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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如何站在铅笔上：超乎想象的科学解读 [:170761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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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如何站在铅笔上：超乎想象的科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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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植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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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植物竟是无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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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曾说过，每一个物种的名字都表征了关于这种生物体的理论——不仅是赋予它一个称呼，还在地球上所有或爬行、或黏附、或跳跃的生命中，给予它一个位置。因此，任何一个新物种的发现，都会激起科学界和公众的兴趣，要是能发现一个全新的属，就更加令人振奋了。因此，如果有哪位科学家在一篇通过同行评审的论文中声称，发现了植物界中一个从未被命名过的科（比属还大的分类级别），却未受到世人瞩目，这样的事情多少有点让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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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科的植物其实无处不在，并且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可能是你家中的装饰品，也可能在牙医的候诊室里帮助缓解紧张的气氛，还可能被大个子球员任意踩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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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我从该论文的主要作者纳特·布莱特（Nat Bletter）那里获得了一份该文的复印稿。这篇文章于2007年4月1日（选这个日子发表，还真是古怪）发表在《民族植物学研究和应用》（Ethnobotan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杂志网站上，题目清晰明了（虽然感觉有点生硬）：《人造植物：Simulacraceae的分类学、生态学与民族植物学》（Artificae Plantae: The Taxonomy, Ecology, and Ethnobotany of the Simulacr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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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论文作者们所提到的，Simulacraceae科植物带来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的新鲜玩意”，它还是一个“真正的科学难题”。这些个体事实上是永生的，它们可以轻易跨越种间甚至属间而形成新的个体，并且没有任何遗传物质。［如果当初孟德尔（Mendel）1选择此科中的植物进行遗传学研究，恐怕到现在遗传法则和孟德尔本人都还默默无闻。］尽管那些知名学者们都不曾理会这个事实，但是，塑料牡丹、布织连翘和蜡西瓜等Simulacraceae科植物的确经常生活在（更准确地讲应该是存在于）我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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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特等人在论文中描述了17个不同属、86个不同种的假花，它们的标本目前保存在纽约市人工知识和人类植物学基金会（New York City’s Foundation for Artificial Knowledge and Ethnobotany，英文首字母缩写为FAKE，刚好是“赝品”的意思），那里也是展品储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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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中给出了关于该科植物的正式拉丁文描述（拉丁文是分类学中的官方语言，不过该科植物的拉丁文描述让人一头雾水）。接下来又是用一段同样令人捉摸不透的普林尼（Pliny）2式语言描述了每个属。作者还提到以前根本没有关于该科植物的分类学文章发表，因此“我们不必强迫学生去做义务的文献搜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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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特是纽约植物园（New York Botanical Garden）国际植物科学中心（International Plant Science Center）的研究生。他写道，他对Simulacraceae的强烈兴趣源于一种病：重度慢性论文规避综合征（severe chronic avoidance of dissertation syndrome, SCADS）。他说：“我们不能确定SCADS是源自遗传因素还是环境因素，这项研究或许会成为我们下一个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巨额资助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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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craceae科包括：塑料属，主要是由长链碳氢化合物的复杂多聚体组成的假植物，它们的化学成分显示它们起源于石化工业；碳酸钙属，由贝壳制成的人造植物；石蜡属，最熟悉的例子是奶奶厨房桌子上的大碗里满是灰尘的蜡香蕉、葡萄和苹果；硅石属，包括举世闻名的哈佛自然历史博物馆（Harvard’s Natural History Museum）中收藏的玻璃花3——共有约3,000个标本，展现了830多个植物花卉的种类。而现在，它们有了新的名字和分类。（翻译 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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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孟德尔，奥地利遗传学家，遗传学的奠基人。他提出了“遗传因子”的概念，并阐明了遗传的规律，即“孟德尔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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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普林尼，古罗马作家，以其所著《博物志》一书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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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波士顿的手艺人莱昂波尔德（Leopold）和布拉什卡（Rudolph Blaschka）在1887年至1936年的近50年时间，用传统玻璃工艺制作了大量植物模型，收藏在哈佛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植物标本室。每件模型都达到了科学的精确性与艺术的完美性，它们作为哈佛生物教学的教具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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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如何站在铅笔上：超乎想象的科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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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分类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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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体重1千克的吉娃娃归入家犬，作为狼的一个亚种。这样的犬种分类你能赞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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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我突发灵感（但不是初学者的那种突发奇想）。事情还得从2009年3月上旬说起，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进化遗传学家杰里·科因（Jerry A. Coyne）在游艇上作了一次演讲。如果各位还记得《树懒不懒》那篇文章，就应该知道在茫茫大海上作科学报告的难处，并不是同大风大浪“搏击”，而是疲于应付没完没了的自助大餐。我只能不停地吃，任自己离题（科学报告）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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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论者总是宣称没有人见过物种形成过程。2008年12月，乔纳森·韦尔斯（Jonathan Wells）在名称与实质不太吻合的“发现研究会”网站（Discovery Institute）上留言：“达尔文理论的基础是将物种一分为二，新分裂出的物种又不断分杈，不断产生新的物种，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形成达尔文理论的树杈结构。然而，这个物种形成的过程却从来没人看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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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想起一件案子，一名男子被控在酒吧斗殴中咬掉了另一名男子的耳朵［迈克·泰森（Mike Tyson）居然没有涉案，真是意外］。法庭上，辩方律师盘问目击证人：“你是否亲眼看见我的委托人咬掉了那只耳朵？”答曰：“没有。”律师于是反问：“那么，你怎么肯定是被告咬掉了那只耳朵？”证人回答：“我看见他把耳朵吐出来了呀。”物种形成问题也是如此。我们从生物化石中发现中间物种；从物种间的解剖差异中了解基因组的同源性。换句话说，我们已经看见了进化论“吐出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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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说说船上的事吧。科因在演讲中罗列了大量能证明进化论的确凿证据［想了解报告的概要，只要一边大吃大喝，一边阅读科因的新书《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Why Evolution Is True）就行了］。同达尔文一样，科因发现，通过人工选择形成新物种，是模拟自然选择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他又谈到犬种问题，这在他的书里也有提及：“如果目前确认的犬种只出现在化石中，那么古生物学家就会把它们归入不同的种，种的数目肯定超过自然界中现有的野生犬种数——36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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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生物体如何类似，只要存在生殖屏障，我们就认为它们属于不同的物种。这里的“屏障”并非特指染色体无法匹配。对于山羊以外的动物，一座大山就是屏障；对于鼹鼠以外的动物，一座鼹鼠丘也是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