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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人类能够也确实已经适应了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有时候，气候变化的发生会伴随着人们的迁徙，在公元前300年到1300年这漫长的一千多年中，有数以百万计的汉人为躲避游牧民族的入侵而逃往南方。这些难民适应了新的环境，袭用了当地土著的农业技艺，并在其政权的支持下将这些技艺广泛传播开来。特别是在那些气候变化较为缓慢的时期，中国人还会通过选择性地培育那些能够更好适应气候变化的新动植物来让自己适应变化的气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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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和气候变化是中国环境史上的行动者，但人类也并不只是在简单被动地做出反应。正如威廉·拉迪曼所指出的，更为复杂的是，中国的森林砍伐和水稻种植都可能在六千到八千年前就开始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而这又阻止了可能的气温下降，并为末次冰期以来所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更温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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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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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水利的理想也吸引人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从大约两千五百年以前黄河最早修筑的水坝，到大运河及其对中国中部和北部地区水文状况所造成的改变，再到过去六十余年来中国在除一条以外所有主要河流上修建的8万多个水坝，中国一直在根据各种“治水”的思想而进行着努力。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矛盾的是，几乎所有的治水努力结果都成为某种权宜之计，伴随着这些举措，又会出现新的、更大的挑战。一些历史学家将这些举措归结为长时段的“水利周期”，并发现它们往往与王朝的兴衰循环相对应。他们的解释是，新王朝有能力动员必要的资源来解决水利问题，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洪水或干旱引发的问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维护这些系统所需要的资金、时间和人力状况不可避免地会趋于恶化，于是又出现了新的洪水和干旱，并进而加剧了王朝的衰落。[3]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和周期有可能与这种洪水和干旱的水利周期发生重合，但这种“自然”灾害的影响肯定是通过人为的制度因素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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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砍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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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可能存在的水利周期相比，持续长达四千年的森林砍伐则更为严重。不断将森林转变为农田的活动或许出现过一些间断，但在这一进程的背后有着巨大的推动力。在寻求更多资源以用于对外战争的进取型政府和人数不断增加的汉族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连锁的反馈机制，促使着中国人不断向边疆地区推进，直到18世纪时达到了帝国疆域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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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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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中的很多内容都涉及汉人与新的、陌生的环境、地理和族群之间的邂逅，这些相遇是复杂而且并非单向的。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汉族人民为了适应新环境而采取的各种办法，以及他们从当地人民那里学到的各种生存技巧，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所能看到关于这些交往的记录大多是由汉人书写和留存下来的。不过，这些相遇的总体结果还是很清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面积谷物种植在中国政府行政和军事的支持下，遍布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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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8世纪中华帝国的疆域面积达到顶点时，它不仅幅员辽阔，而且极为富于生物多样性。从北部、西部的草原和东北的密林，到热带的海南岛和云南生态状况各异的山区，在中华帝国的治下，拥有了几乎可以称得上空前绝后的大量资源。这种多样性也赋予帝国以力量和适应能力，使统治者可以最大限度地汲取和利用这些资源。不过，中国的不断拓殖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并没有保护和维持这些丰富的生态系统，而是把它们变得越来越单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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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单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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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四千年来中国环境史最重要的趋势，就是自然生态系统被简单化成了一种特定形式的农业生态系统。中国的人口或许在世界上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但中国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则从至少两千五百年以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就表现为一种对特定形式的不断自我复制。曾经被数以百计不同生态系统中的动植物摄取并用以维系大量物种生存的太阳能，越来越被那些由人类种植和收获的农作物所独享。自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同时也伴随着人类文化和政治多样性的减少。除了西南地区的阿卡人（参见第七章）这个可能的例外，这种互动造成的单一化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特别是内蒙古原来的牧民以及云南西南、西藏和新疆的各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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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已经看到的，从森林或草场到农田的这些土地利用方式上的变化，的确对环境变迁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包括因栖息地被清除而导致的大量物种灭绝或局部灭绝，以及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但自然进程本身并不会因为自然环境单一化为物种很少的农业生态系统而发生改变，而只会因为人类的目的而被削弱和利用。