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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362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1700003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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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365 二 各类型通俗小说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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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367 因为解放区和其他地区通俗文学的显著差别,将另辟一节来叙述,此节专论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通俗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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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369 这两个地区的社会言情小说实际主要是承续了30年代上海、北平(北京)、天津等地此类小说所达到的高度。因为张恨水、刘云若的通俗言情体,比任何别的通俗小说体式都先一步显示出现代性特征。到这时候,只是社会的主题更深入、更重大;用言情来探索人生、探索人性的意念更显著,写法上也更其多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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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371 张恨水在国统区重庆、刘云若于沦陷区天津,两人将章回小说体式运用自如,能在通俗故事之内调动新文学的手段来描绘人间世相、挖掘人的内心世界,已如前章所述。这里要强调的是,张恨水和刘云若各有自己独创的一面。张恨水将通俗文学创作旨趣的严肃性,提高到从来没有的程度。他在抗战时期几乎试验了通俗文学展示社会的各种功能:《大江东去》是较早的“抗战+言情”的小说;《虎贲万岁》是新闻纪实的写法;《八十一梦》是幻想型忧患讽刺;《魍魉世界》和《五子登科》暴露国民党官僚的腐败;《巴山夜雨》则是对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陷入精神、物资双重困境的充分揭示。张恨水跟上新文学的步伐,把通俗小说表现社会的本事膨胀到了边缘。而如一味地表现重大题材到达极致,是会违背了通俗文学的基本游戏娱乐功能的。刘云若的注意点不在社会性的显露,而在社会中的“人”的揭示。用通俗形式写尽复杂的人性表现,是刘云若在《粉墨筝琶》、《小扬州志》里做出的主要贡献。另一个陈慎言,写《恨海难填》,也有这种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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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373 这时的言情小说创下畅销书最新记录的,是“孤岛”上海时期秦瘦鸥的《秋海棠》。秦瘦鸥(1908—1993年)写作起步不迟,1928年发表长篇《孽海涛》,1936年译述过德龄描写清慈禧宫廷生活的《御香缥缈录》。《秋海棠》1941年连载于《申报》之后,其当时的畅销程度和被连续改编成电影、戏剧的轰动情景,一如十一年前的《啼笑因缘》,成为秦瘦鸥的代表作。《秋海棠》的故事如出自20年代旧派言情小说家的手笔,一个军阀姨太太和伶人相好并造成军阀摧残这样的三方矛盾,本系普通平常。但现在的情节重心,并不放置在唱旦角的京剧艺人秋海棠和被迫嫁给军阀的女学生罗湘绮的恋情身上,而是突出了秋海棠面容被毁的惨局,和他忍辱放弃了爱情与艺术,带女儿梅宝隐居乡间,受尽歧视折磨十八年将孩子抚养成人的经历。等到罗湘绮千回百折找到了父女二人,秋海棠带病“跑龙套”已倒毙于他心爱的舞台之上。全书以悲情动人,主题严肃,它的故事讲述从前到后一丝不松懈,但不忘发掘故事的人生含义,升华故事的同情平民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小说表面已无章回形式,多采新文学手法(作者是个在大学任教的通俗小说家),而骨子里的情调是通俗的,是写给市民读者看的。《秋海棠》原有现实模特儿,是用20年代发生在天津的一件军阀杀害“戏子”的新闻改写的,但它比一般通俗小说高明,正在于它不把时事性的都市逸闻急忙地加以摄取,加以排比,而是大量舍弃纪实的成分,进行虚构,虚构的部分才是小说的中心内容。这明确显示了言情通俗小说在40年代的现代化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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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375 还有一个王小逸,是当时具有小报情趣的作者。他擅长于言情中暴露社会阴暗,《明月谁家》就是通过由乡村到都市的男女关系来揭示沪上的淫糜风气的。他的《四郊多垒》不用章回,故事也不求连贯,是以散文笔法写的。1942到1943年连载于《万象》的《石榴红》,写冯柳丝兄妹设计惩办“孤岛”恶人,结构、叙事都很现代,又能代表他通过性爱的视角来反映城市人们生活的特点,但不免带一些色情倾向。