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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6世纪时，中国已经完全成为市场和商品社会。[3]在玉米、马铃薯、烟草和番茄等美洲作物的引入，以及市场对木材和纸张需求的拉动下，大量移民进入中国中部和南部的丘陵和山区，对那里的森林和林产品造成了大规模的冲击（详见第五章）。有趣的是，那里出现了比荷兰更早的期货和股份交易市场，从而对世界史叙述中一直以来认为欧洲是这些金融工具唯一产生地点的论点提出了质疑。在18、19世纪，市场网络也引起了西南地区瘟疫的传播，并导致了东部沿海渔业资源的枯竭。1980年代中国重新融入世界市场之后，对中国商品的全球性需求在推动中国高速工业化的同时，也加剧了中国土地、空气和水资源的污染。市场经济加速了中国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利用，在过去两千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市场一直是驱动中国环境变迁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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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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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技术是用于人类不同目的的工具或手段，那么环境史学家感兴趣的则是那些用于人类与自然或自然进程之间相互作用的技术。有控制地使用火进行烧荒就是一项曾被无数中国人使用过的重要技术，推动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游耕农业的发展。火对于烧饭、取暖和矿冶也都必不可少，尤其是促进了四千年前青铜铸造技术在中国好几个地区的独立发展[4]，这又促使锄头、犁和斧头等的制作材料从木材和锋利的石块转向了青铜和铁，从而丰富了农业的生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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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控制在中国人发展定居农业进而大面积改造环境的过程中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秦汉时期的道路体系最早将中国广阔的疆域（或多或少地）纳入到了一个整体当中，虽然维护这一道路体系所需要的人力和资源很可能超越了此后历朝政府的意愿或能力。7世纪隋朝开通的大运河，进一步沟通了华北平原和长江流域，使得整个帝国内部实现了更加频繁的经济联系和交流，也将资源的开发从中国核心地区推向了更遥远的北部和东部地区。此后，中华帝国历朝政府的很多治国方略都与维护大运河有关。直到19世纪中期，长期的生态退化、大规模社会和政治动乱以及外国蒸汽轮船进入的共同作用，才导致了大运河重要性的消失和政府维护管理的废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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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20世纪的数千年中，与农业种植和水路航道相关的技术驱动了许多环境方面的变迁；而在20世纪中期以后，高速的工业化和化石燃料的使用又催生了一整套极其强有力的新技术，并在过去六十余年里驱动了一系列新的环境变化。而这两种环境变迁的技术模式，又都受限于特定的文化观念和实践，以及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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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念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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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几个因素相比，评估文化观念和思想对环境变迁的影响程度要更难一些。一方面，历史是通过一系列人类的决策而创造出来的，而这些决策总是人们所持观念的产物；但另一方面，“文化”又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它可以包括一切，而又没有任何确指。就中国环境史而言，我们已经探讨了早期中国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想（第三章），唐代人造自然的思想（第四章），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观念（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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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观念总是人们在遭遇环境困难时产生的一种反思。在早期中国，对森林和湿地的开发和滥用催生了很多限制人类对植物和动物影响的思想观念，但却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更密集利用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向。在唐宋时期，佛教和儒教对于动物的命运和福祉的忧虑也没有能够制止对森林的砍伐。而近年来中国又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路线图的思想，以应对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工业污染所造成的巨大有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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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念和实践确实在中国环境史中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人征服自然、使之服从于人类需要的理想；另一个则是在历史上曾无数次发生的，将汉人的思想和制度应用于其他拥有不同环境文化和思想的人们的做法，其中文献资料记载最多的就是贯穿中国环境发展史的汉人与草原游牧民族的交往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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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规模与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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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国人口的规模、分布和增长速度也是驱动环境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元前1200年前后，商代人口的最高值约为四五百万；到公元元年时，中国人口增长到了将近6 000万；1200年前后，达到约1.2亿；1950年接近6亿；现在是14亿。隐含在这些数字中的实际人口增长率可能会稍低一些，因为部分的人口增长是由其他不同民族并入中华帝国而带来的，人口的规模也会出现周期性的下降，因此中国的人口增长历程看上去应该更像是有多次起伏的波浪式推进而非单一的直线上升。几次主要的人口下降发生在4世纪早期帝国崩溃、14世纪蒙古征服和17世纪危机时期。在公元前5世纪到早期帝国建立这一时期，人口显著增加，社会和技术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革新；在10—13世纪，中国的人口中心逐渐向南推移，同时伴随着水稻农业的技术改良和推广；17世纪晚期以后美洲作物的广泛种植，以及1949年中国共产党胜利之后社会重新恢复和平，也都带来了人口的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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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这一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国家需要获取和改造大量的资源来为人民所用。在中国特色的定居农业和高效的国家机器共同作用下，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非常成功地保持了人口的增长，同时也改变了环境。