除了那些已经成为沙漠而几乎没有剩下任何营养成分的土地之外，只要人类活动所造成的退化进程停止或逆转，大部分的农业用地仍然具有足够的恢复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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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这一问题在世界范围的情况和相关的案例，可参见B.L.Turner II and William B.Meyer，ChangesinLandUseandLandCover：AGlobalPerspective（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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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过去五十年中，对热带雨林的迅速砍伐很可能在速度和规模上都超过了中国的森林采伐，参见Michael Williams，DeforestingtheEarth：FromPrehistoryto GlobalCrisis（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特别是第13章；之所以说“很可能”，是因为威廉姆斯并没有将20世纪中国的数据统计在内，因此很难在两者之间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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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ierre-Etienne Will，“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Hydraulic Structure：The Example of Hubei Province in Late Imperial Times，”in TheScopeof StatePowerinChina，ed.Stuart Schram（New York，NY：St.Martin’s Press，1985），295-347;中译本见魏丕信
:《水利基础设施管理中的国家干预——以中华帝国晚期的湖北省为例》，载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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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二节 局部消失、种群灭绝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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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四千年里，汉人和其他族群的活动都改变了他们的地貌，这导致我们知道的一些物种灭绝了，另一些物种也被迫从它们原来的栖息地迁徙到远离人类的更偏僻的地方。这种局部地区种群消失和灭绝的情况大部分是由动植物栖息地被转变为农田而导致的。目前来看，中国史料中记载最早的因人类活动导致种群灭绝的动物是那些古老的野生原牛和野生水牛（详见第二章）；咸水鳄在唐代从福建的湿地消失（第四章）；老虎和大象在宋代的华北地区灭绝（第四章），到1900年时已经全部迁徙进入深山（第五、六章），而这些还只是我们所熟知的“明星物种”。随着森林、湿地和草原被改造成农田，中国的土地上究竟消失了多少种动植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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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局部地区种群的消失和灭绝很可能发生在人类活动加剧从而给当地环境和资源带来压力的时期。与商朝建立相伴随的城市建设和农田开垦，就是其中的一次。战国时期再度出现的类似情况，促使人们开始关注资源的短缺问题并形成了政府对他们的环境应该怎样做和不该怎样做的政治话语。受到佛教思想影响的唐代环境观察者们，则表达了他们对各种动物处境和命运的关切。到了晚清时期，在担忧资源耗竭的同时，至少有一位官员已经提到了物种灭绝的问题（详见第六章）。当然，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工业高速发展和资源开采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也激发了新一轮对环境问题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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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源可得性的大量担忧已经让位于人们赶在种群灭绝之前为濒危动植物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努力。中国西南和西部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带来了希望。但是，地方官员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以及当地居民对改善生计的需求，又导致了生态旅游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穿梭于保护区之中观赏动物，将这些保护区物化成为某种新奇的或被捕获和变了性的“自然”。福建梅花山自然保护区的老虎生活在铁丝电网的双重围栏之中，云南南部野象谷的数百头大象虽然在充分的保护之下得以繁衍，但也要忍受一些从泰国输入的类似马戏团的管理行为。[1]云南和西藏的这些明星物种之所以如此珍贵，正是因为中国四千年的环境史已经把它们变得稀有和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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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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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悖论就在于，虽然环境的退化是长期而且明显的，但中国的农作制度又确实具有非凡的可持续性。两千年前清理出来的耕地到现在仍然可以耕种，一千多年前排干的沼泽、湿地和圩田在今天还在生产稻米。在历史上，中国农民通过定期而大量地把从城市人家和公共厕所中收集来的粪肥循环到耕地中的办法来补充营养物质、维持生产力和土壤的肥力，但到19世纪以后特别是20世纪，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一循环系统正在缓慢地流失越来越多的营养物质。到1950年时，中国几乎所有的耕地都缺乏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大部分营养物质。如果不是化肥的加入延长了中国农田的生命，这种能量平衡的状态将无法一直维持下去。即使如此，我仍然担心中国长期以来的环境退化，再加上过去三十年来工业和化肥对土壤、水和空气造成的污染，很可能会导致中国自然环境日益失去从人类造成的损害中得以恢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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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上，很少发生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重大的变革。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主导这个新时代的政府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贯彻自己的政策，追求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工业化。因此，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为1949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有着非凡的意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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