王小逸写作的技术已趋现代,而趣味不高,编写故事的主旨仍然停留在迎合低等阅读的阶段,这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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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377 予且(1902—1989年)的读者是上海石库门的市民,这些市民的阅读口味是新旧皆宜的。予且原名潘序祖,据说中学时代写过章回体武侠和侦探,但从未发表。时代究竟变迁了,通俗文学到了摆脱旧章回小说窠臼的时刻,开始专注地考虑如何将“五四”以来的西式小说大量通俗化的问题。他30年代中期发表通俗长篇《小菊》、《如意珠》,短篇集《妻的艺术》、《两间房》,已经显露出新型市民小说的端倪。抗战后进入写作的高峰,除《女校长》、《乳娘曲》等长篇和短篇集《七女书》外,集外的小说也很多。沦陷区上海的通俗刊物《大众》等上面,每期都用他的《试婿记》、《埋情记》、《觅宝记》、《拒婚记》作为首篇,他有写“百记”的计划,属于都市百态的一种记录,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予且小说主要写沪上男女婚恋、弄堂人们的生活样式,文字纯白话,轻松明快。《照相》、《伞》、《君子契约》写现代物质文明与其如何成为城市男女成其好事的媒介。他还用已婚者的眼光来透视各种婚姻心理,叙述老夫少妻、夫妇分居、大小家庭、理家失和等故事,“物质”在都市人和人关系中的贯穿作用,是他小说的基本主题。其笔下众多的女性人物,如《七擒》、《移情记》、《如意珠》里的女性都是在强烈的生存欲求过程中,经对男人的擒获,而释放出精神能量的。“生存”造成对道德的适度调整,如作者所说:“有时因为物质上的需要,我们无暇顾及我们的灵魂了。而灵魂却又忘不了我们。它轻轻地向我们说:‘就堕落一点吧!’”〔2〕通俗小说会探讨这样的“现代事实”:浪漫婚恋如何明明白白沦为一种生存手段,从经济的一面来解剖“言情”,是予且提高此类小说现代品质最鲜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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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379 予且的意义还在于他的新文学式的通俗写法。他的小说接近西洋型,是把昨天的纯文学创新成分迅速转化为大众的成分。如《埋情记》、《追无记》把心理分析方法化解得连市民读者也能读懂;《女校长》将侦探推理的结构纳入恋爱小说也够新奇刺激。在叙事方面,他注意的是流通所必备的顺畅,就不过快地吸收复杂的叙述方法了。反而是保留了一套市民熟悉的插笔、闲笔,节外生枝,制造噱头等调节讲述速度、起伏的办法。他追求趣味,包括巧思、世俗性、喜剧感等。他说过:“我的文章也要用笑脸写出来,方才有趣味。趣味便是文章的灵魂。”〔3〕趣味本来属于作品的情调,通俗作家从文学的娱乐功能出发,把情调提高到意义的层次,“情致”即市民的生活哲学。就这样,予且的市民风情叙述系列,标示出40年代通俗文学的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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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381 与言情小说比较,40年代武侠通俗小说的现代进程更其明显,这就是“北派武侠”令人瞩目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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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383 现在一般通行“北派四大家”或“北派五大家”的说法,是指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王度庐四人,再加上朱贞木成为五人。以上几人所代表的武侠小说成就,之所以说更具现代性,主要是指他们对“侠”的精神(此为“武”的灵魂),更进行了现代的阐释:第一,表现武侠社会在现代社会的困境。在抗战时期的言情小说中,侠义世界仿佛能补现实世界的不足,侠的民族主义精神提升了,但在真正展示侠义世界的武侠小说里反倒似乎证明了理想的江湖社会已不复存在,它处处显露缺失。现代社会的英雄气质日益减弱,独往独来的游侠陷入越来越孤独的境地(其道德精神仍有在中国文化中得到某种继承的可能,是另外一回事);第二,以侠的世界来批判现实,更向深层延伸,除了揭露现实,还增强了隐喻的性质;第三,以侠的人格、生命境界的开拓,来肯定现代人的抗争、搏战、反省、进取,肯定现代的人道主义思想,肯定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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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385 还珠楼主(李寿民)一共写有近四十部武侠小说,后期的作品,尤其是这时期一直续写下去的《蜀山剑侠传》,热情洋溢,驰骋奇想,集通俗文学之大成,发扬中国文化的绚丽多彩于武侠的世界,特别是将“侠”的精神提高到现代人的生命境界来表现,体现了上列内容,已在第十五章论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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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387 白羽(1899—1966年)的成就主要是社会武侠小说。他本名宫竹心。“五四”时期结识鲁迅、周作人兄弟,受新文艺的影响很深,因此他的通俗作品的新文学性特别强烈,表现为按现实规律来描摹世态,武侠都是于现实社会的背景下活动的。1927年在《世界日报》连载其武侠处女作《青衫豪侠》。