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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历史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技术锁定”，指的是走出一个特定的技术系统所需要消耗的成本要大于继续向该系统投资的费用。这是对中国历史长期连续性的一种解释，因为技术是人类与自然互动和改造自然的基本手段，伊懋可还进一步指出，这种技术锁定最终总会碰到各种形式的环境或物理约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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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新能源体制，以及中国近年来创纪录的工业化步伐打破了这些约束条件，并由此构成了中国环境史的新篇章。中国古代环境史的影响主要是本地或区域性的——除了那些传染性疾病和消费者对食物的需求，而在今天，虽然主要和直接感受到工业污染和土地利用变化冲击的还是中国人民，但中国的举措已经产生了全球性的环境影响，中国日渐累积的环境危机也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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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大象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可参见Michael J.Hathaway，Environmental Winds：MakingtheGlobalinSouthwest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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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live Ponting，TheTwentiethCentury（New York，NY：Henry Holt，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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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dmund Burke III，“The Big Story：Human History，Energy Regimes，and the Environment，”in TheEnvironmentandWorldHistory，eds.Edmund Burke III and Kenneth Pomeranz（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9）；I.G.Simmons，GlobalEnvironmentalHistory（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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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Vaclav Smil，EnergyinWorldHistory（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4），esp.c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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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ark Elvin，“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nsustainable Growth：China’s Environment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Present，”EastAsianHistory 6（199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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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三节 中国环境变迁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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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生态学家所指出的，环境变化的驱动因素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类。直接驱动因素包括进化、气候变迁和火山活动等自然进程，以及由自然或人类原因引起的其他进程，如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变化、物种引进或清除、技术变革、肥料的使用（和滥用）和其他农业实践。间接驱动因素则包括人类活动和制度、机构因素如社会经济结构与进程、政府行为、技术、文化实践、信仰和人口发展进程等。[1]此外，这些驱动因素自身也在发展变化，而不是一成不变或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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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直接和间接的驱动因素正在日益相互交织地引起广泛的环境变化。例如，地球的气候原本主要是与地球形成和演变相关的复杂自然力量以及地球系统与太阳能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近年来，人类的工业化活动以及向新的化石燃料能源体制转变所释放出的大量温室气体，也已经成为驱动气候变化的一个新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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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类似的是，人类的活动也已经导致了本地、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环境变化。具体而言，本书所提到的中国历史上驱动环境变迁的几种因素包括：新石器时代向农业社会的过渡、中国农业体系和政府权力发展之间有趣的互动关系、市场与商业、技术变革、文化信仰与实践、人口变动。在从全球史视角对中国环境史进行总结之前，让我们先对这些驱动因素做一个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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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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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家庭和其他社会群体确立和行使土地使用权的方式与人类和自然交流并改变自然生态系统的方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就中国环境史而言，可以据此分为两大类，一类将特定地块（无论大小）的使用权赋予具体的人，另一类则并不认为有必要或者应该拥有固定的土地。从最宽泛的视角来看，前一类方式代表了汉人与土地的关系以及由此发展出的私有财产观念和制度[2]，而后一类方式则对应于本书所提到的很多其他民族，有的（特别是草原游牧）民族按照年度进行周期性的迁徙，而另一些在山区和森林采取刀耕火种方式进行游耕的民族则有着更长的迁徙周期，往往会每隔二三十年才回到原来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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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华帝国的不断扩张并将其法律和文化规范推广到了幅员之内的所有地区，同时也用汉人关于土地及其最高效使用方式的观念取代了土著族群原有的思想。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从三千五百年前的商朝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内曾经的牧民身上。受到影响的这些人民，不只是社会、经济和环境发生了变化，连他们对自身的文化认知也因此而发生了改变。