中国政府对于创造“税收明晰”的人口税基的重视，以及文化上对大家庭的推崇，造成了华北、西北和东部地区很高的人口密度，并迫使这些低地地区的农民迁往新的地区，进一步推动了拓殖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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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不应把中国人口规模孤立起来看作环境变迁的单一驱动因素。而且，人口学者对18世纪以来中国人口规模和增长情况的研究也表明，过去那种认为中国人口增长缺乏抑制的观点是错误的，至少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中国家庭已经采用了各种手段来对家庭规模进行控制和管理。[5]和绝大多数其他地区的家庭一样，中国家庭也会根据总体社会和经济状况以及食物供应特别是食品价格来进行生育计划。因此，中国的人口增长实际体现了中国人有能力提供足够的食物供应以支撑现有人口的更替水平乃至未来人口的发展。正是这些因素在历史上的组合和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单一的人口增长，驱动着中国的环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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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总结可参见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EcosystemsandHuman Wellbeing，Synthesis（Washington，DC：Island Press，2005），vii。中译本见《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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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一本早前出版的有些古怪然而在这种关系上又颇具洞见的著作，Leon E.Stover，TheCulturalEcologyofChineseCivilization：PeasantsandElitesinthe LastofAgrarianStates（New York，NY：Mentor Books，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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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imothy Brook，TheConfusionsofPleasure：CommerceandCultureinMing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中译本见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方骏、王秀丽、罗天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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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火的历史，可参见StephenJ.Pyne的多部著作，特别是World Fire：The CultureofFireonEarth（Seattle，WA：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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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ames Z.Lee and Wang Feng，One Quarter of Humanity：MalthusianMythologiesandChineseRealities，1700-2000（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中译本见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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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四节 世界史视角下的中国环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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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所探讨的这数千年里，中国始终是世界的一部分，其历史也构成了世界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后半句话的意思是，中国可以被看作世界上众多彼此相似的独立实体之一，因此也可以与其他文明实体进行比较；而前半句话的意思则是指，中国和其他文明共处于同一个世界，共同创造了世界史。要把中国环境史置于世界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我们需要同时借助于这两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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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环境史在世界史中即使不是独一无二的，也在许多方面都有着与众不同之处。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没有这样悠久、连续而且由同一种语言文字记录的历史。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连续性，本书的构思和写作也无从谈起。从第二章所述四千年前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直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某种状态掌控着东亚这一地区。虽然具体的形式会因时而异，但毫无疑问的是，这里始终保持着中国历史的独特风格。而且，用J.R.麦克尼尔的话说：“在比较的视角下，中国政府……在生态上的角色也显得不凡。帝制中国的政府（以及现代政府）喜欢干预社会……主动地寻求开发资源和治理自然，以便使确实而可征税的财富最大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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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拥有如此丰富而广袤的生态系统，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将自己的水利系统重新整合成一个如此庞大的内河航运体系，进而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促进对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没有任何其他地区能够像中国这样让土壤连续几千年仍然保持着生产力，也没有任何其他人民曾经拥有过如此漫长的传染病历史经验[2]，不仅适应了这些病菌（当然，病菌也在发生变异），也将其带到了世界其他地区。从中国悠久历史中看到的这些证据沉重而又令人印象深刻，它们揭示了地球上人类的发展以及我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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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其历史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只是世界历史趋势的一部分，而常常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推动力。[3]由密集的谷物种植方式和强大而外向型的政府所构成的独特组合，不仅产生了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更多的人口，而且发展了旧生态体制下的丝织、瓷器和茶叶等产业，把中国经济乃至环境与世界其他地区广泛地联系了起来。一些历史学者绘制出了罗马和汉代全盛时期以及13世纪时这些国际密切联系的地图[4]；近年来，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历史学家也已经指出，在约1400—1800年间造就了历史学家所说的“早期近代世界”的世界经济、社会和文化振兴过程中，中国具有中心的地位。[5]中国对白银、檀香、毛皮、海参和其他物品的需求对从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到欧洲和美洲的广大地区都产生了生态方面的影响。或者我们也可以换句话说，中国在地球上的环境足迹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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