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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更加令人感到遗憾的地方就在于：柯西以后的数学家们竟然以为完善这门语言的逻辑性和严谨性才是数学的旨趣，因而彻底遗忘了祖先们发明数学工具的本意。这种观点直接导致了证明过程凌驾于结论，对这门语言严谨性的关注超过了语言所描述之事物本身。同时，这也创造了一套极其荒谬的数学史：人们习惯性地认为数学源自古希腊，因为数学在此前无尽漫长的岁月里从未要求过证明。发明数学的古人理所应当地认为最终结果较之一系列证明过程要显得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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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罗伊·索伦森（Roy Sorensen）在畅销作品《悖论简史：哲学和心灵的迷宫》（A Brief History of the Paradox: Philosophy and the Labyrinths of the Mind）当中曾经举出过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好例子。学生时代的维特根斯坦总是喜欢在某个问题上猛想一阵子，然后宣布他的答案，“就好像其解答是沙皇颁布的告令似的”。导师罗素责备他没有提供出其结论背后的根据，维特根斯坦却惊嚷道：送给别人玫瑰花时难道也要将玫瑰花的根和茎一并送上吗？既然有玫瑰花，那么就一定会有生长出玫瑰花的根和茎。过程仅仅应该为了服务于结论而存在。索伦森还打趣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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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数学是不讲证据的。这一点让很多学者，尤其是那帮数学家感到困惑。而这一点对于古代社会来说就是常理，而绝不是某种例外。巴比伦人、玛雅人和古印度人对结论的证明只是有某种附带的兴趣。导向发现的步骤仅是达到目标的工具。古代人并不会把数学推理过程看作是应该加以公开展示的支柱性结构。一名建筑师无需非使用透明的玻璃墙，以便让所有观众们确信房梁是牢固的。早期的数学家只满足于报道他们的发现。古希腊人改变了数学思维。其后代希望生活在玻璃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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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不仅仅是为了住人，更应该负责保护居住者的隐私。如果单纯是为了遮风避雨，而没有任何保护隐私的考虑，人类或许根本不需要建造房子。因此将房子建造成透明的并不符合人类建造房子的初衷。数学所面临的尴尬问题恰是这一种情况。当然了，一定会有数学家指出：为了确保最终的结果是真实准确的，我们有必要检查其证明过程。此类说法确实有道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有某些事情实在难以证明，我们是不是就应该继续僵持下去，等待一个或许永远不可能给出的所谓证明，而不去考虑这件事情其本身的重要性？我们能不能再换种更加灵活的方式，暂时忽略那些过分苛刻的逻辑性，而直接通过许多并不太严谨但是很可靠的手段，先行搞清楚现象世界背后的物质实体究竟是什么样子，然后再来诉诸数学这套语言工具？或者让我们表达得再简洁一点：获得真理更加重要还是获得真理的过程？数学这门语言的出现，或者应该说是现代人对于数学这门语言的误解，使得人类尝试探知宇宙的努力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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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加致命的问题在于：无论数学这门语言的结构多么工整严谨，其基础却并非出自理性的推导。正如思想深邃的哥德尔揭示的那样：最基本的公理假设反倒不能够被证明。发明语言是一种感性的结果，因为人类需要借助于语言实现彼此沟通。故而无论一种语言在其成长过程中最终磨砺出了怎样的理性和严谨，她都拥有着非理性的血统。世间不存在纯粹的理性。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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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谓的理性基础其实并不比画中之石作为画中之塔的基础更加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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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在一位真正懂得何为理性的理性人眼中，就和灵魂以及上帝在科学家眼中一样，俨然都是已经“死去”的事物。不过，理性人和科学家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愿意继续探索真理，因而能够接受最新奇的可能。既然理性本身已经变得不再可靠，人类也仅剩下求助直觉和祖先。而我们的祖先亦确实拥有超凡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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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节引自哈佛大学教授Owen Gingerich在美国非营利性组织“真理论坛”（Veritas Forum）第一届年会上的演讲稿More Than Machines。原文收录于Finding God at Harvard系列丛书。翻译整理过程中并未进行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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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奥义：揭开人类世界核心机密的真相 [:1707617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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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奥义：揭开人类世界核心机密的真相 第七章 祖先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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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自然哲学原理主张科学才是发现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更是这套哲学的真正主体。科学方法是一位至尊之神，卧榻之旁，绝对不容他人酣睡。形而上学以及古老的神学，甚至人们所拥有的常识，全都被排斥在现代科学体系之外，并将其统称为“非科学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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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格里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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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奥义：揭开人类世界核心机密的真相 [:1707617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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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奥义：揭开人类世界核心机密的真相 1．传统文化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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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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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哈佛大学一代政治学宗师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夏季刊中发表了一篇日后震惊世界的重要学术论文——《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在这篇文章中，亨廷顿不仅探讨了传统伊斯兰文明与其他现代文明之间存在极其严重的文化不可调和性，还深刻地指出了在现实世界中缓慢发生的另外一种极易被忽视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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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非西方社会的精英人士们通常是参与西方社会最多的人。他们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Sorbonne）或是英国陆军军官学校桑德赫斯特（Sandhurst）接受了教育，并且吸收了西方社会的生活态度及价值观。而与此同时，非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却往往是深深地沉浸在其民族原本的传统文化之中。但是在今天，这种关系正在逆转。很多非西方化国家突然出现了一大批强调“去西方化以及本土化”的精英，而西方尤其是美国特色的文化、风格和生活习惯在这些非西方国家的普通群众当中却变得越来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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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西方国家走出的精英知识分子绝不是傻瓜。他们不会毫无理由地选择本土化。就像他们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致力于学习西方工业文明并借助工业成果发展祖国国力一样，这些知识分子现如今选择回归传统也是出于完全相同的理想和期望。他们发现传统文化中存在某些深层次的隐秘价值，不仅仅有利于维持民族独立性，更有可能成为其未来社会发展的强劲引擎。尤其是承载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与印度，拥有超凡智慧的古代先民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已经显现出了超越现代西方科学的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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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者们在湖北江陵的一座楚墓当中挖掘出了一柄宝剑。剑身满饰黑色的菱形暗花纹，剑阁正反两面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镶嵌出了华美纹饰，剑体一侧刻有两行鸟篆铭文：“越王勾践，自作此剑。”这柄宝剑埋藏于地下两千年有余却依然锋利无比。当时所留下的考古现场记录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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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剑出鞘，寒光闪闪，毫无锈蚀。刀薄锋利，试之以纸，二十余层一划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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