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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限制的国际框架公约是1999年的《京都议定书》，但效果有限，部分原因在于美国退出了这项公约，中国也因为是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工业化国而获得了豁免。而碳排放仍在继续增加，一些人认为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维持目前气候状况所要控制的水平，这些担忧导致了2009年12月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哥本哈根会议并没能在193个与会国之间形成书面公约或其他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许多观察者都认为通过国际努力控制温室气体已经宣告失败。[20]但在2010年墨西哥的坎昆全球气候峰会之后，大部分国家和观察者相信，国际合作已经重新建立起来，并有可能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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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5年时，这似乎已经实现了，主要因为中美两国努力达成了一项温室气体减排的协议。这项由中美两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奥巴马共同签署的协议于2014年11月12日宣布。其中，美国同意到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较2005年整体下降26%～28%，中国同意将在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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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协议本身非常重要，但就短期而言，它的主要意义在于，为2015 年12月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国际协定铺平了道路。《巴黎协定》得到了全世界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签署，其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尽快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峰值。协定要求每个缔约国都制定本国的气候行动计划，并从2020年开始，每五年对这些计划进行一次全面盘点并重新设定进一步的目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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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中美两国2014年达成的协议为《巴黎协定》铺平了道路。一些观察人士将《巴黎协定》称为应对全球变暖危险的“转折点”[23]，部分原因就是中美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达成了这项双边协议。这两个国家出于各自的原因，过去都曾经反对过对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承诺。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阻碍了对全球变暖采取行动；而中国则认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会不公平地阻碍其工业发展，因为早在中国之前，欧洲和美国就已经在其工业化过程中自由地向大气中排放了近二百年的温室气体。所以中国认为，那些首先造成排放问题的国家应该先约束自己的行为，并允许中国继续发展，直到赶上西方国家之后再开始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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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过去两个世纪工业时代之前的行为也对长期环境史和全球变暖产生了影响。气候学者威廉·拉迪曼认为，早在数千年前，稻作农业的发展就开始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甲烷，这可能阻止了全球气候转向另一次冰期。[24]拉迪曼关于“早期人类活动”的观点受到了其他气候科学家的批评，但仍不失为一个待验证的假说。此外，中国长期的森林砍伐过程也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一位历史学者认为，19世纪的中国和美国在森林砍伐过程中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比工业化早期阶段还要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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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现在中国、美国和欧盟加起来已经占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半以上（可能一百五十年前也是如此），他们各自关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和实施情况，对于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都非常重要。中国对全球变暖威胁的态度似乎也非常认真，并已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来实现其目标，包括规划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很多观察人士都认为，这是降低碳排放总量的有效工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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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三五”规划中，环境问题的中心地位体现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承诺和行动。根据斯科特·肯尼迪和克里斯托弗·约翰逊的分析，“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量化目标也许就是那些与环境和资源相关的部分。它们不仅占了所有目标的将近一半，而且每一个都是强制性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确信将会有大量的行政资源投入，以保障这些目标的实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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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正在积极地替换作为发电主要来源的煤炭，煤炭占总发电量的比例已从1989年的75%下降到了2012年的66%和2015年的63%。这并不意味着燃煤绝对吨数的下降，而是其他发电来源在近年来有所增加的结果。中国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促使这些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持续增长。核电站数量和容量也同样如此，中国计划到2030年将其增加两倍以上。[28]尽管如此，水力发电的发电量几乎超出核电的六倍，而且中国仍计划在2030年前增加更多的水电站。[29]中国所有这些能源计划的目标是在不迟于2030年达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此后中国对全球变暖的贡献将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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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冰川和荒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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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关注全球变暖的原因之一在于，这一问题可能会对西藏的冰川产生影响，这不仅是长江，还是另外三条东南亚和印度都高度依赖的重要河流——湄公河、萨尔温江和雅鲁藏布江的源头，其中雅鲁藏布江的下游还与恒河汇流。正如历史学者利·费贡（Lee Feigon）所指出的：“这些河流的汇聚意味着，西藏山区的径流不断地向外漫溢，灌溉着全世界最肥沃、人口最密集地区之一的植被和农业，也滋养了全世界一半的人口。西藏地区即使是轻微的生态变动，也可能会对大量人口产生重要的影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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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处青藏高原，首府拉萨的海拔更超过了11 000英尺，拥有典型的高海拔生态系统。整个西藏地区都被群山环抱，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远超29 000英尺，是全世界最高的山峰。在这样的高度，一年只有50天的无霜生长期，所以农业发展非常有限，进而也限制了人口的规模，在今天的西藏，只有200多万人口。西藏在18世纪时被纳入清帝国的直接控制，经过20世纪初的短暂分裂，在1950年重新融入了新中国的版图。今天的西藏面积和西欧（狭义）相当，但在被纳入中央管辖之前还要更大，部分地区在后来划归了周边的一些省份。西藏中部和南部地区主要从事农业，而其他地区的藏民则大多是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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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是除地球两极以外地势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这里的冰川是世界上最大的冰沉积物。