在这里，环境与身份的认知交织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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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人的理解和实践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新石器时代，由于黄土的特殊性，在黄土和森林交错区耕种的农人可以年复一年地耕作很多年，因此他们必须捍卫自己对于土地的排他性所有权。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的气候变化虽然促使人民迁往更宜居的地区，但农业剩余的出现和对剩余的保护最终催生了统治阶层和商王朝，商朝的王室也确立了拥有土地和役使奴隶为其劳动的权利。随后的周朝采取了封建制度，委派贵族以周王的名义开拓华北平原的其他地区，这些土地的合法权益并不属于开垦者和耕作者，而是属于诸侯和贵族。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在不断削弱周王室权威的同时，也催生了军事、社会和法律制度的革新，其中，秦国确立了私有财产的原则和农户拥有土地——当然，也要向政府缴纳税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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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从农民家庭收税这一制度安排成为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内容和特性。虽然有时也会有一些豪强富室积累大量的土地并迫使农户成为自己的农奴或准农奴，就像汉朝后期和明朝末年那样；但隋朝通过根据家庭规模和田地肥力对农民家庭重新分配土地的均田制度，有效地消除了大地主，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了唐代，直到8世纪中叶的安史之乱削弱了政府的能力。在宋朝，富户强族再度兴起并积累和控制大量的土地；但明朝初年又重新确立了小农户对土地的所有权，虽然这也没能阻止后来大地产者的土地积聚和大量小农家庭再度失去自由。到18世纪中期，清政府通过保障所有农户均拥有人身自由和财产、迁徙权利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前三十年里消除了土地的私有制，但1980年代以后又确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对其赋予了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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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帝制时期和近代的历史，对小农家庭农业的压力可能会导致土地所有权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和小农失去人身自由，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从事农业的基本经济单位仍然是家庭农户。正如第一章所述，这有一个潜在的生态原因。无论是华北平原的旱作农业还是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的水稻种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粮食生产中对土地的密集使用。因此，管理土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农户——而不是贵族、地主或政府官员——直接负责制定最关键的种植决策。由此引起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用于放牧牛马的草场被限制到最小规模，而粮食作物所摄取的能量也支撑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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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业的生产方式也是早期帝国政府决策的产物。如第三章所述，战国时期虽然战乱频仍，但城市、商业、商人财富和商人文化也在迅速发展，并完全有可能把中国导向另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但秦汉时期的统治者更希望把土地税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础，而不是去解决征收商业税可能遇到的那些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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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家庭农业对国家财政良性运转的重要意义。汉朝统治者还发现家庭农业是拓殖新征服地区并改变其环境的极佳工具，于是最早使用屯田政策，把西北地区的环境从草原转变成了耕地。此后的每个王朝几乎都沿用了这一政策来巩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唐代在岭南，宋代在四川，明代在西南地区，清代在台湾岛和海南岛都是如此。很显然，中国政府非常明白，家庭农业生产方式可以把异族的人民和环境转变为自己更熟悉的形式，从而有助于提高政府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能力。此外，农民家庭不仅自行决定种植的作物，还会控制家庭规模和结构，而这正是影响中国人口规模和密度（下面要讨论的另一个环境变迁驱动因素）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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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殖和耕种新的土地需要单个农民家庭所无法调配的大量资源，因此，中国政府会向这些移民提供种子、工具和耕畜，往往还会蠲免数年的税收。不过，通过农民来开垦新耕地的并不仅仅是朝廷，在唐宋时期，拥有众多资本和劳动力的富室豪族也在长江流域建造了大面积的堤围，为水稻农业提供了灌溉基础设施，从而将大片的沼泽湿地变成了稻田。此外，还有佛教寺院，在大量土地和金钱捐赠的支持下，也将很多森林开垦成了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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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中国政府战略需要和农业体系的组合对环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描绘的老虎的分布范围，它清楚地表明，（野生）虎在中国境内甚至包括詹姆斯·斯科特称为Zomia的西南地区和东南亚接壤的大片山区都已经灭绝了。老虎分布边界线两侧的环境基本是一样的，所以中国境内不再有老虎栖息的原因只有一个——政府保护和支持下的人类活动，改变了老虎的栖息地（主要是开垦农田）；而边界线另一边的人则采取了和汉人不同的另一种可以与老虎共存的生活方式（虽然需要小心和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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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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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稳定的农业社会更受古代中国人偏爱，但市场和私人产权也一直在中国的经济和环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李安敦认为，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已经是市场经济了，而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发生在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削弱了唐朝政府之后。虽然李安敦关于汉朝的评论可能是正确的，但汉王朝的崩溃和4世纪初游牧民族的入侵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断裂；隋朝和唐初，政府对财产和市场的控制再次得到了强化，直到唐朝统治者失去掌控两者的能力之后，中国历史才走上了一条日益依靠私人财产权利而不是国家控制的道路，同时，也越来越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分配商品、服务和开发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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