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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哲学 [:1700014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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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日耳曼族和拉丁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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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尼德兰的人大多属于5世纪入侵罗马帝国的民族，那时他们第一次要求在拉丁族旁边有个安身之所。在某些地区，如高卢、西班牙、意大利，他们不过带来一些头领，在原有居民中添了些人口。而在其他地区，如英格兰、荷兰，他们打击、赶走原来的土著，取而代之。时至今日，那些土地的占据者血统依然纯正，或者几乎纯正。在整个中世纪，尼德兰都被称作下日耳曼，比利时和荷兰的语言算是德语中的方言，在全尼德兰地区是通行的土话，除却瓦隆地区在讲一种糟透了的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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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整个日耳曼族的共同点以及与拉丁民族的区别。身体方面，他们有着更白皙、更细嫩的肌肤；总体上讲，他们是蓝眼睛，而且常常是细瓷上的淡蓝色调，越靠近北方，颜色越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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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德·保罗·鲁本斯，《巴尔塔扎·热尔比耶爵士之妻德博拉·基普和她的孩子们》，约1629-1640年，画布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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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经常可以见到有些呆滞的眼睛。他们的头发呈亚麻般的浅黄色，小孩子的头发近乎白色，古罗马人起先还奇怪日耳曼的儿童怎会个个白发苍苍的。面部是动人的红色，在年轻姑娘脸上尤显细嫩，而小伙子的脸就似涂上了一层朱砂，有时甚至在老年人中间也能见到这种面色。然而，在劳苦阶层和老龄者当中，可以见到面部苍白者和色若甘蓝者，在荷兰则像奶酪颜色，那种发了霉的奶酪。他们身材通常高大、厚实，但显得粗笨、不雅。五官的线条也同样粗糙，在荷兰人脸上可见赘余的肌肉、突出的颧骨、夸张的下颌。总之，他们缺少可供雕塑的优雅和细腻。像图卢兹人和波尔多人那么标致的五官，在罗马、佛罗伦萨及周边随处可见的神采飞扬、英俊潇洒的面庞，在尼德兰却极其罕见，而多数是一张张线条夸张的脸孔，看似胡乱拼凑在一起的形体和色调，奇形怪状的赘肉，简直就像一幅幅天然的漫画。若把他们作为艺术品，那么活生生的形体只能证明，那必定出自比他们怪异笨拙的手更离奇、更疲弱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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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体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们比拉丁人更具兽性和粗野的需求，行动和精力似乎完全受着物质的支配。他们非常贪吃，近乎食肉的动物。拿一个英国人或一个荷兰人同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胃口相比，你们之中凡到过那里的人都会想起聚餐的饭桌上摆着多么丰盛的菜肴，伦敦、鹿特丹或安特卫普省的一个居民一天好几顿不声不响地吃下去多少食物，特别是肉食。英国小说里的人物总是在用餐，最多愁善感的女主角到了第三卷的末尾已经喝过无数杯茶，享用了数不清的涂了黄油的松饼、鸡块儿和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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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是个原因，北部的大雾使他们不能像拉丁人那样靠着一碗汤、一块涂了蒜泥的面包，或者一盘子空心粉就得以存活。同样的原因，日耳曼人喜欢有劲的酒水。塔西陀对此有过评述，我将在后面多次引述一位16世纪的目击者——卢多维科·圭卡迪尼的记载。他讲到比利时人和荷兰人时说：“几乎所有人都嗜酒成性，每个夜晚，甚至连白天也狂饮无度。”现在在美洲、欧洲及许多日耳曼族国家，酗酒成了殃及全国的祸害，自杀和精神疾患多半是由酗酒造成的，甚至在那些有思想和背景良好的人中间，酒瘾也很大。在德国和英国，一个有教养的人并不因为在餐桌上现出醉态而觉得有失体统，偶尔还可能喝得酩酊大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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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我国这要受到指责，在意大利是极不光彩的事情。上个世纪的西班牙，被人称为酒鬼简直是个莫大的侮辱，光决斗不足以雪耻，常常要动刀子拼命。在日耳曼国家绝无这种情形，那里有数不清的酿酒厂和各种烈性酒、啤酒的零售商店，以满足大众的口味。