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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职业化、营业性“剧场戏剧”的确立与夏衍、李健吾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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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1月，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当然包括现代话剧）由第一个十年的开创期向第二个十年的发展期转变的时刻，作为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的欧阳予倩发表了一篇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文章，强调“爱美剧团往往不能持久”，戏剧发展必须走“职业化”的道路，并且规划了实现职业化的具体蓝图：“鼓励创作”，促进“戏剧文学”的发展；训练“舞台艺术家”，培养“自由的”“职业的”导演、演员、舞台美术工作者；建设专业的“剧场”；发展“健全的剧评”等等〔12〕。其实这其中的关键还是话剧剧本的创作：中国的话剧要在中国观众中立足（职业化只是它的外在表现形态），必须要有本民族自己的、能够与世界及传统戏剧大师并肩而立的现代剧作家，创造出能够打动亿万人心灵的高质量的剧作。这一历史的呼唤，很快就得到了回应：1934年7月曹禺的《雷雨》在巴金、靳以主持的《文学季刊》上发表，批评家即指出，这“在质和量上，都是中国剧坛上空前的收获”，中国的话剧“只靠着翻译和改编外国剧本到底不能独立发展，回顾十几年来的国产剧本还是那些形式简短内容贫乏的几本，不能给观众以大量的满足。《雷雨》便是适应这种需要产生的”〔13〕。《雷雨》的特殊贡献正在于它达到了文学性与舞台性的高度统一：它将题材、主题的现实性与超越性，戏剧结构的严谨（基本符合“三一律”），情节的曲折、动人，戏剧冲突（包括性格冲突）的尖锐、紧张，人物性格的鲜明，潜台词与细节的丰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舞台美术、灯光、声响、道具……和谐的整体感，诗的意境的精心营造……，合为一体，既是精美的戏剧艺术，又可以取得商业性的演出效果。正是曹禺的剧作给中国的职业话剧带来生机，这当然绝非偶然：1936年5月，中国旅行剧团在上海卡尔登剧院公演《雷雨》，全场轰动，连演三个月，场场客满。9月再度公演，上座率仍不减，观众连夜排队，甚至有人从外地赶来观看。据统计，至1936年底，全国上演了五六百场〔14〕。一时间，“各阶层的小市民……，从老妪到少女，都在替这群不幸的孩子们流泪”〔15〕。夏衍曾指出，话剧的职业化的必备条件是：“话剧一方面已经被承认为艺术的一种，他方面也已经被娱乐商人认为是一种可以营利的演出。”〔16〕应该说直到曹禺的出现才使这两个条件得到真正的满足，戏剧商人们纷纷从长江中下游的大中城市赶来，按照当时聘请京剧名伶的条件，争相邀请中国旅行剧团演出话剧；上海著名的卡尔登剧场也公开声明，改为专业话剧剧场。欧阳予倩的中国话剧职业化的规划终于得到了初步的实现。如茅盾所说：“职业剧团的建立，长期公演话剧的固定剧场的出现，大演出的号召，旧戏与文明戏观众之被吸引”，这是中国话剧“从幼稚期进入成熟期的标志”〔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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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1935年春节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戏剧家联盟总结了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明确提出：“在战略上要开展建立剧场艺术的运动，扩大我们的影响，显示我们的力量。”〔18〕于是，在1936年、1937年间，以上海为中心，出现了“大剧场”演出的热潮，先后上演的剧目有：《赛金花》（夏衍作，1936年11月由40年代剧社在金城大剧院首演，洪深、欧阳予倩、应云卫、史东山等导演，金山、王莹等主演），《大雷雨》（俄国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作，1936年11月下旬由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卡尔登大剧院首演，章泯导演，蓝萍、赵丹、舒绣文主演），《日出》（曹禺作，1937年2月由戏剧工作社在卡尔登大剧院公演，欧阳予倩导演，凤子等主演）。三大演出，“轰动了上海文化界，一直到最落后的小商人”〔19〕。1937年3月，上海话剧集团又组织春季联合公演，在卡尔登大剧院举行了20天的连续演出，更是为话剧争取了众多的观众。在此基础上，上海最有影响的业余剧人协会得到商人的投资，改组成中国业余实验剧团，这是继中国旅行剧团之后第二个更具规模的职业剧团。成立不久就推出《罗米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作，章泯导演）、《武则天》（宋之的作，沈西苓导演）、《太平天国》第一部《金田村》（陈白尘作，贺梦斧导演）、《原野》（曹禺作，应云卫导演）等四大剧目，把“大剧场”演出推向了高潮。与此同时，在上海之外的大城市，如南京，也有《回春之曲》（田汉作，1935年7月由中国舞台协会演出）、《复活》（田汉改编，1936年4月由中国舞台协会演出）、《雷雨》（1937年1月由中国戏剧学会演出）、《日出》（1937年3月由中国戏剧学会演出）、《群莺乱飞》（阿英作，1937年6月由中国戏剧学会改为职业剧团第一次演出）等大规模演出。——30年代中期的中国话剧的“大剧场”演出，使职业化、营业性的“剧场戏剧”得以确立，不但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剧作家、导演、演员、舞台美术艺术家，而且培育了自己的观众，上一世纪末从国外引入的话剧，现在终于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扎下根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成为现代都市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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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剧场”培育的这一代剧作家中，曹禺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但曹禺不是孤立的存在，他与同时代的剧作家一起从事剧场戏剧的实验。曹禺之外，最重要的剧作家是夏衍（1900—1995年）。1936年，夏衍创作了轰动一时的“讽喻史剧”《赛金花》，用了漫画的夸张手法，来讽刺当权者的不抵抗甚至卖国求荣的政策。稍后不久，他又写了历史剧《秋瑾》（原名《自由魂》），这是以清末女革命家秋瑾为主角，通过对她的性格刻画来表彰革命家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及其历史的教训的。夏衍在回顾他的创作道路时曾经说到，他早期创作的独幕剧《都会的一角》、多幕剧《赛金花》与《秋瑾传》，都“很简单地把艺术看作是宣传的手段”，创作是为了“在那种政治环境下表达一点自己对政策的看法”，写《赛金花》“是为了骂国民党的媚外求荣”，写《秋瑾传》“也不过是所谓‘忧时愤世’”，因此，这些剧作虽然已经显示出夏衍的剧作才能及他戏剧风格的某些特点，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剧中人物作为时代传声筒的席勒化倾向；直到学习了曹禺的《雷雨》与《原野》，才懂得“必须写人物、性格、环境”。