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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 第三节 法国社会年鉴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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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是由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开创的，学派之名得自涂尔干于1898年创立的《社会学年鉴》，代表人物有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列维-布留尔（Levy-Bruhl，1857-1939）、葛兰言等人。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社会事实”，强调对社会整体的研究，并提出了社会组成部分对于整体的“功能”问题。其观点对以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英国结构-功能主义以及列维－斯特劳斯代表的结构主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涂尔干对人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宗教领域，他的《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被视为不朽之作，对艺术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本节我们主要选取涂尔干的学生、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的《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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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葛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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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1884年生于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小镇，1904年考入作为法国学术殿堂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主修历史。在此，他成了涂尔干的得意门生，并深受莫斯的影响。毕业以后，他转而师从著名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160]学习汉学，并于1911年到北京留学两年。1913年回法国，继沙畹之位，成为高等研究院东方宗教研究所所长，后转任东方学院教授。1920年，葛兰言以两篇学位论文获得了巴黎大学文学院的博士学位，它们是《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Fetes e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和《中国古代的婚姻形式和亲属关系》（Polygynie sororale et sororatdans la Chine Feodale）。两本书均以《诗经》为研究中心，前者研究了《诗经》中的情歌以及中国古代的原始宗教思想，我们在后文还要详论这部著作，后者研究了《诗经》时代“媵”的婚姻制度。葛兰言的汉学著作还有：《中国人的宗教》（La Religion des Chinois）（1922）；《古代中国的舞蹈与传说》（Danses et Le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1926），这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神话和传说问题的专著；《中国文明》（La Pensee Chinoise：vie Publique et la vie Privee）（1929），该书分为两部，第一部为中国政治史，第二部为中国社会史。葛兰言在书中以封建家族制度为核心，对中国古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队、都城等方面的表现进行了较为透彻的研究和分析；《中国人的思想》（La pensée chinoise）（1944）等。这些著作成就了他作为著名汉学家的声名。《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更是使他获得了作为法国汉学研究最高荣誉的儒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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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葛兰言之前，法国汉学派的开创者雷牟萨（Abel Rmusat，1788-1832）与儒莲（Stanislsa Julien，1799-1873）用的是语文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籍。及至沙畹，他一方面吸收了语文学派的特长，另一方面更对近代史学的新方法兼容并蓄。“他深感到中国文化须与中国实际社会相接触，须能利用中国近代学者的研究结果以作参考，并须视中国文化为一活的文化，而非一死的文化，然后中国学方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因此，他的研究对象乃是整个的中国文化，与整个活动的中国社会。而他的研究方法，亦是最精确与最进步的历史学的方法。”[161]沙畹的研究思路对葛兰言影响很深。另外，涂尔干与莫斯的社会学方法更是对葛兰言发生了莫大的影响，他们主张以社会事实为出发点研究社会现象，避免对其进行心理的或道德的解释。葛兰言综合二者的影响，开创了用社会分析方法研究古代中国社会的思路，“葛兰言研究方法的突出特点就是对社会的整体把握”[162]，这种研究方法受到了一致的肯定。杨堃先生称葛兰言是“法国现代社会学派内的一位大师，西洋中国学派内一个新的学派之开创者”[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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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看葛兰言的《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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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经》的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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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古代典籍之一，传为孔子所编，被列为儒家“五经”之首。孔子对《诗经》的智识意义与教化功能做了充分肯定，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他从道德层面如是评价《诗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论语·为政》）意指《诗经》所体现出的思想纯正而不歪邪，符合儒家的政治道德标准。历代解经家亦多从道德层面对《诗经》进行解读，更比附以史实。正如葛兰言所说：“《诗经》中几乎所有的诗歌在《左传》中都有翻版，反过来，几乎所有的诗歌都能用《左传》中的事件来解释。”[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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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言对中国古人的解经法有着透彻的理解，在他看来，以毛苌注本即《毛诗序》为代表的《诗经》解释，始终具有历史的、道德的和象征的特点。葛兰言进一步指出，这种象征的解释法在汉代被普遍接受，从而使得《诗经》的教化价值得到进一步强化。中国人学习《诗经》，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自然的历史或民族的过去，也是为了理解王国的政治史，而且这种对政治史的理解要胜于从编年史获得的理解，因为“从象征形式中不但可以发现事实，同时也可以发现褒贬观念”[165]。比如，臣子可以征引《诗经》中的诗句，对君主进行讽喻式的劝谏。