不过根据中国冰川学家姚檀栋的研究，全球气候变暖已经使中国的冰川面积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减少了7%，而且在未来二十五年内，冰川融化的速度还会更快，“过去三十年的青藏高原冰川退缩幅度相当于之前二百年（的总和）”。他预测，到2100年中国的冰川将减少45%以上，由于超过20亿的亚洲人都依赖发源于这些冰川的河流，青藏高原的变化可能会“最终导致无法估量的危机”[31]。迅速融化的冰川给新疆的一些绿洲带来了更多的水，让草原和湖泊至少在当下得以恢复生机，但与此同时，另一些（青海湖周边的）河流的数目却正在减少。[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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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蒙古和本章前述其他地区的草原一样，西藏也正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土地退化。中国政府认为这主要是牧民们过度放牧造成的（参见第六章），为此，国家已经采取相关措施，鼓励牧民们放弃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迁入城市，或者至少在固定住所定居下来。政府还在一些牧场修筑了围栏，以避免牧群破坏更为脆弱的草场地带。无论牧场是在农田之上的山坡上还是在城市市场附近，大量的山羊、牦牛和绵羊都会使“稀薄的冰积土……更容易受侵蚀……随着缺乏营养的杂草侵入营养丰富的牧草草场，牧场的质量也会下降”[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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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经济改革以来，市场力量和城市主要是拉萨市人口的增长，对能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而这也给青藏高原的环境带来了变化。不幸的是，这种需求主要是通过当地的生物资源来满足的，包括森林中的木材和从草地中挖出来的泥炭。由于缺乏煤炭或其他化石燃料，要获取能源的唯一其他选择就是建设水电站，但有很多的反对意见。在牧区，“对灌木的过度采伐和人口的增长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收集动物粪便作为燃料，使之无法再像过去那样‘良性循环’，用作草地的肥料”[34]。土地利用的改变，土壤的退化，再加上供水的减少，使得一些人担心青藏高原的大片地区可能会遭遇荒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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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蒙古和低海拔草原地区不同，科学家认为西藏荒漠化的原因是全球变暖带来的气温上升和降雨模式的变化。过去哺育草原的连绵小雨现在变成了短暂的倾盆大雨，草地开始干燥起来。气温的上升也已经使永久冻土层开始融化，以往停留在土壤表面的融雪和降雨曾经给草地提供着湿润的生长环境，现在则向土壤深层渗透，降低了草地的水位。缓慢推进的沙漠和以前没有见到过的沙尘暴现在开始横扫青藏高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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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并不完全都是草原，在高原东部和南部的斜坡上还有一些中国最大的森林保护区。西藏东部康巴地区的森林在1950年代并入四川省之后，也被纳入了中国林业部门的管辖之下。据利·费贡的研究，“1990年代初，西藏东南部地区还保留着中国最大的一片林区，（到1996年）对这些森林的皆伐已经砍掉了其中的一半。唯一可以庆幸的是，西藏的伐木工人仍在使用手锯和绞车，而不是电锯和重型吊车，也没有用重型推土机深翻这片土地”[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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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生态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汉人响应中央政府经济发展政策而向高原地区的移民。汉人早已知道了西藏地区的生态系统很容易被破坏的脆弱状况，发明了持续几个世纪的耕作和放牧方式的藏民也深知这一点。[37]早在18世纪初，2 000名被派来平乱御寇的满族士兵就已经造成了当地资源的供应紧张和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因此，西藏自195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科学研究的对象，不断有科考队被派往这里研究地理、气候和生物情况。19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主办了一场关于西藏的国际科学会议，并出版了两卷本的会议论文集，通过研究海拔高度对中国人身体的影响，以及各种动植物能够健康生长的最高位置等问题，为汉人在西藏的拓展提供了科学的基础。正如中科院副院长在欢迎辞中所说的，中国对西藏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找到探索和利用西藏自然资源的科学基础”[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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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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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1980年以来的高速工业化已经使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也改变了土地利用的形式，包括为适应城市扩张而对农田进行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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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工业化刚启动时，城市人口的比例约为18%。到2003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0%；2015年时略高于50%；预计到2030年将升至60%。尽管其他一些国家的城市化程度比中国更高，但中国已经——而且将继续——拥有最大规模的城市居民，因为到2015年时，中国已经拥有了近14亿的庞大人口，所以中国的城市居民也从1980年的大约3亿增长到了2015年的7亿左右，比美国的总人口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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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发展一直受到高速工业化的驱动。工作机会总是因工业发展而增加，而工业企业又总是位于城市中。中国现有城市的规模已经有了急剧的扩大，以承载工业企业和工人所需的住房和服务，而容纳数百万工人及其家人的新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39]中国的农业已经相当高产，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但工业化和城市化则加剧了这些压力，一些农业用地正在被转化为工业用地或其他城市用地。由于自古以来中国90%的人口和耕地都集中在东部三分之一的地区，大部分耕地流失也发生在这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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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对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工业废弃物排放污染了土壤和淡水，特别是被排放到废水中或堆积在工厂附近垃圾场里的重金属、农药和多氯联苯，其有毒物质会被风吹散或渗透到地下水中。除了温室气体（最典型的是二氧化碳）外，二氧化硫也被排放到大气中并导致酸雨和淡水资源与土壤的酸化。城市固体垃圾每年以9%的速度不断增长，其中只有约五分之一能够在美国和欧洲被称为“卫生垃圾处理设施”中处理，五分之四的垃圾则被简单地堆放在工业用地和市政用地的“垃圾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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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也影响土地利用模式，因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使饮食习惯和食品偏好发生了变化。在1978年毛泽东时代刚结束时，中国人每天平均消耗大约2 250卡路里，大部分来源于谷物和蔬菜。到2002年，人均卡路里摄入量增加到每天2 950，其中增加最多的就是肉类消费。[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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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消费的肉类都来自猪。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和1978年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开始，中国的猪肉生产大幅增加。自1979年以来，猪肉已迅速超过牛肉，成为全世界消费量最大的肉类。这一全球趋势的变化主要是由中国的猪肉行业造成的。2015年，全球一半的生猪、猪肉生产和消费都在中国。[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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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猪本身也经历了改变，从中国驯养了几千年的一种动物，变成了更适宜在工厂化养猪场生产肉类的经过基因改良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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