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018646 艺术人类学 [:1700016751]

1700018647 艺术人类学 第三节　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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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49 20世纪60年代，由列维－斯特劳斯所引领的结构主义取代了以萨特为中心的存在主义，很快流布欧美，波及到哲学、社会学、美学、心理学、考古学史学等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促进了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结构和方向的演变，成为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潮流。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使人类学在人文学界的地位取得了明显提高，亲历这个转变的布尔迪厄说：“结构主义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门社会科学第一次为自己赢得了尊敬，实际上是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学科。列维－斯特劳斯把他的科学命名为人类学，而不是人种学，这样，就把盎格鲁－撒克逊的意义同古老的德国哲学的意义结合在一起了，他使得通过借鉴索绪尔和语言学方面的成就而得以确立的人文科学而变得崇高了，而且成了一门一流的学科，甚至令哲学家都不得不对之刮目相看。”[123]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同样高度评价列维－斯特劳斯：“他使人类学得到一种理性的训练。他使人类学成为理论的、理性的、哲理的，他把人类学与世界的理性的总潮联系了起来，他使人类学脱离了手工艺的模式。他使人类学摆脱了经验论的数据集成式的事务，并且将法国的理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理性的特色引进了人类学。”[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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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51 一、列维－斯特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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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53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于1908年出生于比利时，父亲是位画家，外祖母的父亲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家，母亲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幼年时期，他酷爱音乐与绘画，时常驻足于卢浮宫和音乐厅，他爱好收藏，喜欢搜寻具有异国情调的物什。“他的环境所具有的小资产者和艺术之家的双重优势使他得以进入广阔的文化领域。”[125]1926年他进入索邦大学学习法学和哲学，同时积极参与社会主义运动，编辑《社会主义大学生》“书籍与杂志”栏目。1931年，他通过哲学教师资格会考，任职于郎德省的马尔桑岭中学。不过，仅仅一年的时间，他就厌倦了外省中学单调乏味的生活。同时，由于与社会主义小组成员的分歧越来越大，他又远离了政治。他偶然读到了罗伯特·罗维的《初民社会》，如获天启，他找到了人类学。“一边是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一边是地质学，民族学在两者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列维－斯特劳斯找到了一门科学，可以把他以往所有的兴趣爱好都结合起来。”[126]于是，他积极寻求进行人类学研究的机会。1934年秋季，机会终于眷顾于他，他申请到了巴西圣保罗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的职位。从此，列维－斯特劳斯跨入了人类学领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对巴西周边的印第安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田野考察，第一次考察的是巴拉圭边境的卡杜维欧印第安人和中央高地的博罗罗印第安人（1936年），两年之后又对南比夸拉人和图皮卡瓦伊布人进行了调查（1938年）。以这两次考察为素材，列维－斯特劳斯于1955年写出了让他声名大振的《忧郁的热带》。1939年，列维－斯特劳斯返回巴黎，不久“二战”爆发，身为犹太人的他，为了免遭迫害，逃亡纽约。在那里，他结识了布列东、杜尚等超现实主义明星，罗伯特·罗维、博厄斯、本尼迪克特等人类学巨擘，更重要的是，他结识了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后者使他接触到了结构语言学，并直接触发了他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思想。在纽约的几年时间里，他在纽约自由学校教书，还担任过驻美文化参赞一职。其间，他以在巴西的考察为基础，不间断地发表人类学的论文。他用了五年时间，于1947年完成了《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次年他返回巴黎，并以该论文申请到了索邦大学的博士学位。1958年，他将此前写成的多篇论文，分成“语言与亲属关系、社会组织、巫术与宗教、艺术、关于方法和教学的问题”五部分结集出版，即《结构人类学》（第一卷），此书奠定了他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基本思想。1964至1971年，他写出了皇皇四大卷的《神话学》（《生与熟》）［1964］、《从蜂蜜到烟灰》［1967］、《餐桌礼仪的起源》［1968］、《裸人》［1971］）。随着大量作品的出版，列维－斯特劳斯声望日隆，他于1959年入选法兰西学院，1973年成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2009年10月31日，一代人类学宗师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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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55 高寿的列维－斯特劳斯同样高产。他的著述，除了上面提及的几部，还包括：《种族与历史》（1952）、《图腾制度》（1962）、《野性的思维》（1962）、《原始人的心智》（1962）、《结构人类学》（第二卷）（1973）、《面具之道》（1975）、《遥远的目光》（1983）、《人类学讲演集》（1984）、《嫉妒的制陶女》（1985）、《远近的回想》（1988）、《象征及其复制》（1989）、《猞猁的故事》（1991）、《看、听、读》（199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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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57 正如贝尔特所说：“我们正在与一个充满想象力、有艺术家气质的人物打交道，他表达出关于世界的直觉，而不是考察它们的有效性。”[127]作为一名酷爱艺术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其著作中对艺术多有论述，《结构人类学》中专列“艺术”一章，对亚洲和美洲艺术中的裂分表现法进行结构主义的探讨。《看、听、读》一书则是针对西方文明中的绘画、音乐等艺术作品所进行的审美鉴赏与阐释。下面我们先来了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思想来源，然后再分析他的艺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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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59 （一）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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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61 1．