随便走进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酒铺，就可以看到里面摆满擦拭一新的酒桶。一杯又一杯白色的、黄色的、绿色的、棕色的白兰地被酒客们灌进肚里，还要放进胡椒和辣子增加劲头。如果你晚上九点走进布鲁塞尔的一家酒馆，只见黑漆漆的木桌周围，卖螃蟹的、卖咸面包的、卖煮鸡蛋的小贩在穿来绕去；客人们都静静地坐在那里，自斟自饮，有时是结伴而来，但通常是安静地抽着烟，吃着东西，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啤酒，偶尔来上一盅烈酒暖暖身子。那种对着充足的肉食独自畅饮时的酒酣耳热的感觉，那种丰富的食物和着大量的酒水进入肠胃充实和滋养身体，浑身都为之舒服畅快的感觉，相信诸位完全能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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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荷尔拜因，《丹麦的克里斯蒂娜》，约1538年，木板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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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外表还有一点尤其让南方人觉得别扭，就是感觉和行动迟钝笨拙。一个在阿姆斯特丹做雨伞生意的图卢兹人，一听见我讲的是法语，几乎扑进我怀里，约有一刻钟的时间我都在听他诉苦。对他这种生性活泼的人来讲，这个国家的人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按他的话说：“他们僵硬、严肃，全无感情和知觉，迟钝乏味得像块木头，十足的木头！”的确，这种张狂的爱唠叨的个性与当地人形成反差。当你与对方谈话的时候，他们似乎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或者需要些时间才能做出表情。画店的管事、人家的仆役，总要呆呆地立在那里，盯上你几分钟才可开口作答。在咖啡馆里、在火车上，他们那种消沉的情绪十分明显。他们不像我们需要来回走动，与人交谈，他们可以一连几个小时静静地坐在原地，吸着烟斗兀自沉思。在阿姆斯特丹的晚会上，女士们个个打扮得珠光宝气，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活像个雕塑。在比利时、德国和英国，乡下人的脸看上去都是木讷呆板、毫无生气。一位从柏林回来的朋友对我讲道：“那里人的眼睛全都直勾勾的。”即便年轻的姑娘，也显得缟素而困顿。很多次当我放慢脚步想观赏一下橱窗里面那红艳、恬静、纯净的面庞时，可眼前俨然一位中世纪的玛利亚在做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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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法国和意大利，情形正好相反。女工们眼波流动，在没有更好的谈话对象时，她们的目光仿佛能跟椅子进行交流。南方人一想到什么，动作手势就能马上跟上。在日耳曼人身上，感情和表情的表达渠道似乎被阻断了。微妙的心理、冲动的情绪、顺畅的动作，在他们简直是不可能的。一个南部人总会埋怨他们动作拙笨、不够灵敏，在大革命和帝政时期，法国人对这点早就料到了。在梳妆打扮和举止风度方面，若以中等阶级和下层人士为例，我们便有了最能说明问题的指标。用罗马、波沦亚（注：意大利北部城市）、图卢兹、巴黎的女工与在星期天汉普顿广场上见到的女人们比较一下，你们会发现她们真像动作机械的玩偶，裹在蓝色披肩里的身体显得那么僵硬。刺眼的绸缎、金光闪闪的腰带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修饰，无不透出一股俗艳的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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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两个节日，一个在阿姆斯特丹，弗里斯兰省有钱的乡下妇女都赶了来，头上扣着中间凹陷的帽子，走起来一颤一颤的，活像顶着一辆布蓬车；在两鬓和额头分别贴着两片金箔和一块螺旋形的金饰，衬着一张张苍白而走形的脸孔。另外一次是在德国的弗雷堡，乡下妇女们两腿木然地站在地上，茫然地盯着我们看。她们穿着大红大紫，黑一块、绿一块的裙子，僵直的裙褶，简直与哥特式雕像上面的差不多；上身的衣服把前胸后背弄得鼓鼓囊囊的，肥大的衣袖松松垮垮，束腰的带子几乎系到了胳肢窝底下；枯黄的头发被拧成绳套形状，向着顶心盘拢，被金银线编织的发网罩住，再戴一顶男式帽子，而这帽子宛若橘皮色的烟斗。经过这番奇形怪状的装扮，身体犹如被镰刀修整过，让人怎么看都觉得像一支画了油彩的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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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比起其他民族来，这个种族的人要沉闷、粗糙许多。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人，是那么和颜悦色，头脑敏捷，天生善于表达、交谈和做手势，无需努力就能具备品位和优雅。像12世纪的普罗旺斯人和14世纪的佛罗伦萨人，稍经努力就变得有教养、有文化、有水准了。相形之下，我们会认为日耳曼族较为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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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绝不应该被第一印象所局限，那只显示了事物的一个方面，还有其他方面与此相关联，正如有暗影就有光明。