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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号召下，新的共产党政府开展了一次彻底的社会革命，将政治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并开始了迅速的工业化。但就中国环境史而言，1949年本身可能并不意味着大规模或者立即发生的变化。一些环境史学家已经提出，划分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时期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使用“能量体制”概念，即一个社会开发和使用能量的主要方式。[3]在本书所涉及的几乎全部时间里，中国人主要是从生物质那里获取能量：燃烧木柴用以取暖，锻造金属工具，煮水以纺织或制盐，种植作物以供应粮食。通过一系列自然过程，植物储存了太阳能并最终为人类所用，中国人也成为这些生物质储存能量非常高效的使用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能量的储存量逐渐减少并变得供不应求，于是华北地区在11世纪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煤炭，到19世纪时，森林砍伐又进一步加剧了其他地区燃料的短缺。风力和水力也都曾被用作船舶和机械的动力来源，但和生物质一样，它们也受限于太阳能每天和每年的周期变动。大部分的工作是由人力完成的，此外，公元前1200年时增加了马匹的使用，公元1000年前后又使用了水牛耕犁稻田。在这种旧的生态体制下，主要的动力还是人力和畜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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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最初并没有改变这些状况，中国共产党人在城市工业化方面的努力或许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旧生态体制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只能像过去几千年来一样，通过开发森林储备来增加能量的来源。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受到缺乏现代肥料的约束，直到197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取得突破之后才实现了化肥生产技术的引进。和共产党人开始的其他现代工业一样，化肥生产也依赖于主要通过燃煤供应的电力；但和其他产业不同的是，化肥打破了旧生态体制限制工业化高速发展计划的天花板。这些变化恰巧与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转变同时发生，大部分研究者都把这一社会转变看作1980年以后中国工业迅速发展的原因（当然，对此的态度有褒有贬），但如果没有化肥提高了农业产量，邓小平的致富口号也很可能会像毛泽东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一样遭遇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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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生态恢复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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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化肥提高农业产量只是人类试图解除环境对自己活动的约束然而最终却导致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新生态问题的一个例子。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黄河筑坝，造成了河床的不断抬升并给华北平原带来了很多水利问题；京杭大运河，沟通了自然水系，但却加剧了原有的生态压力并带来了土壤盐碱化等新的问题；砍伐森林、开垦农田，导致了山区的土壤流失，并最终加剧了旧生态体制下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还有开垦草原以种植更多的作物和拓殖中华帝国新的边疆地区，以及南方河流沿岸和三角洲地区的圩田等。上述每一项人类行为都产生了各自的生态后果，也通过各种不同的动因推动着中国历史走向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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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类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也会因土地敏感性和弹性的不同，以及土地管理措施的差异而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堤坝维修、运河疏浚、耕地施肥和稻田养护等一系列管理办法，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减轻了灾难性的环境后果，而这些工作的开展程度则取决于维护那些因人类而改变的生态系统所需要消耗的能量。物理学的熵定律也适用于生态系统，即如果没有等量或更多的能量补充来维持“秩序”，系统就会趋于紊乱。在自然系统中，太阳能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运转，而为了保持人类建立的社会、经济和农业生态系统，人类自身必须为此提供额外的能量补充，否则系统就会趋于恶化。因此，在几千年来中国持续发展和扩大的过程中，必须增加越来越多的投入，才能保护这一系统不受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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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历史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技术锁定”，指的是走出一个特定的技术系统所需要消耗的成本要大于继续向该系统投资的费用。这是对中国历史长期连续性的一种解释，因为技术是人类与自然互动和改造自然的基本手段，伊懋可还进一步指出，这种技术锁定最终总会碰到各种形式的环境或物理约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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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新能源体制，以及中国近年来创纪录的工业化步伐打破了这些约束条件，并由此构成了中国环境史的新篇章。中国古代环境史的影响主要是本地或区域性的——除了那些传染性疾病和消费者对食物的需求，而在今天，虽然主要和直接感受到工业污染和土地利用变化冲击的还是中国人民，但中国的举措已经产生了全球性的环境影响，中国日渐累积的环境危机也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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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大象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可参见Michael J.Hathaway，Environmental Winds：MakingtheGlobalinSouthwest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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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live Ponting，TheTwentiethCentury（New York，NY：Henry Holt，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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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dmund Burke III，“The Big Story：Human History，Energy Regimes，and the Environment，”in TheEnvironmentandWorldHistory，eds.Edmund Burke III and Kenneth Pomeranz（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9）；I.G.Simmons，GlobalEnvironmentalHistory（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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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Vaclav Smil，EnergyinWorldHistory（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4），esp.c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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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ark Elvin，“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nsustainable Growth：China’s Environment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Present，”EastAsianHistory 6（199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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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三节 中国环境变迁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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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生态学家所指出的，环境变化的驱动因素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类。