地质学、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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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63 列维－斯特劳斯曾将地质学、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称作他早年的“三个情人”。他少时即喜欢长途跋涉，游览野外风光，并因此迷恋上了地质学。他发现大自然从来不是含混一片，植物并非胡乱地生长，它们的存在取决于土壤的成分和历史。他不盲从偏信，努力在表征的背后寻找土壤和土壤之下的真实形态与历史。中学时，他接触到了弗洛伊德的作品，尤其是《精神分析导论》和《梦的解析》更让他沉迷。“这如同一次顿悟。弗洛伊德对人类的揭示可以比拟为地质学对于地球的揭示。无意识就是我们的地下世界。”[128]弗洛伊德的著作使列维－斯特劳斯认识到，“正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最情绪性的行为，最不合理性的过程，还有那些所谓前逻辑的表现等等，才是最富有意义的。”[129]列维－斯特劳斯17岁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年轻的比利时社会主义者，此人把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了列维－斯特劳斯，并积极地引导他进行阅读和思考。列维－斯特劳斯立刻被马克思所吸引，除了参加过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政治活动，马克思更给他方法论上的启示，在他看来，马克思不是从事实出发理解社会，而是建立起一个模式，由此出发对事实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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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65 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他的“三个情人”存在着共通性。“我开始熟悉弗洛伊德的理论时，很自然地把他的理论看做是将地质学所代表的方法应用到个人上。”[130]而马克思主义又把弗洛伊德在个人层面上的分析搬到了社会层面上，从表面的无序中寻找具有逻辑严密性的基础。它们都以直觉为核心，透过表面世界，发现现象背后的深层事实。无疑，这三门学科对他的结构主义理论具有重大影响，“他在马克思那里看到尚未定型的结构主义者，他不断地超出表层以探究经济结构。……弗洛伊德试图超出意识层面的范围，探究构成潜在基础的无意识结构和力量，以便提出对心理现象的科学说明。结构主义与精神分析的会合在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的分析中是显而易见的”[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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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67 基于上述观念，列维－斯特劳斯对古典进化论学派和传播学派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进化论或传播论所处理的都是人们有意识活动层面上的资料，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这些可观察到的文化现象不过是一些社会表象系统，都是人类无意识活动的外在表象，只有人的无意识活动中的规律才是系统而具有普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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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69 2．社会学与人类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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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71 应当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是在广泛吸收社会学与人类学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德国的巴斯蒂安和英国的弗雷泽早就注意到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结构与人类意识中心理共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弗雷泽在《图腾崇拜与外婚制》中说过一段话，对后来的结构主义发生了重要影响，他指出：“在属于同一个部落图腾下的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深信自己源自于相同的祖先并具有共同的血缘，他们之间由于一种共同的义务和对图腾的共同信仰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此，图腾观不但是一种宗教信仰，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结构。”[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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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73 此外，法国社会学派的涂尔干及其学生莫斯、葛兰言都对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思想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所谓社会事实就是独立于个人愿望和意向的现象，它是某种东西对个人进行强迫所产生的结果，个人在其中不过充当了演员的作用，一切行为只有在结构规范所构成的系统内才有意义。莫斯强调从整个社会结构去把握社会现象，他认为，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是因为有交往，而交往所依据的是对等性原则。原始社会中的交换是社会、宗教、法律、经济和道德的综合反映。他在《论礼物》一书中的婚姻交换理论更是直接影响了列维－斯特劳斯对亲属制度的研究，如罗达尼·尼达姆在涂尔干与莫斯合著的《原始分类》的英译本导言中所说：“一旦莫斯确立了交换的社会学意蕴，列维－斯特劳斯就能够在似乎最难利用这一观念的领域，即婚姻规则和‘乱伦’问题的领域，形成一个缜密的分析图式，这个图式不仅涵盖了交换的各种类型和模式，而且涵盖了这些类型和模式带有差异性的社会相关。”[133]葛兰言的《中国古代的婚姻形式和亲属关系》一书同样促发了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研究，他说，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一种对于社会现象的客观思考……我对亲属关系系统的所有思考都来源于此，以及那些在巴西搜集的这方面的材料早已向我提出的问题”[134]。葛兰言为他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取向，即如何利用考察中积累的大量材料，他表明，在那些数据中存在着一种组合，可以将其提取出来作为整体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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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75 “二战”期间赴美以后，他又广泛阅读了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克鲁伯、罗维等人的著作，取其长处，丰富了自己的研究，他曾指出在美国的那几年自己受益匪浅，并说真正地学习到了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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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77 3．