从1937年创作《上海屋檐下》开始，夏衍实现了创作的根本转变：把剧本创作的焦点集中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内心活动”的描绘，“将当时的时代特征反映到剧中人物的身上”〔20〕。这正是从“席勒化”到“莎士比亚化”的根本转变。但在刻画什么样的人物性格、怎样刻画人物性格这些方面，夏衍根据自己的艺术个性，又有着明确区别于曹禺的独立创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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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不像曹禺那样在雷雨般的激烈冲突中去展开人物性格，他善于写普通知识分子与小市民平凡的人生，从“几乎无事”的日常生活中去发掘内在的悲剧性与喜剧性。夏衍曾经把自己的一组剧编在一起，题名就叫《小市民》，其中包括《都会的一角》、《中秋》、《重逢》（即《上海屋檐下》）、《赎罪》、《娼妇》等五篇剧作。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主要以北京市民为题材进行小说创作的，夏衍则把上海小市民的生活搬上了戏剧的舞台。夏衍长期生活在上海洋场社会中，感受到这些小市民生活的痛苦，了解他们的弱点，同时也发掘出他们潜藏着的反抗的火星，正因为如此，能从简单平凡的小人物身上反映出激荡的时代特征，让读者和观众听到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他的《上海屋檐下》所展开的就是上海弄堂里普通的两层楼房里每天都在静悄悄地发生着的人生世界：琐碎的争吵，隐忧，痛苦，窘困，悔恨，不平，牢骚，企望……，剧作家却从这市民家庭司空见惯的感情摩擦和人事纠纷中有了痛苦的发现：在这黄梅天气里，不仅生活发着霉，连人们的灵魂深处也长着霉；同时产生冲破这沉重的阴霾，走向光明的热望。这种取材的平凡性、构思的朴素性与内在的深刻性，构成了夏衍创作的鲜明特色。《上海屋檐下》在同一舞台空间里，同时展开五家人家的悲喜剧，同时写出命运、性格各不相同的十几个人物，充分显示了夏衍简约、谨严、含蓄的艺术风格。他匠心独具地正确处理了结构主线与副线的关系，不平均使用力量，以林志成、匡复、杨彩玉三人之间的家庭悲剧为主线，将其余四家人家的悲喜剧穿插其间，全剧主线突出，结构单纯，又保持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他巧妙地处理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对每一家命运的揭示，每一个人物性格的刻画，都抓住其主要特征，加以准确、传神的勾勒，做到了用笔的极端简洁与鲜明，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空白让观众去想象、补充；同时又赋予“黄梅天气”以多层的象征意义，让五户人家各有个性的十多个人物统一在忽阴忽晴、随时可能爆发的自然的、政治的、心理的、气候的氛围与色调之下，形成一幅浑然一体的艺术图景。剧作家对待剧中人物的态度是微温而含蓄的：他对黑暗势力的控诉是不动声色的，对待小市民及知识分子身上的弱点的鞭挞又是含着眼泪的。剧作家带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的观点去看待人生，就连《上海屋檐下》里那惟一的阳光——剧本结尾时用葆珍的歌声来象征未来属于孩子，也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人道主义并没有使夏衍泯灭是非善恶界限，他的人道主义是与民主主义立场结合在一起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使夏衍更关注于大时代中人的命运，特别是人的心灵、微妙的精神世界，使他的作品充满了人情味，产生了类似契诃夫含泪的微笑的艺术风格，构成了夏衍剧作的一个鲜明特色与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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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在剧坛上产生过较大影响而创作倾向、风格不同于曹禺、夏衍的剧作家是李健吾（1906—1982年）。李健吾的戏剧也是从现实生活取材的，但他创作的重心不在于描绘是什么客观条件、社会环境促使人物行动，而是从人物内心的矛盾来分析人物行动的原因，作者不追求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映，而醉心于对人性的剖析，同时，作者更着重于戏剧艺术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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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所创作的多幕剧《这不过是春天》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从剧本表面情节看来，这是一出追捕革命者的革命题材的戏剧。但是实际上戏剧中的主人公不是革命者，而是警察厅长夫人。作者并不关注情节中包含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冲突，而倾心于厅长夫人及剧中其他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正像柯灵在《〈李健吾剧作选〉序言》中所分析的，在厅长夫人身上充满着“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纯情挚爱和世俗利益的矛盾，物质享受和精神空虚的矛盾，青春不再和似水流年的矛盾，强烈的虚荣心和隐蔽的自卑感的矛盾”。其他人也同样如此：秘书为保住自己的职业而斗争，侦探利用夫人与旧情人的矛盾来为自己谋利等等，这些，都构成了戏剧的矛盾冲突，但并不像曹禺剧作那样引起观众心灵的震撼，而是让观众在得到愉悦的同时感受剧本的魅力和进行认真的思考。另一个颇有影响的多幕剧《梁允达》，是一个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剧本，也是作者创作中少有的悲剧。作者的兴趣仍然集中在对于主要人物梁允达内心矛盾的探讨，并渲染“处处是陷阱与罪恶”的时代感受，全剧给人一种沉闷甚至神秘的感觉。李健吾在1936年还写了反映农村生活的喜剧《以身作则》，讽刺封建礼教，有点类似旧戏中的故事，尤其是最后的巧合。李健吾的剧作时代性都不太强，但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对话俏皮利落，结构严密紧凑，构思奇巧而追求趣味性，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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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袁牧之的戏剧与李健吾的风格有些近似。他的剧作并不完全脱离现实，但作者作剧的目的似乎在“为戏而戏”，很难说有什么社会意义，艺术上他的剧则有可取之处。