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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一群人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保持其行为举止的一致。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爱德华·威尔逊（E．O．Wilson）和理查德·道金斯注意到，思想在文化中的流动与基因在物种中的流动呈现出相似的模式，即群体内具有高流动性，而群体间的流动性则大幅减少。对此，道金斯的解释是假设存在一种文化的基因，即模因（Meme）。同时，他还清晰地提出了问题：就遗传物质来说，完美的复制是不足为奇的，而突变却相当罕见。对文化来说，则截然相反。事件经常被记录错，然后又被描述错，引用常常混淆不清，即使是同一个笑话（纯粹的模因），人们讲述的版本也各不相同。对一代人来说，基因和模因的类比是一种颇具启发性的想法，但却没有什么分析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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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所见，丹·斯珀伯（Dan Sperber）破解了这道难题。在1996年出版的一本以朴实无华闻名的小册子《解释文化》（Explaining Culture）中，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即把文化视为思想流动性传播的沉淀。在该模型中，没有模因，没有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割裂出来的文化单元。相反地，所有的文化传播都可以简化为两种类型中的一种：要么是心理表征公众化，要么是公众表征内化到意识层面。正如丹·斯珀伯所言：“文化是人类种群中关于认知与交流的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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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珀伯的两个基本要素理念的外化和表达的内化，让我们不再把文化视为人类居住于其中的一个大容器，而是一个网络，这个网络拥有精雕细琢的印记，让我们得以追溯个体行为如何演变为若干范围更大、周期更长的模式。一些公众表征被不断地学习、复述以及再学习，譬如儿歌、格子呢图案和同级评审，它们横跨数个世纪一直流传至今。其他的则在数年之内，从无人不晓沦为无人问津，譬如宠物石和《椰林飘香之歌》。(8)还有一些仅保存在亚文化领域，包括角色扮演（cosplay）、重演南北战争等。（的确，亚文化是指人类仅通过特定表征进行交流的网络，这些表征在主流文化中并不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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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珀伯的网络追踪模型中，对文化的最佳诠释是：文化是一组重叠的图情汇聚（an overlapping set of transactions），而非一个容器、一件事物或一股力量。鉴于此，我们可以询问更为详细的问题：哪些私人的想法会公诸于众？这些公众理念何时可以在个体心灵中驻足，以及多久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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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与其争论十四行诗是否仍然是西方文化里的重头戏，斯珀伯则另起设问：“哪一类人会对某一首十四行诗产生心理表征，或者对作为整体的十四行诗产生心理表征？他们会多久表达这些表征一次？其他人多久会想起这些表征？”理解十四行诗的内涵成了一项基于网络分析的项目，该项目由诸多带有实证的问题所驱动，譬如如何传播、如何细化、如何与十四行诗的内化表征相互耦合。对于十四行诗、“愤怒的小鸟”、美国例外主义和相对论的文化承诺，都可以放置在同一镜片之下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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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斯珀伯的理念强大的原因所在：文化是一个庞大且非同期的复制网络，思想转化为表征，表征转化为其他相关的理念。除此之外，斯珀伯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公众表征的持续性能够如此威力无穷。当我对孩子唱起那首《开普敦赛马》（Camptown Race），他把这首歌内化成了自己的版本与原版略有不同。然而，当他开始学识谱时，他就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表征世界当中；贝多芬不再只是对他哼唱《致爱丽丝》（Für Elise），而是通过一组双方形成共识的符号，符号本身自我内化为心理表征，几百年后，贝多芬的公众表征依然能够被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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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珀伯的理念提倡，对思想的公众表征介入越多，就越会扩大整体文化的动态范围。一些可获取的公众表征将生根于最为广泛的参与者团体中，在历史上、绝对数量上以及人类的百分比上皆如此。打个比方，想想现在有多少人会理解那句《愤怒的小鸟》游戏用语“一只鸟干掉了两头猪”。正是这种基于全球文化模仿的全球互联互通的可能性，让进化理论家马克·帕格尔（Mark Pagel）在谈到互联网造就“无限愚昧”之际，尤为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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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对可能的亚文化群成员而言，以比普通大众更为低廉的成本、更为长久的寿命和更为广大的范围寻找彼此并创建属于他们自己的公众表征，本非易事。2011年1月25日，埃及民众抗议者挑选具有公众表征的全国警察节来举行抗议活动，这极有可能是因为反对派能够在类似埃及国家层面的规模上，创建另一种可替代的公众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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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论（即用少量的原因来解释多样的结果）的本质，在社会科学中是极为少见的，但是斯珀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架构，该架构将文化所涉及的海量且含糊的问题融汇到一系列易于解决的研究项目当中。