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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哈佛大学教了多年的形而上学后，现定居英国。英国（据他说）是极佳的享受体面的幸福和享受成为自己本身的宁静乐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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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亚纳的作品很多。包括：《三位哲理诗人：卢克莱修、但丁与歌德》（一九一〇年）、《学说的风向》（一九一三年）、《英伦独语》（一九二二年）、《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一九二三年）、《净界的对话》（一九二五年）、《柏拉图主义和精神生活》（一九二七年）、《本质的世界》（一九二八年）和《物质的世界》（一九三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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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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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篇及下篇初刊于1937年5月14日《家庭》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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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切斯特顿《庞德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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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伦·坡的一篇难忘的小说里，那位固执的巴黎警长坚持要搜到一封信，他徒劳地用尽了一切仔细侦查的手段：钻子、放大镜、显微镜。与此同时，不爱动的奥古斯特·杜宾在迪诺街的事务所里抽烟、思考。过了两天，问题想清楚了，他去了那栋曾戏弄过警察的房子。进门不一会儿就找到了那封信……此事发生在一八五五年。在此以后，无数人曾重蹈那位不知疲倦的巴黎警长的覆辙，却很少有人去学爱动脑筋的奥古斯特·杜宾的样。有一个推理“侦探”——有一个埃勒里·奎因、布朗神父，或者扎列斯基亲王——就有十个纸灰破译者和脚印调查者。就是福尔摩斯——我敢斗胆和吃力不讨好地说他吗——也是一个靠钻子和显微镜而不靠推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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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蹩脚的侦探小说中，破案的“包袱”是物质方面的：一扇秘密的门、一把假胡子。而好小说的“包袱”是心理方面的：一句谎言、一种思维习惯、一种迷信。好小说的例子——甚至可以说最好的——可以举切斯特顿的任何一篇，我知道读者受了多萝西·塞耶斯小姐或者范达因的影响，他们常常否定切斯特顿的排名。他们不原谅他有只解释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极好的习惯。不原谅他故意略去时间和地点。他们希望别人说出罪犯购置犯罪用的手枪的武器铺所在的街名及门牌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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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遗作中，问题还在语言上。作者用语过于严密。主人公庞德用神秘而自然的口气说：“当然，因为他们从来意见都不一致，不可能争论”，或者“尽管大家都希望他留下，但没有赶他走”，然后，再讲一个令人吃惊地印证这句话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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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八篇小说都是好的。第一篇《启示录三骑士》真是特别精彩。其功夫之深、风格之雅，不亚于一局难下的国际象棋或图莱[1]的一首反韵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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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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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oul-Jean Toulet（1867—1920），法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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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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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拾零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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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摩根·福斯特于一八二九年出生于英格兰南部，曾在剑桥大学学习。他从十二岁起就一心想当个小说家。学业一结束，他就满怀热忱——满怀冷静的热忱——投入这项工作。他的处女作《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发表于一九〇五年。接着又发表了三部小说：《最漫长的旅程》（一九〇七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一九〇八年）和《结局》（一九一〇年）。在那些年里，他已经在研究一个问题，这问题使诺斯替教派的成员们想象出一个年迈力衰、疲惫不堪的老神，它用不纯洁的材料即兴创造了世界：存在于世的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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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期间，福斯特去了埃及。在那个国家他写了最客观的一部作品《亚历山大，描述和历史》（一九二三年）。几位穆斯林朋友促成他去印度访问。在那里他茫然地度过了三个年头。回到英国后发表了《印度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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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人说，这本小说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此话反应不佳——也许是因为用最高级往往言过其实，也许是因为“重要”和“我们时代”这两个概念不太动人——但应该是确实的。《印度之行》的艺术感染力，那种清醒的苦涩，那种无处不在的风趣都是不容怀疑的。还有，阅读它的乐趣。我见到过非常苛刻的读者，他们说，谁也无法使他们相信，一本这么有趣的书有什么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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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还出版过两本短篇小说集（《天堂客车》，一九二三年；《永恒的瞬间》，一九二八年），一部有关小说创作方法的长篇分析，一九三六年还出过一本杂文集。我浏览了这些书并摘抄下这句话：“易卜生实际上是培尔·金特。留了鬓角什么的，易卜生是个中了魔的小伙子。”还有这一句，是千真万确的：“小说家永远不应该追求美，尽管我们知道要是他达不到美，那就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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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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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篇及以下两篇初刊于1937年5月28日《家庭》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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