到1938年发表《十二金钱镖》(开头一回半是邀郑证因代写的),始成名。以后著名的武侠小说还有《联镳记》、《武林争雄记》、《偷拳》等。白羽接受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的影响,他一生经历坎坷,便借武侠的故事来宣泄他对社会、人生的真实体验。他的侠客都是现实社会中极平常的人物,不是包打天下的英雄,他也不把武侠世界理想化,在叙写镖客拳师的英武、敬业、诚信的同时,也写他们现实处境的可怜可笑可悲的地方。《十二金钱镖》、《联镳记》里都有镖行武夫在官府面前忍气吞声的描写。镖局失事,镖头身亡,而平日害怕强盗的缉私营巡船却耀武扬威地将镖船随意杀伤骚扰一顿,反要镖行感恩戴德,这种近乎反讽的场面,衬托了社会的黑暗,也显示了武侠在近现代的真实地位。再如侠义讲究宽厚仁德,讲恕道,不赶尽杀绝,但是在现实社会中,这种正宗的侠义精神的境遇如何呢?《联镳记》写大侠林廷扬因宽恕败者,反被对方突然袭击而亡的情景是撼动人心的。一般武侠小说极少这样处置中心的人物,而白羽的写法正是要突出他表达武侠思想与现实社会矛盾的题旨。这不是对“侠”的全盘否定,而是对“侠”的现代思索。因为只要将“侠”置入现代社会实际生活之中,他的局限是分明的。这个意义上,《偷拳》是白羽更重要的作品。它一方面通过杨露蝉三年假装哑丐,受尽磨难,自投太极陈门下偷学无极拳,表现“侠”的卓绝不拔、忍辱负重的精神,一方面写杨露蝉五年被太极陈拒之门外,偷拳前到处拜师,遇到了多少“伪侠”。由此批判了武侠世界名不副实的一面。杨露蝉满师时受太极陈庭训,太极陈居然一反平日的孤僻倨傲,告诫徒弟:“要虚心克己,勿骄勿狂。多访名师,印证所学;尊礼别派,免起纷争”,“千万不要挟技自秘”,“你不要学我”〔4〕。这种绝非平常的“反省”,既是批判武侠中的假冒伪劣,又充满了现代人的自尊自重,是白羽为武侠小说贯注的现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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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389 白羽是相当全面的一位武侠小说家。他于武侠中写社会、写情、写“武”的套路、写“侠”的思想境界,都有不同的成就。《武林争雄记》武师丁朝威的女儿丁云秀,及二徒弟袁振武、三徒弟俞剑平这三者之间的爱怨,由于师傅弃长择幼指定掌门人而激化,陡起风波,武与情是融和的(但与王度庐不同,以武为主)。《十二金钱镖》写“杨柳情丝”,尤其是女侠柳叶青的娇痴,都很动人。据说,白羽是“武林”一词的发明人,他在武术技击的创新描写上也有贡献。他运用传统术语、诗词典故、山水自然、动物象形、神话传说,来给各种掌法、兵器命名,增加了武侠世界的文学色彩,与还珠楼主、郑证因一起,为后来的新武侠小说命名武技大大开拓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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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391 郑证因(1900—1960年),在北派中所创的是技击武侠小说一路。他被称为真正懂得武术之人,曾在“北平国术馆”许禹生门下学太极拳,使九环大刀,公开表演献艺。白羽认为他通武术、工文章,两人相交为友,白羽《十二金钱镖》由郑证因开头,郑的初作《武林侠踪》请白羽校改,倒是文坛佳话。1941年《鹰爪王》于当时北方著名的画报《369》上连载,遂名声遐迩。后来有“鹰爪王系列”续作,总计有八十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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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393 郑证因擅长写天津黑社会内部的秘密、帮会的复杂仪式、争斗的场面,而完全不写侠情。武侠小说此时很少有不穿插侠情的了,也因此,郑的纯技击小说显得弥足珍贵。仅是拳法掌法,郑证因就创出绵掌、混元掌、排山掌、般禅掌、小天星掌力、龙形八掌、三阴绝户掌、鹰爪手、天罡手、黑煞手、金刚指等不下二十个种类;轻功有草上飞、追云赶月、飞鸟凌波、燕青十八翻、金鲤倒穿波、仙人换影等十数种。与还珠楼主想象型的武功相对,郑的武功描写则偏于写实,但达到艺术化的境地,是由实到虚。他的武侠小说阳刚之气颇盛,对以后的硬派武技描写发生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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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395 王度庐(1909—1977年)以悲情武侠著称,使得言情武侠小说旁支斜出又出现新的类型。从1938年后,他连续写下《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五部互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武侠小说,成为他的代表作品。王度庐写侠客柔情已经远超出争斗恩怨,五部小说共包括三个悲剧侠情故事:江小鹤(后称江南鹤)和阿鸾、李慕白和俞秀莲、罗小虎和玉娇龙的爱情纠葛。江南鹤为李慕白之师;李慕白、俞秀莲把杨豹偶得而引起江湖黑道追逐的大内宝珠追回,罗小虎即杨豹之兄;玉娇龙盗“九华秘籍”而为李慕白、俞秀莲围追:这样构成了所谓“鹤一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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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397 “鹤—铁系列”达到了通俗武侠文学写悲情的现代水平。