直接驱动因素包括进化、气候变迁和火山活动等自然进程，以及由自然或人类原因引起的其他进程，如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变化、物种引进或清除、技术变革、肥料的使用（和滥用）和其他农业实践。间接驱动因素则包括人类活动和制度、机构因素如社会经济结构与进程、政府行为、技术、文化实践、信仰和人口发展进程等。[1]此外，这些驱动因素自身也在发展变化，而不是一成不变或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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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直接和间接的驱动因素正在日益相互交织地引起广泛的环境变化。例如，地球的气候原本主要是与地球形成和演变相关的复杂自然力量以及地球系统与太阳能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近年来，人类的工业化活动以及向新的化石燃料能源体制转变所释放出的大量温室气体，也已经成为驱动气候变化的一个新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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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类似的是，人类的活动也已经导致了本地、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环境变化。具体而言，本书所提到的中国历史上驱动环境变迁的几种因素包括：新石器时代向农业社会的过渡、中国农业体系和政府权力发展之间有趣的互动关系、市场与商业、技术变革、文化信仰与实践、人口变动。在从全球史视角对中国环境史进行总结之前，让我们先对这些驱动因素做一个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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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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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家庭和其他社会群体确立和行使土地使用权的方式与人类和自然交流并改变自然生态系统的方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就中国环境史而言，可以据此分为两大类，一类将特定地块（无论大小）的使用权赋予具体的人，另一类则并不认为有必要或者应该拥有固定的土地。从最宽泛的视角来看，前一类方式代表了汉人与土地的关系以及由此发展出的私有财产观念和制度[2]，而后一类方式则对应于本书所提到的很多其他民族，有的（特别是草原游牧）民族按照年度进行周期性的迁徙，而另一些在山区和森林采取刀耕火种方式进行游耕的民族则有着更长的迁徙周期，往往会每隔二三十年才回到原来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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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华帝国的不断扩张并将其法律和文化规范推广到了幅员之内的所有地区，同时也用汉人关于土地及其最高效使用方式的观念取代了土著族群原有的思想。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从三千五百年前的商朝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内曾经的牧民身上。受到影响的这些人民，不只是社会、经济和环境发生了变化，连他们对自身的文化认知也因此而发生了改变。在这里，环境与身份的认知交织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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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人的理解和实践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新石器时代，由于黄土的特殊性，在黄土和森林交错区耕种的农人可以年复一年地耕作很多年，因此他们必须捍卫自己对于土地的排他性所有权。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的气候变化虽然促使人民迁往更宜居的地区，但农业剩余的出现和对剩余的保护最终催生了统治阶层和商王朝，商朝的王室也确立了拥有土地和役使奴隶为其劳动的权利。随后的周朝采取了封建制度，委派贵族以周王的名义开拓华北平原的其他地区，这些土地的合法权益并不属于开垦者和耕作者，而是属于诸侯和贵族。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在不断削弱周王室权威的同时，也催生了军事、社会和法律制度的革新，其中，秦国确立了私有财产的原则和农户拥有土地——当然，也要向政府缴纳税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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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从农民家庭收税这一制度安排成为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内容和特性。虽然有时也会有一些豪强富室积累大量的土地并迫使农户成为自己的农奴或准农奴，就像汉朝后期和明朝末年那样；但隋朝通过根据家庭规模和田地肥力对农民家庭重新分配土地的均田制度，有效地消除了大地主，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了唐代，直到8世纪中叶的安史之乱削弱了政府的能力。在宋朝，富户强族再度兴起并积累和控制大量的土地；但明朝初年又重新确立了小农户对土地的所有权，虽然这也没能阻止后来大地产者的土地积聚和大量小农家庭再度失去自由。到18世纪中期，清政府通过保障所有农户均拥有人身自由和财产、迁徙权利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前三十年里消除了土地的私有制，但1980年代以后又确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对其赋予了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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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帝制时期和近代的历史，对小农家庭农业的压力可能会导致土地所有权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和小农失去人身自由，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从事农业的基本经济单位仍然是家庭农户。正如第一章所述，这有一个潜在的生态原因。无论是华北平原的旱作农业还是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的水稻种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粮食生产中对土地的密集使用。因此，管理土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农户——而不是贵族、地主或政府官员——直接负责制定最关键的种植决策。由此引起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用于放牧牛马的草场被限制到最小规模，而粮食作物所摄取的能量也支撑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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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业的生产方式也是早期帝国政府决策的产物。如第三章所述，战国时期虽然战乱频仍，但城市、商业、商人财富和商人文化也在迅速发展，并完全有可能把中国导向另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但秦汉时期的统治者更希望把土地税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础，而不是去解决征收商业税可能遇到的那些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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