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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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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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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重启的中国现代化事业,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及至世界历史的进程。改革开放36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从整体上进入梦寐以求的“小康”阶段,国家也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的主要经济和政治大国。然而,国人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甜蜜果实的同时,也品尝着环境恶化带来的苦涩后果。我们的现代化成就,特别是高速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但我们为现代化付出的沉重代价也日益不堪重负。严重的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沙漠化、资源枯竭、生态失衡,已经直接影响人们的健康生活。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最严重的挑战之一,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冲突事件也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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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进程中出现某种程度的环境恶化,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按理来说,发展中国家应当认真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它们环境恶化的前车之鉴。近代中国的许多先贤们,之所以摒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应当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我们这些后继者们忘记了先贤们当年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批判,重蹈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覆辙。其实,环境问题虽然跟宏观政治经济体制不无关系,但直接相关的却是国家的决策体制和治理体制。换言之,如果决策体制和治理体制不当,社会主义条件下照样会有穷山恶水;反之,如果决策体制和治理体制适当,资本主义条件下也会有青山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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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冉博士的这本《中国地方环境政治》,就是一部专门分析当代中国环境决策体制和治理体制的著作。她把论述的重点放在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着重剖析了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制度方面的执行偏差。换言之,冉冉博士试图回答这样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中央政府极其重视环境保护,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规,持续增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中共中央还把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道正式列为国家需要长期推进的四大文明之一,把环境保护与计划生育一道列为基本国策,对各级领导干部实行了最为严厉的“一票否决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何生态环境依然在长时期中持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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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众多的环境治理研究者都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在我看来,冉冉博士的这本著作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偏差。她从五个方面来分析这种“政策执行偏差”,即决策模式、权力结构、激励机制、公众参与和全球化进程。从相当程度上说,她的分析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这可能得益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她引入了政策执行研究的方法,力图避免“集权—分权”方法的偏差,从而使环境问题的研究更加具体化和过程化;二是她的研究有田野调查的基础。尽管本书更多的是宏观的政策分析,但就我所知,冉冉博士早些年曾经做过许多生态治理方面的实地调研,这使她对中国的生态环境具有一种一般学者难得拥有的“现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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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作为一名年轻学者,能够推出这样一本“术有专攻”的学术著作,是一件特别值得称道的事情。这本书无论对于从事环境研究的学者来说,还是对于制定环境政策的官员来说,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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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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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日于京郊方圆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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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第一章 导论:当代中国的环境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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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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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主要包括水、空气、土壤、生物和矿产资源这些人类生活周围的物质要素。环境的污染通常被解释为由于人类直接或间接地向环境排放超过其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等。生态主义者批评“人类中心主义”是环境污染的道德根源。按照“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来看,自然环境应该是为人而存在并服务的,因为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是目的”,应该作为一切价值判断的主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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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然环境不能以人类的方式“说话”或者反抗,但当人类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造自然环境,“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时候,环境污染本身通常会跨越自然和物种的边界而开始影响人的生存和生活。根据世界银行和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的联合研究报告,中国每年有超过70万人因为环境污染而失去生命,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代价,至少占年均GDP的8%—15%,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因环境问题而造成的健康损失。[2]通过研究1981—2000年的污染数据和1991—2000年的健康数据,清华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机构的学者发现,由于燃煤等造成的空气污染,淮河以北的居民人均寿命会少5.5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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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不断“崛起”的话语讨论中,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成就背后所承担的环境代价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2010年底,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中国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早在2008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污染的国家之一。在2012年的“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排名中,中国在132个国家中排名116位,远远低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按照环保部公布的《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的数据,在198个城市4929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优良—良好—较好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42.7%,较差—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7.3%;按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评价,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比例仅为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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