例如1933年发表的独幕剧《一个女人和一条狗》，全剧只有两个角色，但很有戏剧性，作者利用人们的心理制作悬念，对话玲珑机智，并没有长篇大论，又穿插着小动作，风格幽默，比较能够吸引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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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的与陈白尘都是这一时期初显锋芒的年轻剧作家，在40年代还有更大的发展。宋之的的《武则天》是一部着重心理分析的历史剧，作者说他所要集中描写的是“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下，也就是男性中心的社会下，一个女性的反抗和挣扎”〔21〕。作者在刻画女主人公的变态心理与行为时，所流露出的同情，在批评家茅盾看来，就是“迎和了小市民的趣味”〔22〕。——那时人们因为戏剧演出的营业化，对所谓“小市民趣味”都有一种特别的警惕与敏感。陈白尘的《太平天国》第一部《金田村》的写作与演出有极强的现实感，作者说“演员们隔着一道历史的幕子和台下的观众们心心相印地爆发出要求抗战的呼声”〔23〕，是开了40年代太平天国题材历史剧的先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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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钢鸣：《民族危机与国防戏剧》，载《生活知识》“国防戏剧特刊”，1936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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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英《白薇论》，《中国当代女作家论》，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重印版，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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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洪深：《〈洪深选集〉自序》，北京：开明书店，1952年版，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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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庚：《洪深与〈农村三部曲〉》，载《光明》1卷5期，1936年8月1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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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欧阳予倩：《〈近代戏剧选〉序》，上海：第一流书店1924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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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熊佛西：《平民戏剧与平民教育》，载《戏剧与文艺》1卷2期，1929年6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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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0〕〔11〕 熊佛西：《戏剧大众化之实验》，南京：正中书局，1937年版，8页、14页、17页、20页、105—106页、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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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欧阳予倩：《戏剧运动之今后》，载《戏剧》1卷4期，1929年11月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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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白梅：《〈雷雨〉批判》，载1935年8月20日—23日《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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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据1937年1月24日《大公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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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曹聚仁：《文坛50年续编》，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73年版，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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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夏衍：《人·演员·剧团》，载《天下文章》2卷1期，1944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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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茅盾：《剧运评议》，载《文学》9卷2号，1937年8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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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于伶：《战斗的一生》，载《人民戏剧》8期，1982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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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张庚：《1936年的戏剧》，载《光明》2卷2期，1936年12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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