拉丁民族天生的细腻和早熟引发了许多不良的后果，使得他们渴望官能上的愉悦，十分讲求舒服；无论是粗野的，还是文雅的，总归需要各种各样的大量的享乐，要有风趣的交谈、宜人的礼貌、虚荣的满足；要有肉欲的情爱、奇特而意外的欢喜、形式与措辞均讲求对称与和谐。他们很容易发展成修辞学家、附庸风雅者、享乐主义者、肉欲主义者、放荡不羁者、献媚调情的高手。正是这些邪气使他们的文明走向腐化和末路，你们已经知道古罗马和古希腊的衰退，还有12世纪的普罗旺斯、16世纪的意大利、17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的法兰西，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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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性情很快得到了教养，也很快变得微妙起来，贪图剧烈的感觉刺激，不以适度为宜。好比吃惯了橘子的人，把萝卜和甘蓝扔到一旁，但正是萝卜、甘蓝及其他清淡的菜蔬构成我们平常的饮食。意大利的一位贵妇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会说：“可惜，吃这东西没有罪过。”法国的贵族老爷在评价一个能言善辩的滑头时这样讲：“这个坏家伙，有人会喜欢他吗？”——另一方面，感觉力很强，动作十分迅捷，这使他们往往逞一时之兴。危急时刻，兴奋得太快、太猛烈，以至于把责任和道理全抛到了脑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会动起刀子，在法国会掏出手枪。到了节骨眼上，他们不大可能做到等待时机、约束自我、保持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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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生活之道在于耐得住性子、受得了苦差；坏了再造，从头开始；坚持下去，不要让一阵阵的怒火把你日常的努力毁掉，也不要随着漫无边际的幻想改变了努力的方向。的确，倘若把他们的性情能力与生活常态做个比较，人生就显得过于机械、过于严酷、过于单调，而他们又太活跃、太细巧、太聪明。每过去几个世纪，这种不协调就会由他们的文化中显露出来。他们的欲求很多，可做法不够妥当，连本该得到的东西也没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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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关于拉丁民族那些幸运的天赋、黑暗的一面、不良的倾向，就谈到这里，我们再来设想一下身材高大的日耳曼人以他善于条理的、健全的头脑达成了怎样的效果。对于形象感不强烈的日耳曼人，镇定、好思索便成了他的风格；对快感的要求不高，使他能够不厌其烦地去做并不惬意的事情；由于感觉比较迟钝，他更喜欢深度钻研，不太在乎形式，重实质，轻外表；他不容易冲动，也就很少失去耐性，很少疯狂发作；做事有条理性，使他能够持之以恒去完成旷日持久的事业。总之，在他身上，外部的诱惑较少，内部的暴躁也少见，所以清醒的认识掌握着一切，理智更好地控制着内心的反抗与外在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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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戈萨尔特，《商人肖像》，1530年，画布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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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考究一下今日和历史上的日耳曼民族，他们真是世界上最能干的人。在思想方面，更没有可比拟者。论到学识的渊博、深奥的哲理、最晦涩的语言研究、鸿篇巨著和辞典那样浩繁的编纂工程、实验室里的埋头钻研，总而言之，一切学问中，凡必须孜孜以求、作足准备工作的研究，都是他们的用武之地。他们以值得称颂的牺牲精神为人类踏入现代文明的殿堂，把一切绊脚石都踢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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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建设上，英国、美国、荷兰作出了同等的贡献。这里，我举一个英国织布工或者裁剪工的例子。他简直是一部运转良好的机器，周而复始地投入工作而毫不松懈，每天干到十个钟点还和第一个小时一样。假使他的工厂里有几个法国工人，对比会很明显：这几个人适应不了这种千篇一律的机械劳作，很快就会疲惫和不专心了。因此他们一天做出的活儿不会多，纺不出一千八百个纱锭，只能纺一千二百个。越往南方走，那里的劳动能力越低。一个普罗旺斯人，一个意大利人，需要闲聊、唱歌、跳舞，他们甘于懒散，得过且过，穿着开了线的衣服也无所谓。在那儿，好逸恶劳好像是自然的、体面的。为了顾全面子，为了贵族式的懒人的生活，他们清闲度日，但在近两百年间，这种矫情成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祸害。与其相反的是，同时期的佛兰德斯人、荷兰人、英国人、德国人，在为创造出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而感到光荣。平常人逃避劳苦的本性，使文化人自认为有别于手艺人的幼稚的虚荣，在日耳曼人清醒的头脑和清晰的理智面前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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