举办奢侈盛宴招待朋友、家人和生意伙伴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很多宴席都特别添设有珍稀奇异的野生动物菜肴以表现主人的财富和能力，包括眼镜蛇羹、穿山甲、鸵鸟、亚洲鳖、娃娃鱼、暹罗鳄、熊掌和果子狸，有的还和木材一样是从国外走私入境的，根据一份报告，在中俄边境“每天都有熊掌、熊胆（因其医用和壮阳特性而价格高昂）、林蛙、虎骨、麝香和鹿鞭被走私到中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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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野生动物消费市场的规模相当可观，根据1999年对16个中国城市市民的一份调查，有接近一半的受访者都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吃过野生动物。据报道，有相当数量的餐馆也都在经营各种野生动物制作的菜肴。有些动物的肢体在进入中国之前就已经被拆解了，例如熊掌；另一些野生动物则在被捕获后送到城市里的市场，再由餐馆老板们挑选新鲜的食材。在市场里，有很多蛇在篮子里扭动着，还有穿山甲，以及最近的果子狸。[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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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子狸原产于华南和西南地区的热带雨林，被用作菜肴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果子狸栖息地附近的村民或专业捕猎者在捉到它们后，便将其送到市场上出售，华南地区的一些供应商甚至开办了果子狸养殖场——不仅用作食物，还从果子狸身上提取麝囊，以制作包括香奈儿5号在内的香水。但2002年底，一位餐馆的食客突然生病并死于一种神秘的新型传染病——后来很快被命名为“非典”（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进而形成了全球性的恐慌，因为它从华南地区的第一个案例极其迅速地传播到了中国的2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从疑似感染地区出发，甚至仅仅是经过疑似感染地区而飞往国外的航班，在到达目的地后都要接受隔离检查。科学家怀疑并在后来证实，“非典”病毒是经由果子狸传染给人类的，于是从市场和餐馆查找、检验和杀死果子狸。随着“非典”与果子狸之间的关系被证实和公开报道，到2006年，有报告称，吃果子狸的人数下降了大约30%，但并未完全消失，这表明这些动物仍在被捕捉、饲养和出售给餐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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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另一项传染病禽流感（H5N1），则是经由野生迁徙水禽传染给家禽，然后再传染给人类的。从2004年到2009年，在中国和泰国已经发生了好几起人类感染禽流感的病例，有数以百万计的鸟类因预防疾病传播而被杀死。虽然H5N1病毒并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传染病专家担心这种病毒有可能会发生变异，并最终具有人际传播能力，进而掀起全球的大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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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和禽流感表明，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并未被全部摧毁，无论是果子狸和野生水禽，都可以在中国找到继续生存的地方。但它们也表明，位于食物链顶端的人类与中国的各种野生动物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正是通过人类的消费、市场和流行病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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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和野生动物器官的交易不仅是为了炫耀性的消费和享用，也是为了满足人们对药材的需求，这些药用物质会危及某些物种，特别是老虎、犀牛和大象。为了限制这些非法的国际贸易，中药从业者们明确表示他们的药物不需要老虎的器官或犀牛角并已经停止对它们的使用。但中国对野生动物器官的需求仍然增加，就像黑熊被活体提取胆汁一样，老虎也被养殖起来以获取身体器官，特别是用来酿酒的虎骨和制作地毯或壁挂的虎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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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宣布在国际贩卖濒危动植物（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为非法行为，但将它们像牛和猪那样进行养殖却并未被视为非法，虽然这种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变化。在中国有数以千计的老虎被养殖和杀死，以满足对老虎身体器官的需求。这种“合法”的老虎养殖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它推动了人们在其他地方猎杀野生虎并将其器官走私到中国的行为，因为野生虎在这里的市场价格高于人工养殖的老虎。野生虎在中国境内已经基本绝迹，因而也不会被这种器官市场所威胁，但这种市场却确实威胁到了印度的野生虎。随着中国消费者所拥有财富的不断增长，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对野生动物的非法需求使得老虎器官的价格飞涨，令看好这一市场的富有投资者们获利更丰，从而加速了濒危物种特别是老虎的灭绝进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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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最重要的森林保护区大多是南方的佛教寺院，北方地区的森林到宋代就已经遭到严重的砍伐，唐代修建的佛教寺院实际正是当地砍伐森林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南方的寺院虽然始建于7世纪，但都位于深山之中，其中的好几个寺院还将它们数千公顷的森林一直保护到了20世纪。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寺院和它们的森林一直没有遭受过冲击，在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的军队就因为“偶像崇拜”而袭击并烧毁了广州附近的佛教寺院；“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部分寺院也都被关闭了，随着寺院的废弃，它们的森林也遭到了砍伐或烧毁。一个有趣的例外是广东北部的南华寺，这里是唐代早期禅宗六祖惠能大师弘法的道场，由于某些原因，周恩来总理通过自己的地位和威望亲自干预并保护了南华寺及其土地。南华寺和其他通过各种办法保留下来的森林，也为中国的植物学家重建原始森林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和树种的宝库。参见Marks，Tiger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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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arkness，“Recent Trends in Forestry and Biodiversity in China，”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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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ature Reserves，”http：//english.gov.cn/2006-02/08/content_1825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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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hris Coggins，TheTigerandthePangolin：Nature，Culture，andConservationinChina（Honolulu，H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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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特别参见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的两本著作，TheGreatPandasof Wolong（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and TheLastPanda（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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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Eleana Songster，PandaNation：Nature，Science，andNationalismin 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ch.1，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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