虽然大多数对“认知与交流的沉淀”的实证研究依然未展开，但在我的认知当中，在当前的社会科学领域里，还没有涌现出另外一个如斯珀伯思想那般能够呈现如此有分量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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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作者克莱·舍基的《人人时代》（经典版）《认知盈余》已由湛庐文化策划，《人人时代》（经典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认知盈余》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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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何美妙而优雅地运行 38ERATOSTHENES AND THE MODULAR MIND埃拉托色尼和模块化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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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斯珀伯（Dan Sper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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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社会和认知科学家，国际认知和文化研究院院长，合著有《意义与关联》（Meaning and Rele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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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拉托色尼是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他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和历史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与此同时，他反对将人类区分为希腊人和“野蛮人”（Barbarians）。然而，他被世人所记得的是，他是第一个正确测量地球周长的人。(9)但埃拉托色尼是如何做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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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拉托色尼曾听说，每年有一天正午的阳光会直射赛伊尼城（现在是埃及的阿斯旺）一座开口井的底部。这表明太阳正在天顶，因而赛伊尼城一定是在北归线上，而那一天则一定是夏至（6月21日）。埃拉托色尼知道车队从亚历山大城到赛伊尼城需要的时间，基于此，他估算出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为5 014斯塔德（stades，古希腊长度单位）。他假定赛伊尼城位于同一经线上亚历山大城的正南方。事实上，他在这一点犯了个小错误，赛伊尼城位于亚历山大城的东边，而假设赛伊尼城经过北回归线也不对。但很巧的是，这两个错误造成的影响相互抵消了。埃拉托色尼明白太阳距离遥远，足以把投射到地球上的阳光视为平行光线。当太阳位于赛伊尼城的天顶之际，在更北的亚历山大城，太阳则更应偏向天顶的南侧。但偏南多少呢？他测量了图书馆前方尖碑的阴影长度（故事是这样流传的，他也可能测量了其他更方便的垂直物体），从而能够确定太阳是在天顶以南角度为7.2度的地方。正是利用这个角度，他才可以测量出亚历山大和赛伊尼城之间地球的曲率（见图38-1）。由于7.2度是360度的1/50，埃拉托色尼将亚历山大和赛伊尼城之间的距离乘以50，计算出地球的圆周是252 000斯塔德，这个结果与现代测量的结果40 008千米，只有1%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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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1 测量亚历山大和赛伊尼城之间地球曲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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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拉托色尼把看起来无关的证据（车队行进的距离、照射到井底的阳光、方尖碑投影的长度）、假设（地球是个球体、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和数学工具结合起来，测量出了他既无法看到、也无法实地丈量而只能靠想象的地球的圆周。他的结果简洁且令人叹服。他所运用的方法是人类智慧的完美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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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精神哲学的贡献无人能及的杰里·福多尔（Jerry Fodor）很有可能把这项超凡智力运用在了对心智运转中心系统的完美阐释上。他提出，任何信仰或证据都与任何新假设的评估相关联时，则它们之间具有“等向性”（isotropic）；在我们所有的信仰都是一个整体系统的一部分时，它们具有“蒯因性”（Quinean，以哲学家威拉德·冯·奥曼·蒯因，Willard Van OrmanQuine命名）。这与另外一个我本人也有参与的观点形成对比，该观点认为，心智完全是由专门的“模块”所构成，每一个模块对应一项特定的认知领域或任务，而我们的心智活动源于这些模块之间的复杂交互作用，如互补、竞争等。然而，埃拉托色尼的故事不是已经论证了福多尔的观点是正确无误的吗？大规模的模块心智是如何获得如此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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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有些模块是具有元表征（metarepresentational）的特性的。它们专门负责处理形形色色的各类表征：读取心智模块的精神表征；用于沟通交流模块的语言表征；用于推理模块的抽象表征。但终究这些表征都属于特殊性对象，仅可在人类信息处理设备和在其输出信息上予以体现。表征有着其他事物所不具备的原始属性，比如真与假、一致性等。然而，考虑到这些元表征模块并处理这些表征时，有可能涵盖包括它们自身的一切，它们呈现了一种虚拟的领域普遍性。由此元表征思维所引发的错觉，的确是普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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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埃拉托色尼并没有具体思考过地球的周长，就如他思考从图书馆到亚历山大皇宫的距离那般。他反而是对当时由其他学者所提出的、大不相同的地球圆周计算提出了挑战。他考虑到了解决问题所要运用的各种不同的数学原理和工具，该如何把繁杂多样的观测以及报告转为证据来运用，这让他绞尽脑汁。他的目标是找寻到一个清晰且令人叹服的解答，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据。换句话说，他思考的是单一种类的物体，即表征，并寻找一个新的方式把二者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形下，外界事物激发了他的灵感，他也把外界事物作为了自己的研究目标。他所获取的超凡智慧，唯有在心智与人际交往事件的“社会–文化链条”中，作为一条卓越非凡的链接，才具有深远意义。对我来说，这不是关于个人心智独立运行的例证，而是社会文化延展模块心智的威力，这才是最让人叹为观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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