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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可能存在的水利周期相比，持续长达四千年的森林砍伐则更为严重。不断将森林转变为农田的活动或许出现过一些间断，但在这一进程的背后有着巨大的推动力。在寻求更多资源以用于对外战争的进取型政府和人数不断增加的汉族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连锁的反馈机制，促使着中国人不断向边疆地区推进，直到18世纪时达到了帝国疆域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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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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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中的很多内容都涉及汉人与新的、陌生的环境、地理和族群之间的邂逅，这些相遇是复杂而且并非单向的。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汉族人民为了适应新环境而采取的各种办法，以及他们从当地人民那里学到的各种生存技巧，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所能看到关于这些交往的记录大多是由汉人书写和留存下来的。不过，这些相遇的总体结果还是很清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面积谷物种植在中国政府行政和军事的支持下，遍布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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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8世纪中华帝国的疆域面积达到顶点时，它不仅幅员辽阔，而且极为富于生物多样性。从北部、西部的草原和东北的密林，到热带的海南岛和云南生态状况各异的山区，在中华帝国的治下，拥有了几乎可以称得上空前绝后的大量资源。这种多样性也赋予帝国以力量和适应能力，使统治者可以最大限度地汲取和利用这些资源。不过，中国的不断拓殖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并没有保护和维持这些丰富的生态系统，而是把它们变得越来越单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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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单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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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四千年来中国环境史最重要的趋势，就是自然生态系统被简单化成了一种特定形式的农业生态系统。中国的人口或许在世界上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但中国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则从至少两千五百年以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就表现为一种对特定形式的不断自我复制。曾经被数以百计不同生态系统中的动植物摄取并用以维系大量物种生存的太阳能，越来越被那些由人类种植和收获的农作物所独享。自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同时也伴随着人类文化和政治多样性的减少。除了西南地区的阿卡人（参见第七章）这个可能的例外，这种互动造成的单一化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特别是内蒙古原来的牧民以及云南西南、西藏和新疆的各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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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已经看到的，从森林或草场到农田的这些土地利用方式上的变化，的确对环境变迁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包括因栖息地被清除而导致的大量物种灭绝或局部灭绝，以及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但自然进程本身并不会因为自然环境单一化为物种很少的农业生态系统而发生改变，而只会因为人类的目的而被削弱和利用。除了那些已经成为沙漠而几乎没有剩下任何营养成分的土地之外，只要人类活动所造成的退化进程停止或逆转，大部分的农业用地仍然具有足够的恢复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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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这一问题在世界范围的情况和相关的案例，可参见B.L.Turner II and William B.Meyer，ChangesinLandUseandLandCover：AGlobalPerspective（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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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过去五十年中，对热带雨林的迅速砍伐很可能在速度和规模上都超过了中国的森林采伐，参见Michael Williams，DeforestingtheEarth：FromPrehistoryto GlobalCrisis（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特别是第13章；之所以说“很可能”，是因为威廉姆斯并没有将20世纪中国的数据统计在内，因此很难在两者之间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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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ierre-Etienne Will，“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Hydraulic Structure：The Example of Hubei Province in Late Imperial Times，”in TheScopeof StatePowerinChina，ed.Stuart Schram（New York，NY：St.Martin’s Press，1985），295-347;中译本见魏丕信
:《水利基础设施管理中的国家干预——以中华帝国晚期的湖北省为例》，载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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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二节 局部消失、种群灭绝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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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四千年里，汉人和其他族群的活动都改变了他们的地貌，这导致我们知道的一些物种灭绝了，另一些物种也被迫从它们原来的栖息地迁徙到远离人类的更偏僻的地方。这种局部地区种群消失和灭绝的情况大部分是由动植物栖息地被转变为农田而导致的。目前来看，中国史料中记载最早的因人类活动导致种群灭绝的动物是那些古老的野生原牛和野生水牛（详见第二章）；咸水鳄在唐代从福建的湿地消失（第四章）；老虎和大象在宋代的华北地区灭绝（第四章），到1900年时已经全部迁徙进入深山（第五、六章），而这些还只是我们所熟知的“明星物种”。随着森林、湿地和草原被改造成农田，中国的土地上究竟消失了多少种动植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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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局部地区种群的消失和灭绝很可能发生在人类活动加剧从而给当地环境和资源带来压力的时期。与商朝建立相伴随的城市建设和农田开垦，就是其中的一次。战国时期再度出现的类似情况，促使人们开始关注资源的短缺问题并形成了政府对他们的环境应该怎样做和不该怎样做的政治话语。受到佛教思想影响的唐代环境观察者们，则表达了他们对各种动物处境和命运的关切。到了晚清时期，在担忧资源耗竭的同时，至少有一位官员已经提到了物种灭绝的问题（详见第六章）。当然，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工业高速发展和资源开采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也激发了新一轮对环境问题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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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源可得性的大量担忧已经让位于人们赶在种群灭绝之前为濒危动植物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努力。