儒家为《诗经》所确立的道德教化意义，成为历代解经的主流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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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言之前的西方学者，基本是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解读《诗经》。法国汉学家顾赛芬[166]和英国汉学家理雅各[167]都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注家过于注重《诗经》的道德教化功能的缺陷，他们对《诗经》进行了翻译与评注。翟理斯[168]和葛鲁博[169]在其汉学著作中，论述了诗歌的简约之美或诗学魅力，他们还挑选了若干诗歌进行翻译。不过，葛兰言对他们的译著的评价并不高，他认为他们的翻译无法做到精确无误，减损了原诗的价值或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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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言所做的解读，是超越中国古人的象征主义解释以及西方学者的简单的文学解释，去发现诗歌的原初含义。他所使用的方法基于这样的观念：“在细节上，注释者的训诂学是独立于他们的道德原理的。”[170]简单说来，他的方法就是在具体诗句的解读中，一方面依靠古代注释家的解释，另一方面又跳出其对原诗所作的象征主义的和道德主义的理解，直达诗的本义。他举了《诗经·周南》中的《桃夭》和《诗经·桧风》中的《隰有苌楚》两诗为例，展示他的解诗方式。他首先依据历代注释家的注释，对两诗的词句进行了注解，并指出《桃天》的主题为“植物的生长”，它是一首结婚歌，“因为结婚的观念是和植物生长的观念尤其是和小桃树茁壮成长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171]。《隰有苌楚》的主题为“植物生长以及山谷中的邂逅”，是一首订婚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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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了阅读《诗经》尤其是《国风》所遵循的16条规则，简述如下：（1）无须关注经典的解释及其各种残留变体。（2）忽略那些彰善诗歌与瘅恶诗歌之间的公认差别。（3）对《国风》前两部分与其他部分之间不作区分。（4）摒弃所有象征解释或暗示诗人“微言大义”的解释。（5）仔细收集所有可能有助于证明象征解释之正确性的有关历史或习俗的信息，但只能看作与象征解释毫不相干的资料。（6）要注意对词语或句法的注释，但要区分那些竭力追求训诂精确性的注释和那些仅被用于证明其理论解释之正确性的注释。（7）对诗歌的韵律给予最大关注。（8）与类似的诗歌进行比较，可以确定每首诗的含义。（9）要尽量以《诗经》解《诗经》。（10）有必要时，求助于包含着民俗事实的外在依据。（11）要注意到《诗经》中有一些晚期作品，或者经学者加工过的作品。（12）要注意到诗歌本身可能经过了重新的编辑加工。（13）后来的诗歌和原初主题所起源的事实之间没有任何关联。（14）某个特定的时候，某些主题甚至整首诗经过略微修改，就可以获得全新的仪式性运用或实践，这些运用和实践反过来又会赋予它们或多或少是新的价值观念或意义。（15）情歌及其主题尤其可能被赋予新的含义。（16）由于《诗经》中的人物关系具有模糊性，因此某个主题或某首诗即使没有经过重大修改，也可能会用作忠告或暗讽[172]。这些原则的核心就是要借助历代注释，同时又要摆脱其象征主义的干扰，从而达到理解诗歌本来含义的目的[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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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来，葛兰言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就是法国社会学派的实证法。基于此，他对文献的使用采取了双重的慎重态度，一是对于希望从中抽取事实的文献，先要作一番研究来断定这些文献的性质，这样才能明确事实具有的确切价值；二是在掌握了事实之后，避免到术语之外寻找任何解释事实的词[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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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经》中情歌的三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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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言最为关注的，是诗歌的主题。他选取了《诗经》中他认为最重要的70余首情歌，并按主题将其归为三类，分别是田园主题、乡村爱情和山川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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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田园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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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题包括了《小雅·隰桑》、《陈风·东门之杨》、《召南·摽有梅》在内的21首诗歌。为了增进对葛兰言解读方式的认识，我们以《小雅·隰桑》为例，来看他的解读。兹征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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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隰桑有阿，山谷中的桑树啊——多么的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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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叶有难。它们的叶子，多么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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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既见君子，一见到我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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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乐如何？我是多么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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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隰桑有阿，山谷中的桑树啊——多么的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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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叶有沃。它们的叶子，多么的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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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既见君子，一见到我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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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云何不乐？啊！我怎么会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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