结构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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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79 1915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去世两年之后，根据他在日内瓦大学的讲稿编辑而成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面世。正是这本书，引发了语言学的革命，并对结构主义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索绪尔的再传弟子本瓦尼斯特正是从这两方面对其祖师进行了评价：“其一，索绪尔在语言学领域发起方法革新，扫荡传统观念，一举扭转了历史比较法的颓势，从而为现代语言研究建立起新的科学基础；其二，索绪尔发现了作为语言基本特征的‘符号’概念，并将其‘成功植入现代西方哲学思想’。这一发现，极大丰富了文化研究的可能性，并为孕育中的西方人文科学，‘提供了重要参照模式’。”[135]因此之故，索绪尔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以及结构主义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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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8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核心思想，可以归结为四大法则（又称四项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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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83 （1）历时（Diachronic）与共时（Synchronic）。传统语言学将语言视为它的组成部分的总和，强调对语言的历时研究，即通过历史演绎，进行词源考证、语言进化、语系比较等方面的研究。索绪尔一反这种思路，将语言视为一个不受外界干扰与历史影响的独立系统。在他看来，语言是一个整体，其共时性大于历时性，它具有一种结构，在其中个别概念的意义依赖于它们在较大整体之中的关系。这种整体论的语言观超越了传统语言观的原子论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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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85 （2）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语言是构成使用基础的一套结构属性，言语则是我们在具体情景下所发出的话语。简而言之，语言是共同的、社会的经验，而言语是属于个人的。索绪尔指出，语言学应该研究语言，而不是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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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87 （3）能指与所指。索绪尔将语言视为符号，他认为每个符号都由能指与所指二个对立项组成。能指（Signifiant）是单词语音形式，所指是附着于它的概念。例如，当我们说出“毛笔”时，所发之音“毛笔”为能指，而作为书写工具的“毛笔”这一概念为所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联具有任意性。比如汉语中的“树”，英语称为“Tree”，法语称为“Arbor”，不同的语言中有着不同的称谓，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任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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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89 （4）系统差异决定语义。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差异系统，它建立在一系列语音差异和一系列概念差异的组合之上。单独的词语没有实在意义，只有将其放置于一系列关系组合（包括横组合和纵聚合）之中，才能产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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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91 1942年，列维－斯特劳斯在纽约邂逅雅各布森，雅各布森是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核心人物，深受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影响，在研究语言的深层结构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其核心思想是“区别性特征”和“语音学普遍性”的理论。列维－斯特劳斯正是通过雅各布森，认识了索绪尔的语言学以及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雅各布森把音素界定为处于一个系统中的要素，集中注意要素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具有一个最基本的类型，即二元对立的结构关系，如辅音与元音、尖重音与钝重音、浊音与清音等。雅各布森认为这一理论具有普遍适用性，可以应用于世界上的任何一种语言。列维－斯特劳斯接受了现代语言学的观点，并发展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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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93 简单说来，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是系统（system），它强调部分对系统的依赖性，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结构应该满足这样四个条件：“首先，一个结构表现出系统的特征。对于它的某一组成成分做出任何变动都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动。其次，任何一个模型都隶属于一组变化，其中每一种变化都对应于同类模型内的一个模型，以致所有这些变化加起来便构成一组模型。再次，上述特质使我们能够预见，当模型的某一成分被更改的时候，该模型会如何反应。最后，构拟一个模型应当使其运行能够解释全部被观察到的事实。”[136]这四个条件都强调部分与系统之间的关系，部分的变化会引起系统的变化。如果没有系统，部分就完全没有意义不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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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18695 列维－斯特劳斯将结构语言学分析方法应用到了人类学领域。他认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艺术和宗教），在内在性质上是与语言相同的[137]。他根据二元对立、倒置与置换来研究亲属制度与神话。再以他对生食和熟食的研究为例，列维－斯特劳斯从中发现了生与熟、自然与文化、常态与变态的二元对立。普通的生食没有经过任何转换，而烹调过的或腐烂的食物则经历了转换，其中又有不同，烹调过的食物是经由文化手段改变的，而腐烂的食物则是通过自然达成的。列维－斯特劳斯以著名的烹饪三角来表示这种关系[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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