鹤、鸾的悲剧是因“世仇”酿成,仅有阿鸾的祖父鲍昆仑杀了徒孙江小鹤的父亲,没有鲍因妻子淫乱产生的性变态心理和江的处处以复仇为重的偏激性格,也不会走向悲惨结局。这是命运和性格的双重悲剧。李、俞的悲剧是“义”的过分抬高对“情”的虐杀。李慕白因俞秀莲与孟思昭有婚约在前,而割断情丝;孟为成全李、俞而殉友,造成李、俞终身背上了十字架而无法冲破道德、心理障碍结合。李、俞结合的外在条件本已撤除,余下的纯是侠自身思想束缚的内在原因。王度庐的悲情武侠此时显示出它伸入人物内心的巨大魅力,“情”由伦理、道义的压抑,由侠的扩大的牺牲精神、孤寂感而遭粉碎,通俗小说的笔力达到一定的人性深度。至于罗、玉的悲剧先是因门户造成:玉娇龙为京城九门提督之女,罗小虎是沙漠大盗,于是一夜欢愉后终于分手。到后来,玉娇龙所生之子(韩铁芳)被人调换为女(春雪瓶),上一辈的情义演化为下一辈的情义,到韩铁芳千里寻亲,在荒漠分别遇到生身父母而不知,父母又辗转死在儿子的面前:人的心灵撕裂所造成的悲剧效果,友爱、情爱、亲子之爱所构成的人类的温情,使得通俗的武侠言情小说也进入“五四”以来的“人的文学”序列,小说获得了社会悲剧、命运悲剧、性格心理悲剧的综合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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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399 王度庐熟悉新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化思潮。他的武侠小说已以性格心理、性格动作为重心,作者叙述时且有主观情绪的投入。他对江湖恩怨也同白羽一样,能抱批评的态度,如《洛阳豪客》所写。《风尘四杰》富平民思想,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充满对天桥贫民的同情与赞扬,风俗描写逼真,通俗小说形式与纯文学作品的界线已很微小,是十分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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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401 北派五大家的最后一位是朱贞木,被认为是擅写奇情武侠小说的高手。情的观念虽比不上王度庐,但能开辟出诡奇的格调。代表作是《七杀碑》,并未写完,被誉为布局技高一等,笔法细腻,侠情兼长。《魔窟风云》、《罗刹夫人》以历史的“苗乱”为引子,铺写边地蛮荒的离奇恋情和侠事,幻想极其瑰丽。朱贞木有南派通俗小说的笔风,所创的类型丰富了武侠文学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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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403 武侠小说在40年代的繁荣及其现代性的增长,是通俗文学现代品质确立的最好说明。除了对“侠义”、“侠情”的现代理解,还应包括对章回体式的逐渐消解过程。这种消解,留下了“说书”传统仍然被市民接受的故事讲述模式,却将章回的格式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上了。就以章回小说的回目为例,王度庐的《洛阳豪客》是并不对称的双行标题,白羽的《偷拳》却一律是单行的八言题目,朱贞木的《罗刹夫人》则干脆采用与新文学一样的白话拟题方式。这还是属于表面的,内在的章回体的改造,主要是叙述人称的多变化,描写能力的加强和以人物为中心的结构形式的大量运用。这在武侠小说演进中似有超出言情小说,后来居上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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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405 此外,武侠小说始终浸润于中国民族文化的环境里面,是有根基的。它不像上世纪从国外传入的侦探小说,引进的年代很早(与近现代文学同步),而生长不易。中国本土作为侦探文学生长的文化条件不利,法制不全,科技滞后,作案与破案的现实手段低下,想象的翅膀怎样鼓动也究竟有限。三十多年的时间,主要还是程小青、孙了红这样几个作者在领衔写作。孙了红在抗战期间比前成熟,一是社会表现力增强,侦探的世界有所扩张,一是“侠盗”鲁平的“反侦探”形象有进一步发展,由盗匪气稍多到侠气占据上风。他的主要作品有《血纸人》、《一○二》、《三十三号屋》等。可见侦探小说还是要和武侠合体,也就是尽量地与中国文化合体,才有立足并发展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再来返观40年代武侠小说的繁盛,是具有深长文学史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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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407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170000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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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0410 三 解放区的文学通俗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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