中国西南和西部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带来了希望。但是，地方官员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以及当地居民对改善生计的需求，又导致了生态旅游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穿梭于保护区之中观赏动物，将这些保护区物化成为某种新奇的或被捕获和变了性的“自然”。福建梅花山自然保护区的老虎生活在铁丝电网的双重围栏之中，云南南部野象谷的数百头大象虽然在充分的保护之下得以繁衍，但也要忍受一些从泰国输入的类似马戏团的管理行为。[1]云南和西藏的这些明星物种之所以如此珍贵，正是因为中国四千年的环境史已经把它们变得稀有和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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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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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悖论就在于，虽然环境的退化是长期而且明显的，但中国的农作制度又确实具有非凡的可持续性。两千年前清理出来的耕地到现在仍然可以耕种，一千多年前排干的沼泽、湿地和圩田在今天还在生产稻米。在历史上，中国农民通过定期而大量地把从城市人家和公共厕所中收集来的粪肥循环到耕地中的办法来补充营养物质、维持生产力和土壤的肥力，但到19世纪以后特别是20世纪，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一循环系统正在缓慢地流失越来越多的营养物质。到1950年时，中国几乎所有的耕地都缺乏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大部分营养物质。如果不是化肥的加入延长了中国农田的生命，这种能量平衡的状态将无法一直维持下去。即使如此，我仍然担心中国长期以来的环境退化，再加上过去三十年来工业和化肥对土壤、水和空气造成的污染，很可能会导致中国自然环境日益失去从人类造成的损害中得以恢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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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上，很少发生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重大的变革。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主导这个新时代的政府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贯彻自己的政策，追求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工业化。因此，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为1949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有着非凡的意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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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号召下，新的共产党政府开展了一次彻底的社会革命，将政治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并开始了迅速的工业化。但就中国环境史而言，1949年本身可能并不意味着大规模或者立即发生的变化。一些环境史学家已经提出，划分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时期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使用“能量体制”概念，即一个社会开发和使用能量的主要方式。[3]在本书所涉及的几乎全部时间里，中国人主要是从生物质那里获取能量：燃烧木柴用以取暖，锻造金属工具，煮水以纺织或制盐，种植作物以供应粮食。通过一系列自然过程，植物储存了太阳能并最终为人类所用，中国人也成为这些生物质储存能量非常高效的使用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能量的储存量逐渐减少并变得供不应求，于是华北地区在11世纪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煤炭，到19世纪时，森林砍伐又进一步加剧了其他地区燃料的短缺。风力和水力也都曾被用作船舶和机械的动力来源，但和生物质一样，它们也受限于太阳能每天和每年的周期变动。大部分的工作是由人力完成的，此外，公元前1200年时增加了马匹的使用，公元1000年前后又使用了水牛耕犁稻田。在这种旧的生态体制下，主要的动力还是人力和畜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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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最初并没有改变这些状况，中国共产党人在城市工业化方面的努力或许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旧生态体制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只能像过去几千年来一样，通过开发森林储备来增加能量的来源。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受到缺乏现代肥料的约束，直到197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取得突破之后才实现了化肥生产技术的引进。和共产党人开始的其他现代工业一样，化肥生产也依赖于主要通过燃煤供应的电力；但和其他产业不同的是，化肥打破了旧生态体制限制工业化高速发展计划的天花板。这些变化恰巧与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转变同时发生，大部分研究者都把这一社会转变看作1980年以后中国工业迅速发展的原因（当然，对此的态度有褒有贬），但如果没有化肥提高了农业产量，邓小平的致富口号也很可能会像毛泽东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一样遭遇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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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生态恢复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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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化肥提高农业产量只是人类试图解除环境对自己活动的约束然而最终却导致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新生态问题的一个例子。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黄河筑坝，造成了河床的不断抬升并给华北平原带来了很多水利问题；京杭大运河，沟通了自然水系，但却加剧了原有的生态压力并带来了土壤盐碱化等新的问题；砍伐森林、开垦农田，导致了山区的土壤流失，并最终加剧了旧生态体制下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还有开垦草原以种植更多的作物和拓殖中华帝国新的边疆地区，以及南方河流沿岸和三角洲地区的圩田等。上述每一项人类行为都产生了各自的生态后果，也通过各种不同的动因推动着中国历史走向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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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类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也会因土地敏感性和弹性的不同，以及土地管理措施的差异而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堤坝维修、运河疏浚、耕地施肥和稻田养护等一系列管理办法，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减轻了灾难性的环境后果，而这些工作的开展程度则取决于维护那些因人类而改变的生态系统所需要消耗的能量。物理学的熵定律也适用于生态系统，即如果没有等量或更多的能量补充来维持“秩序”，系统就会趋于紊乱。在自然系统中，太阳能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运转，而为了保持人类建立的社会、经济和农业生态系统，人类自身必须为此提供额外的能量补充，否则系统就会趋于恶化。因此，在几千年来中国持续发展和扩大的过程中，必须增加越来越多的投入，才能保护这一系统不受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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