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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泰斯特先生促膝夜谈》和十卷《杂论》将成为瓦莱里的不朽著作，这当然不无可能。他的诗歌——也许——不如他的散文那样永世长存。就是在《海滨墓园》——他杰出的诗作——中，在想象的段落和直观的段落之间也没有有机的联系，只有一种轮转。这首诗有很多西班牙文版本。据我所知，所有版本中最好的是一九三一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问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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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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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篇及以下两篇初刊于1937年1月22日《家庭》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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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威廉·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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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有两种作家：一种作家主要关心的是言语的过程；另一种作家主要关心的是人的激情和工作。对前者，人们常常给他们扣上“拜占庭式”的黑帽子，推崇他们是“纯艺术家”。后者要幸运得多，他们受到诸如“深刻”、“有人情味”、“很深的人情味”，以及其他毁誉参半的“真棒”。前者如斯温伯恩或者马拉美，后者如塞利纳[1]或者西奥多·德莱塞，还有一些则是例外，同时具有两者的优点和快意。雨果指出莎士比亚包含着贡戈拉，我们可以看到也包含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大小说家中，约瑟夫·康拉德也许是最后一位对小说手段和人物命运与性格都感兴趣的作家。这里说的“最后一位”是指在福克纳闪亮登场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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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喜欢通过其人物来展开小说。这种方法绝不是什么独创——罗伯特·勃朗宁的《环与书》（一八六八年）曾通过十个人的口和十个人的灵魂十次详述同一桩罪案——但是福克纳却能赋予它几乎难以承受的力量。福克纳的这本书中有着无穷的分解和无穷的黑色淫欲。密西西比州就是大剧场，主人公是那些被妒忌心、酗酒、孤独和仇恨瓦解了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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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沙龙，押沙龙！》可以与《喧哗与骚动》媲美。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更受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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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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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éline（1894—1961），法国小说家，以自传体小说《长夜行》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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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迈克尔·英尼斯[1]《校长宿舍谋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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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坡堪作典范的三篇故事中最好的一篇描述的是巴黎的警察，他们全力以赴追查一封被窃的信件，用尽了一切调查手段：钻头、罗盘和显微镜，却毫无结果。而坐着不动的奥古斯特·杜宾抽了几锅烟斗，考虑了一下问题的方方面面，然后走访曾经逃过警察检查的房子，进去后立即找到了那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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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奥古斯特·杜宾获得了成功，但是他的效仿者还是不如讲究方法却毫无效率的警察多。每出一个善于思考推理的“侦探”——埃勒里·奎因或者布朗神父——就有十个收集火柴和辨认脚印的庸人。毒理学、弹道学、秘密外交、人体测量学、制锁术、地形学以及犯罪学已经糟蹋了侦探小说的纯洁。在《校长宿舍谋杀案》中，迈克尔·英尼斯把侦探小说写成一种心理分析小说。正如你所看到的，这种做法使他更加接近爱伦·坡而不是细致入微、喋喋不休的柯南·道尔，使他更加接近威尔基·科林斯而不是爱伦·坡（我讲的是经典作家。在当代作家中，我宁愿把他跟安东尼·伯克莱联系起来。后者在其小说《第二枪》的序言中所表达的思想几乎跟迈克尔·英尼斯通过某个主人公之口说出的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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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这本书有两个优点：一个是作者有关人物性格的研究，要比范达因小说中常常写到的对于多层大楼平面图的研究迷人得多。另一个是，“心理学家”迈克尔·英尼斯没有陷入心理分析的夸夸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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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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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chael Innes，英国评论家和侦探小说家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ewart, 1906—1994）的笔名。《校长宿舍谋杀案》在美国出版时，改名为《七个嫌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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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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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其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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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乌纳穆诺的所有作品中，位居其首的要数《生命的悲剧意识》，其主题是关于人的不朽性，更确切地说，是人类想象中的模糊的不朽性，以及这种思考带给我们的恐惧和希望。世上很少有人能逃避这个主题。西班牙人和南美人都肯定或者稍稍否定这种不朽性，但从来不想讨论或者想象这个问题（由此可以得出一点，他们对此并不相信）。有人则认为他的最高创作当属《堂吉诃德和桑丘的生平》。我绝对不同意这种看法。我喜欢塞万提斯的讽刺意味、小心谨慎和一致性，它们胜过乌纳穆诺悲怆的放纵。再一次用热情洋溢的笔调谈论堂吉诃德，也没有为这个故事增色；用了这么多冒险的装饰来描写堂吉诃德，在情感类型上几乎可以跟古斯塔夫·多雷[2]所作的插图相比拟，也没有为这个故事增色，甚至反而造成了某种损失。乌纳穆诺的作品和激情确实吸引我，但我还是认为他插手堂吉诃德是一个错误，是不合时代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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